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的效应感知研讨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的效应感知研讨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1研究区域概况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区位于恭城县南部的莲花镇红岩村，距恭城县城14.7km，总面积2.4km2。红岩村土壤以红壤、砖红壤为主，呈弱酸性，适宜种植柑桔、月柿等果树。是大桂林旅游圈唯一一个农民自己经营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红岩村已经发展为集生态农业、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农产品展销为一体的一流旅游景区。恭城县从2003年-2008年连续在红岩新村举办月柿节，促进了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果[1][2]。
2问卷设计及指标的测量
为全面了解红岩村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社会文化效应的感知，设计[5]-[16]包括6项一级指标，21项次级指标：社会进步（X1提高了本地的知名度；X2使本地妇女的地位提升；X3改善了居民的人际关系；X4使本地民风民俗发生改变；X5使本地道德水准下降；X6使本地犯罪和不良现象的增加）；文化价值观（X7促进了本地居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开放；X8改变了本地居民的就业观念；X9使本地居民婚姻观念和家庭关系受到冲击）；文化提升（X10丰富了本地居民的文化生活；X11提高居民学习外语的积极性；X12使居民对本地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加深；X13使本地居民的普通话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文化传承（X14使地方传统民俗文化得到挖掘和发展；X15使本地文物古迹得到保护和利用；X16使本地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庸俗化）；生活方式（X17使本地居民更加珍视和保护传统的生活方式；X18扰乱了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文化交流（X19居民文明礼仪程度和对陌生人的好客程度增加；X20提高了居民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接纳能力；X21促进了本地居民与旅游者之间的文化交流）。
在测定居民生态农业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时，采用李克特的5分制测量方法。3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社会文化效应的感知基本情况根据指标的含义特点，将其分为对生态农业旅游效应正面感知指标和负面感知指标。正面感知指标为“X1”“X2”“X3”“X7”“X8”“X10”“X11”“X12”“X13”“X14”“X15”“X17”“X19”“X20”“X21”15项。负面感知指标为“X4”“X5”“X6”“X9”“X16”“X18”6项。
3.1新村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社会文化效应的感知
新村居民受访者中，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效应正面感知的各指标均值从4.1059到4.5294，负面效应的各指标均值从1.6588到2.6000；正面感知的各指标标准差从0.5606到0.7692，负面感知的各指标标准差从0.7746到0.8796。从平均值和标准差这两项可以看出，新村居民对于生态农业旅游社会文化正面感知普遍较高，其差异性较低。对于生态农业旅游社会文化负面感知普遍较低，其差异性也较低。这些说明，新村居民普遍认为生态农业旅游的开展促进了当地社会文化进步。“提高了本地的知名度”这一指标的平均值（4.5294）和标准差（0.5894）均是这16个正面感知中最高的，这之后依次是“丰富了本地居民的文化生活”（4.5176），“居民文明礼仪程度和对陌生人的好客程度增加”（4.4588）。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效应正面感知的单项指标的赞成率较高的是“改变了本地居民的就业观念”（91.76%），“提高了本地的知名度”（92.94%），“提高了居民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接纳能力”（92.94%）。然而居民对于生态农业旅游效应负面感知的各指标的赞成率普遍较低（<4%）。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效应正面感知的各指标的反对率普遍较低，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效应正面感知的各指标的反对率主要分布在1.18%到7.06%之间。对于生态农业旅游效应负面感知的各指标的反对率基本超过了54%，特别是“扰乱了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反对率最高，达到了84.71%，这说明了新村居民“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生态农业旅游活动的开展使本地民风民俗发生改变和扰乱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3.2老村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社会文化效应的感知
在受访者中，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效应正面感知的各指标平均值从2.1754到3.7719，大部分在3左右；各指标的标准差从0.7438到1.1506，大部分在0.9左右。说明老村居民对于生态农业旅游社会文化正面感知比较分散，选项“无所谓”代表了大部分居民的心理。负面效应的各指标平均值从2.5789到3.4561，大部分也分布在3左右；各指标的标准差从0.7780到1.0649，大部分在1.0左右。说明老村居民对于生态农业旅游社会文化负面感知不太集中。“无所谓”选项也代表了大部分居民的心理。在受访者中，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效应正面感知的各题的赞成率普遍较低，只有“提高了本地的知名度”赞成率达到了61.40%，其他都在35%以下。“丰富了本地居民的文化生活（33.33%）”，“使居民对本地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加深（29.82%）”，“居民文明礼仪程度和对陌生人的好客程度增加（29.82%）”这三项得到了老村居民稍高的认可，其它各项老村居民的认同度很低。老村居民对于生态农业旅游效应负面感知的各题的赞成率普遍较高（>12%），特别是对于“使本地犯罪和不良现象的增加”反感程度是最高的。老村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效应正面感知的各题的反对率普遍较高，主要分布在21.05%到70.18%之间，其中“提高居民学习外语的积极性”是其反对率最高的，达到了70.18%，其次“依次是促进了本地居民与旅游者之间的文化交流（61.40%）”，“使地方传统民俗文化得到挖掘和发展（47.37%）”，“提高了居民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接纳能力（47.37%）”。这些数据说明，老村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开展的认可度不高，究其原因，他们年龄较大，或文化程度较低，几乎没有开展生态农业旅游活动，因此，对开展旅游比较淡漠，采取“无所谓”态度。
3.3新村与老村居民社会文化效应的感知对比
生态农业旅游的开展对红岩新村和老村居民社会文化影响不同，其认知程度也不同。新村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效应正面感知的各指标的赞成率很高，大于80%以上。负面感知的各指标赞成率很低，最高为11.76%，大部分为1%-3.5%之间。说明新村居民普遍认为生态农业旅游的开展促进了新村的社会文化进步，提高了本地的知名度，居民的文明礼仪程度和对陌生人的好客程度得到了增加，使居民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和开放，丰富了本地居民的文化生活，提升了妇女的地位等等。老村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效应正面感知的各指标的赞成率均低于新村，最高的“提高了本地的知名度”指标赞成率为61.4%，其他指标赞成率在35%以下。表明老村大部分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开展“提高了本地知名度”得到了认可；而其他指标，大部分人采取“无所谓”、“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态度。对生态农业旅游效应负面感知各项指标赞成率均高于新村，从12.28到47.37不等。从老村的赞成率和反对率数据看出，数据很分散，说明居民生态农业旅游效应感知在指标认知上还有较大的差别。
4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社会文化效应的感知分类
4.1旅游社会文化效应的感知分类
旅游业发展的利益和成本在旅游地居民中的分配是不均匀的。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会发生一定的分化。所以，居民对旅游感知是有差异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本研究采用聚类分析方法(相似性测度用欧氏平方距离；类与类之间的距离计算用组内平均联结法)揭示了居民对旅游效应的感知具有群体差异的特点。对于不同类别群体的特征见表1。
4.2红岩村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效应的感知分类
居民对旅游效应的感知差异可以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划分出对旅游发展持不同立场的群体，也即是将感知相近的居民划分为一类。本研究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法对21个感知指标进行快速聚类分析，将红岩村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社会文化效应的不同感知分为热爱者、现实主义者、谨慎的支持者、顾虑者和憎恨者等5类。
4.3红岩村居民的感知差异分析
不同类型居民的感知差异分布，可以从社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五个不同角度来分析居民的感知差异。
4.3.1不同社区居民的感知差异
在红岩村中，新村居民绝大多数是生态农业旅游的热爱者(89.41%)；现实主义者（4.71%）和谨慎支持者（5.88%）占了较少部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村中没有顾虑者和憎恨者。老村居民大部分是憎恨者（42.11%）和顾虑者（28.07％），人数最少的是现实主义者（8.77%）和热爱者（7.02%）。从社区这一角度的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新村居民对于生态农业旅游的支持和喜爱，相反老村居民中生态农业旅游有较多的反感和排斥。
4.3.2不同性别居民的感知差异
在红岩村中，多数的男性（60.00%）和女性（52.24%）都是生态农业旅游热爱者。这说明超过半数的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发展还是欢迎的。但是，男性憎恨者（17.33%）和女性憎恨者（16.42%）的人数相对于顾虑者、现实主义者和谨慎支持者而言都较高。说明性别对生态农业旅游对社会文化感知影响差异性不大。
4.3.3不同年龄居民的感知差异
在“15-24岁”、“24-44岁”、“45-64岁”和“65岁及以上”等四个不同年龄段中，居民中热爱者是占了绝大多数的。其中，在24-44岁这个年龄段中，生态农业旅游热爱者最多，达到了75.00%；在65岁及以上这个年龄段中，生态农业旅游热爱者最少，仅仅有28.57%。从这两个数据可以得出，作为社会中的先行者和改革者，24－4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较强；相反，在65岁及以上这个年龄段的人，往往思想较为保守，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较弱。从年龄这一角度可以看出，处于青壮年的居民，他们对生态农业旅游表现出更多热情。
4.3.4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感知差异
在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等四个不同文化程度中，随着文化程度的增加，热爱者的比例在不断的增高。说明学历越高的居民，对于生态农业旅游的支持程度是越大的。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居民，其对于生态农业旅游的支持程度是最大的，到达了70.00%，谨慎支持者有20%，憎恨者有10%，其它两类人的比率为0，而且仅仅该角度可以看出，这类型居民对于生态农业旅游的态度是鲜明的，没有现实主义者（中立者）。在学历最低的居民中，其憎恨者的比例是相对最高的，有349%。这一数据与生态农业旅游热爱者（38.24%）的人数相差不多。这也说明学历低的居民在接受生态农业旅游的认知态度上分歧较大。
4.3.5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居民的感知差异
收入水平一共有5个区间，收入最高的居民在热爱者中所占比例最大，达到85.19%，其次在20000-50000元这个区间中，居民在热爱者所占比例为77.55%，因此，在家庭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居民，他们对生态农业旅游的支持程度都超过了70%,可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对生态农业旅游的开展对社会文化效应认知较好。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居民对生态农业旅游的支持程度仅仅为18.18%，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顾虑者（36.36%）和憎恨者（36.36%）。从收入这一角度可以看出，通过生态农业旅游使得很大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从而也促进了当地社会文化的进步，他们成为支持生态农业旅游的主要力量。
5结论及成因分析
5.1结论
⑴新村居民对于生态农业旅游社会文化正面感知普遍较高新村居民普遍认为生态农业旅游的开展促进了当地社会文化进步。他们“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生态农业旅游活动的开展使本地民风民俗发生改变和扰乱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的这种说法。⑵老村居民普遍对生态农业旅游开展的感知不高，对开展旅游比较淡漠，多数采取“无所谓”态度。艾普[3]指出，原有学术研究缺乏关于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态度的理论解释，而社会交换理论则为更好地解释居民感知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指出，当居民与旅游业之间资源交换的程度很高而且处于平等位置，或者虽然不平等，但是倾向于居民一方，他们对旅游业则持积极支持态度；反之，如果资源交换虽然平等，但交换程度很低，或者是地位不平等，居民的态度则转为消极反对。⑶新村居民对于生态农业旅游的支持和喜爱，老村居民则对生态农业旅游开展有较多的反感和排斥，中青年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较强，基本上为生态农业旅游开展的热爱者，通过与旅游者的交流并从中获得了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食粮。旅游具有“经济的外壳和文化的内涵”，经济是一切感知的基础，通过生态农业旅游使富裕起来人们对社会文化的效应感知特强，从而也促进了当地社会文化的进步。
5.2红岩村居民感知差异的成因分析
从上面分析，热爱者（热情的支持者）和矛盾支持者的总和占全体村民调查人数总和的65.49%，而新村居民及老村居民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49%和21.06%，这说明新村大部分人对旅游还是持支持态度，而老村的支持者就少多了。顾虑者和憎恨者的总和占全体村民调查人数总和的28.17%，在新村中这个比例为0，在老村这两类人高达70.18%。红岩新村和老村居民在态度上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红岩村旅游发展的模式及红岩旅游涉及到的不同利益主体有关。
在红岩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可能是管理者、经营者以及目的地居民等。他们既是利益主体，也是构成社会环境的一部分，甚至是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旅游影响的承受者。究其深层次原因，在红岩村这样的生态农业旅游目的地中，“公权”与“私权”混杂，导致乡村旅游资源的产权属性是复杂的。其中，房产及家庭生活是私有产权，而乡村文化、当地整体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农业旅游品牌都是相关主体共同使用的公共产权，他们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用这些资源为自己服务，但都无权排斥其他成员行使同样权利。随着开发的深入，新村和老村村民个体利益之间，以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造成社会文化效应感知不同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