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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的乐器箜篌在古代乐舞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中国文献记载,箜篌分为卧箜篌(中国本土)、竖箜篌(外来乐器)两大类。卧箜篌在中国出现很早,在春秋战国时,南方的楚国即流传。①文献典籍中最初称之“坎侯”或“空侯”,是类似古代琴瑟类的乐器,因自身条件的缺陷到南北朝后逐渐消失。竖箜篌(本文在以下论述中称之“箜篌”)源于西亚两河流域地区,在西亚被称为竖琴?穴Harp,又译作“里拉” lyres?雪,途经中亚、印度,流播中国,为中西文化交流之产物。随着学术界近几十年来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人们对箜篌的形制以及何时传入中国等问题都有了重新的认识。关于此,前人论述较多。本文主要是利用文献及出土文物、壁画图像,讨论箜篌的源流,探索箜篌传入中国新疆地区的流播。
从人类社会艺术史上观察,公元前4000年后期,西亚两河流域(今伊拉克)就出现了弓形箜篌。随后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角形箜篌也随之出现在那一带。②所谓弓形箜篌和角形箜篌,是人们根据竖箜篌的功能和造型特点所分的两大类型。弓形箜篌,其形状是在某一侧间有一个长长的弓形梁,在弓形梁的下端部位上雕刻有一共鸣箱,上面蒙有一层皮膜,琴弦从共鸣箱木质底部引出连接到与皮膜接触的木琴马子上,每一根的另一端与弓形梁上的调音钮?穴中国古代称为“轸”?雪相接。琴弦的数目一般较少,通常少于10根,且容易断裂。角形箜篌,有一个长而大的共鸣箱,与较为平直的梁之间构成一个直角,琴弦的数目通常为23根左右,扩大了音域,实用性更为明显。弓形箜篌出现后衍生出很多不同形状的箜篌,并很快传播到邻近的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半岛、埃及等地。角形箜篌出现以后,弓形箜篌在近东地区有逐渐被角形箜篌所替代的趋势,但在中亚、印度和中国新疆仍然流行。
中国境内发现时代最早的箜篌,是1996年9月在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出土的两件角形箜篌和二号墓地出土的一件箜篌。前两件箜篌经测定,年代距今为2711±61年,初步推定为春秋战国时期?穴公元前770―前221年?雪;③后一件箜篌为春秋至西汉时期。这些箜篌基本形态一致,细微处稍有差别。前两件箜篌较为完整,琴身除琴弦和蒙皮毁损缺失,其余琴颈、琴杆、琴箱部分基本完好。一个稍大(见图一),整个琴体通长87.6厘米,宽(琴杆处)31.2厘米;一个稍小(见图二),琴体通长61.6厘米,宽(琴杆处)31厘米。音箱和琴颈部分使用当地整块胡杨木雕刻而成,有明显打磨后的光滑。音箱的外延残留有蒙皮的痕迹,琴杆材质为柽柳木,与琴体形成接近90度角形,琴杆稍向音箱方向倾斜,并有明显的系弦痕迹,与两河流域的角形箜篌相似。这两件箜篌结构、材质基本一致,除了大小不同外,主要区别还在于音箱的形状差异,大箜篌音箱大而深呈束腰状的长方形,小箜篌音箱小且窄呈梯形。④这两件箜篌的出土,证明了外来艺术本土化进程的事实,箜篌虽为外来器物,但材质却为当地出产胡杨木和柽柳木。制造者是外域来者还是本地工匠,这个问题很难说清,这种现象在艺术传播中亦非常复杂。
此外,在新疆吐鲁番洋海古墓中,还出土了两件角形箜篌(见图三),经测定,推断为公元5世纪上半叶。箜篌出土时基本保存完好,结构、材质、形状与且末扎滚鲁克箜篌大体相同,所不同为琴体底部有一个三角形发音孔,并蒙有琴皮,羊肠衣所制琴弦穿过琴皮,系于线轴之上。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底部蒙皮中间穿一根加工精致的柽柳木棒,并用几个木条等距横于柽柳木棒之中,使之成为十字形状,后分别引出用羊肠衣所制的琴弦。
上述约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及新疆吐鲁番洋海古墓出土的木质箜篌,正好填补了两河流域的箜篌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传入中亚地区的无实物及图像的空白。因为新疆地区事实上属广义的中亚地区。新疆地区的古代居民与欧亚草原北部的游牧民族塞种人?穴古波斯人称为“Saka”人,希腊文献称东斯基泰人?雪有紧密的关系,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他们皆为塞种人,⑤均起着联系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
到了公元前后,随着佛教信仰的日益兴盛以及丝绸之路的正式贯通,西亚波斯文化?穴又称为“伊兰文化”?雪和佛教发源地印度文化,更加迅猛地向东流播。“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在迦腻色迦统治时期?穴即在印度北部及阿姆河中游所建贵霜王朝?雪,佛教就已传播到了中亚,并开始向中国传播。”⑥源自于两河流域的箜篌,伴随着佛教的东传,首先在中国新疆地区?穴即狭义的西域地区?雪得到迅速的推广和使用,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在中亚丝绸之路沿途的石窟、寺院的造像和壁画中都可看到箜篌图像。
现存的新疆库车?穴古称“龟兹”?雪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吐鲁番的吐峪沟石窟等,都遗存有箜篌图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克孜尔石窟。此石窟大约始建于公元3世纪前,⑦在公元6世纪至7世纪达到最盛。保存较好的74个窟中,即有26个石窟群内绘有箜篌图像,⑧而箜篌图像中又以弓形箜篌最为多见,占其箜篌图像总量的十之近七。究其渊源,当与印度婆罗门教的主要拨弦乐器通过印度犍陀罗艺术伴随佛教传播有关。⑨在克孜尔以及周边众多石窟绘画中,弓形箜篌造型与印度、粟特大体相同,但仔细观察,却有差异。与上述印度婆罗门教主要拨弦乐器十分相近的弓形箜篌图像,则多见于4世纪前后这些石窟壁画的伎乐图中。
如克孜尔石窟第47窟,经测定其年代为公元4世纪初。在后室顶部伎乐天人供养群中有一身横抱弓形箜篌,做弹奏状的飞天形象(见图四),她怀抱与印度维那形状非常相似之器物,圆弧形的弓形体形状,弦数均不超过十根。稍有区别的是弓形体下半部皮腔形状音箱的差别,以及弓形个体的细小差异。印度维那在初入西域龟兹时体型较小,弧度不明显,在后期发展中箜篌弓体增大宽阔、富有张力。姚士宏先生亦指出,箜篌早期图像弓杆较粗,音箱较小,张弦较少,后期弓杆变长,底部音箱扩大,张弦增多。⑩皮囊体音箱宽阔的细微变化,弓形体流线形状的增强,明显溶入了龟兹土著风格,但弓体基本形态、演奏方法依旧保存。正如林谦三先生所描述:古之维那当时在弓的半部附贴着穿有响孔的皮槽,而张弦如竖琴的乐器,奏者挟抱皮槽于左肋,而右手执拨,以只手弹奏的。(11)
从克孜尔、赫色勒、库木吐拉石窟壁画观察,持琴于左肋为多,但也不乏挟抱于右肋;更有双手弹奏,例如在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发现的乐舞图壁画中箜篌乐伎用双手弹奏(见图五),张十一弦,其弓形箜篌形制与库车其他壁画中的形状略有不同,与印度的纳加尔朱纳贡达入睡的女琴师(见图六)似乎更为接近。这种皮囊腔发音结构的弓形箜篌为克孜尔石窟壁画乐器图像的典型代表,在随后西风东渐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变异,衍生出不同种类的乐器形态,可谓同根异枝。弓形箜篌造型几乎雷同的伎乐天人持箜篌图像,又见于同属龟兹的库木吐拉石窟第58窟和森木塞姆石窟第46窟等。
在6世纪之前,新疆地区的角形箜篌仅见零星个例。从石窟中的箜篌图像来看,库车的石窟中弓形箜篌较多,也有少部分角形箜篌。属于7世纪的克孜尔尕哈30窟后室顶壁上绘有手持乐器等物的八身飞天,下着锦裙,手执乐器、散香器皿凌空飞舞。其中有一手持箜篌的伎乐飞天,面部被划损,从壁画着色可知她上身,臂着帛带,下着飞边锦裙奏乐飞行(见图七)。她手持的箜篌和新疆且末、洋海墓地出土物非常相像,尤其与洋海墓地出土箜篌最为相近。琴体音箱自下而上平直尖锐,与下方横梁基本构成一个直角,下面横梁略有上翘。整个琴体棱角分明,依左肋,双手拨弹。这样的琴体构造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传入中国西域的箜篌结构基本一致,只是细微处略有差异。这种类型在克孜尔初期4―6世纪石窟壁画中时有发现。
克孜尔第8窟是一座中心柱窟,属于公元7世纪。后室设有佛涅台,已毁;后室顶部绘有伎乐飞天图(见图八)。伎乐天人共有五身,上面有两身,一身手持排箫,一身散花;下面三身,一身手持五弦琵琶,一身持竖笛吹奏,前面一身头戴宝冠,身着帔帛,手持角形箜篌,依右肋双手弹奏。最重要的是伎乐飞天手中的箜篌音箱体明显宽阔增大,线条不再坚挺平直、棱角分明,取而代之的是稍有弧形的流线型体,琴体外观大大改观,增加了极强的审美性。另外,音箱下方脚柱颇为明显,可以使增大的琴体保持平稳,不论是在外观还是功能都趋于完善。
1903年在新疆库车苏巴什佛教遗址还出土了一件7世纪木胎大舍利盒,盒身所饰的乐舞图像中,有一站立弹奏角形箜篌的乐人,箜篌置于腰间,双手弹奏。(12)另外,在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还发现一件约为6―7世纪弹角形箜篌的木制雕像(见图九),现存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木雕通高9.5厘米,箜篌雕有七根琴弦,宽阔而弯曲的共鸣箱与横梁形成直角形状,下方脚柱更为明显。(13)箜篌造型几乎雷同的壁画图像又见于同属于龟兹国、稍晚的库木吐拉石窟第58窟、第73窟。
在吐鲁番?穴古代高昌地区?雪及毗邻的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里“也在一定程度上流行角形竖琴?穴箜篌?雪,但并未完全排斥弓形竖琴。在整个和田地区?穴古称于阗?雪盛行角形竖琴,尽管周围地区弓形竖琴更占上风”。(14)这种分布情况,显示出中亚、中国、印度和西方之间音乐方面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即是说,这一时期中国新疆出现的角形箜篌深受中亚等地的影响;而盛行佛教的印度弓形箜篌则是影响新疆克孜尔等地弓形箜篌较多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公元5至8世纪古代文献中,记录了传入中国内地的中亚、印度和新疆地区的音乐,内中也提到了“竖箜篌”。如唐代杜佑撰《通典》卷一四六《乐六》、唐魏盏茸《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等,记录了传入内地的中亚河中地区的“安国乐”,印度的“天竺乐”,新疆地区的“高昌乐”、“疏勒乐”、“龟兹乐”等的乐器组成中,均有“竖箜篌”或“凤首箜篌”?穴仅见于“天竺乐”,系属弓形箜篌之一种?雪;甚至所记今朝鲜半岛的“高丽乐”中,也有“竖箜篌”或“凤首箜篌”。由此可见,在新疆各地区形成的各种音乐的乐器中,由中亚和印度传入的角形箜篌、弓形箜篌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公元750年开始,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新宗教伊斯兰教逐步向东北方向扩张,影响着中亚的许多地方,战争侵略、信仰对抗使中亚处于一场变革中。佛教、伊斯兰教这两大宗教在中亚广为传播,他们各自用不同的方式记载音乐。佛教主张形象地描述神圣和凡俗的生活,包括用音乐描述。而伊斯兰教则禁止用图画反应音乐场景,并怀疑音乐的价值,《古兰经》的权威们也直接谴责音乐,而仅仅用文字记载音乐。(15)因此,在伊斯兰教逐步漫延的千余年中,西域再也未见到箜篌的留影了。
①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②C.E.博斯沃思/M.S.阿西莫夫主编《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下),刘迎胜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版,第523页。
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第132页。
④同③,第114页。
⑤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227页。
⑥加文•汗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页。
⑦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第7、8期。
⑧王子初《且末扎滚鲁克箜篌的性质结构及其复原研究》,《文物》1999年第7期,第51页。
⑨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古老的乐器――箜篌》,《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
⑩姚士宏《克孜尔石窟探秘》,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
(11)林谦三《东亚乐器考》,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第215页。
(12)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229页。
(13)王子初、霍旭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14)同?于,第521、528页。
(15)同?于,第521页。
贾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西安美术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