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者之眼:摄影师詹姆斯·L·斯坦菲尔德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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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誉为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摄影精神的代表人物。因为外型与职业生涯都酷似电影《廊桥遗梦》中饰演《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的克林•伊斯伍德，因而被认为是原作小说作者罗伯特•金凯笔下的人物原型，成为传诵一时的影坛佳话。
个人简介
詹姆斯•L•斯坦菲尔德，美国国家地理协会著名摄影师，担任《国家地理》专职摄影师超过30年，为这本以顶尖摄影作品著称全球的杂志，拍摄65个选题，到达过120多个国家。他同时拥有神采飞扬的感染力和严谨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擅长拍摄规模浩大的“史诗型”选题，例如梵蒂冈、古罗马帝国、古希腊文明、成吉思汗、苏里曼大帝等等。他的摄影作品曾经为他赢得40个奖项与荣誉，包括4次白宫新闻摄影师协会的年度新闻摄影师及美国国家新闻摄影师协会的“约瑟夫•斯普拉格终身成就奖”。以再现历史的深邃思想以及高超的摄影功力而著称。
［摄影师自述］
开端：一个摄影世家的影响
我出生在美国威斯康辛的一个新闻摄影世家，父亲和他的3个兄弟在1920年的时候就进入了新闻摄影界，他们开始的时候还是用镁光粉闪光灯，直到使用最早期的35mm的徕卡相机。我父亲拍了很多著名人物的照片，对象横跨很多领域，包括政客、演员甚至黑帮老大。当年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很多都成为著名的摄影师，他们供职于《生活》杂志、《观望》杂志，当然也包括《国家地理》杂志。不可避免的，我会受父亲的影响，成为喜欢摄影的青年。这种工作所带来的多样性、不断的旅行和意外惊喜，引发了我的好奇心。当我跟随父亲的足迹成为一名摄影师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些忠告：你首先应该给一家报纸工作，但不应超过5年，学你能学到的任何东西，尤其是色彩。如果你真有本领的话，然后就该为一家杂志社工作。
在此之前我最喜欢的是画画，虽然画的不是很好，但很喜欢。我上了一所新闻摄影学校，拿到了艺术学士学位，后来参加了部队，在部队里继续受教育，再后来就为《密尔沃基日报》做摄影记者。我遵从父亲的忠告，为这家日报工作了5年零11天，然后就进了国家地理杂志社了。对我来说《国家地理》是一种魔术，它的工作目标非常独特。更重要的是在那里工作的同事们，不仅能力非常强，还有非凡的勇气、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无限的创造力。男摄影师和女摄影师工作都一样尽职、一样努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做的是一种非常有风度的工作。国家地理编辑部要求，摄影师回到这里时，所完成的工作必须是全世界最最好的。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个记录至今没有被打破，《国家地理》在这个领域仍旧是世界上最好的杂志。
我生活在一个黄金年代，一切都很顺利。当时惟一的困惑就是电影、电视会不会取代摄影，当然，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这份职业使我的生活非常愉快，平凡而刺激。在《国家地理》做摄影师就像一把双刃剑，我坐飞机摔下来过，被关过监狱，得过肝炎，但也有和教皇吃早餐这样的经历。我到过很多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看过很多奇异的东西，也试图把这些东西记录在胶卷上，这就是这么多年来我做的事情，也许可以感动一些人，让我们对世界多一些认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摄影给了我最大的回报，以至于从来没有感到过痛苦和迷茫，拍摄，是我永远的一种姿态。
转折点：一条河的完美故事
当我来到《国家地理》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对这个职业有多么不了解。我有过硬的技术和疯狂的热情，但这还不够，我缺乏的是对这个世界一种高层次、深刻的认识，艺术的修养也有些不足，我也没有做到一项工作没有尽善尽美就不会放弃。
我刚刚开始做的那些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去的地方没有那么多限制，任务也相对轻松，以至于我拍出挺好看的照片。我为编辑部记录的那些故事也都发表了，但没有太多人记住那时的工作。我那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接近我的拍摄对象，没有近到我能感受到拍摄对象的心跳和脉搏。《国家地理》强迫你成长，那儿的能人太多了，竞争非常激烈，你要么成长，要么被淘汰。
我还记得为杂志拍一条河的那次，拍了几个月我发现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回编辑部。我开始沿河和当地的居民一起生活。其中有一个矿工3年前因为井塌而受伤了，3年后我跟随他一起返回工作地点；我和渔夫一起打鱼；我和孤独的流浪者同行……终于，我在卡罗来纳州遇见了一名88岁的老人，他和女儿一起经营河边的农场，他有两头毛驴。他和我一起回忆起儿时的岁月，比如对当时拳击冠军的崇拜。后来他搭着一艘货轮到全世界去旅行，当他年纪大了的时候，他停在这条河边，成为了一名农民。我进入他的生活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陌生者，希望能够从他的生活中找到一些细节，为这条河增加故事。故事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我面前铺开了，非常完美。究其原因就是我和这个家庭之间建立了友谊和信任。我的照片可以开始讲一些故事了，照片中开始有更多的信息。编辑部开始给我更难的任务，派我去更复杂的地方，这让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些事情了，开始与别人不同了。
辉煌：一个宗教帝国的神秘心跳
在这之后挑战接踵而来。第一个故事是《金矿是一个永恒的宝藏》，我和一个很有名的作家皮特•万一起去当地旅行，我们和非常贫困的矿工一起生活了一个月，在地下1英里的地方，冒着40多度的温度和不可忍受的湿度拍到了精彩的片子；我还被派去到土耳其拜占庭去追寻基督教最开始的起源，那些僧侣仍旧生活在火山岩留下的尖顶洞窟里；在以色列世界三大宗教交汇，战争天天在发生……
最终，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能拍出更多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编辑部给了我这个任务，派我去拍摄梵蒂冈。当时我对梵蒂冈没有任何理解，不理解那里政府和宗教的关系，甚至这种宗教传承的过程都不很清楚。从一开始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要有耐心，这种耐心才是你能拍到别人拍不到东西的关键，可是我不知道需要多少耐心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任务。作为《国家地理》的摄影师，我们需要传达的是非常私人、非常主观的感觉，对于梵蒂冈这样庞大的机构，也需要传达出它人性一面的东西。
在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资料研究工作之后，我带上所有的器材，去了那里。
在不十分清楚该拍什么之前，我只有不停地拍照、拍照。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我没有错过一次每周做弥撒的机会，也没有错过一次教皇保罗和公众见面的机会。我给教皇的私人秘书写过很多次信，希望可以拍到教皇不为大众所见的私人生活，比如教皇的私人住所、私人电梯、私人小教堂，教皇每天早上6点和晚饭之前都会在那里做祷告。但是所有的请求都杳无音讯。几个月过后，我才发现自己的申请都被埋在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里面，我没有得到许诺，可是编辑部给我的截稿期都已经过了。我的朋友们给了我很多鼓励，他们说不能依靠官僚机构，应该自己想办法打开这扇门。于是我决定直接写一封信给教皇，告诉他自己这几个月拍摄了什么，有什么精彩之处，但还缺少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教皇本人的人性化形象，国家的元首、罗马的主教、和平的象征，在这所有的头衔背后，教皇仍然是一个人，而大众没有机会看到真正的教皇。随信我送上了自己拍摄的15张关于梵蒂冈的彩色大照片，给教皇看那些连他自己也不曾发现过的梵蒂冈生活细节，比如一个负责点灯火的小男孩在打电子游戏，一名修女在广场上狂欢，一只被卫队收养的猫在开教堂的门，以及前教皇衣橱成排的镶满丝绸和宝石的鞋子。我想让教皇直观地感受到我要拍摄的东西。
已经和我成为好朋友的梵蒂冈卫队队长，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教皇保罗。
于是，成了这件事情。36个小时不到，教皇就邀请我和他一起乘坐私人直升飞机去参观他的夏宫。
为了这个选题，在前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我反复回到那里，累计拍摄了一年，用掉了超过2000卷胶卷。是不是值得付出这些努力呢？是不是值得承担这些焦虑呢？我相信它确实值得。教皇保罗给了我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为宝贵的经历。
在2005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詹姆斯先生带着他最为满意的几十幅作品参加了展览，他这样描绘这张照片：“我拍摄成吉思汗的选题时，最大的困惑就是不能找到与当时年代相称的角色来拍摄，因为现代场景总是不适合表现历史题材。幸运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在传说中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巴岩奥玛村，我看到一群年轻的蒙古少年，他们在街上也许是彻头彻尾的顽童，但一到了寺庙中，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天使。这张照片就是天赐的礼物，这是我这辈子拍到的最喜欢的照片。”
［记者问答］
Q：您怎样拍摄到充满生命活力的人物照片？
A：人像是最具挑战性的摄影，同时它也是最能反映生活状态的摄影。还原对方真实的一面是件很难很难的事。我之所以能够拍到那些生动的人物画面，不因为我的职业身份，而是因为我走进了他们的生活，用我自然放松的表情，友善的眼神，对他们生活真正的关心，最终使他们忽视了我的身份和我的相机，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才是我真正开始拍摄照片的时候。我也许很快就能得到一张可以发表的照片，但更重要的是不能打扰到别人的生活。以信任和友谊为前提，我们才能得到充满自尊的脸部表情。
Q：您摄影生涯中的满足感来自哪里？
A：摄影当中最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对那些原本无法拍摄的对象，比如地点艰险，比如宗教原因不准许拍照的地方，但是当你用耐心、恒心，甚至是不断的研究，终归找到正确的方法拍到了想要的照片，那种回报也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作为一个摄影师，面对拍摄对象时，用全部身心去观察他们，用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敏感，全神贯注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拍摄对象，制造出最美好的影像，奉献给人类。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些照片时，能够感受到我当时感受到的情感，好像伸出手去就能抓回那个瞬间一样，和我一起欢笑或者一起悲伤。
Q：您的拍摄经验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A：对我而言，首先是真诚，其次是耐心。
关于真诚，尽管我不能说你的语言，但你能从我的眼神和表情上看出我的友善和真诚，你可以信任我。我必须绝对尊重我的对象，绝对真实地表现我的对象，否则照片就不能发表在我的杂志上。拍照最开始的15~20分钟，是最关键的，你观察拍摄对象，他也在观察你。他会看出你是否神经质，是否只会低头摆弄你的相机而不是真正关心他，那样的话，他会很快地判断出来你是个业余爱好者。我对自己的相机非常熟悉，使用它是一种本能，我会一直关注着我的拍摄对象，不管我在做什么，这就是摄影师的天性。
其次，就是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等待，耐心等待最佳的一瞬间。我拍摄过一张阿拉伯夫妇的照片。他们骑在骆驼上要赶回家去，我也骑在另一个骆驼上跟随着他们。那个妻子的脸上有很多美丽的纹刺，在5个小时当中我拍摄了很多张照片，但我知道没有一张是真正想要的。后来在一个瞬间，她突然将头靠在了前排丈夫的背上，闭上了眼睛，丈夫也察觉到了这个细微的变化，露出了含蓄的微笑。而我一直注视着这一切，还等什么，迅速按下快门。一秒钟的时间，她就睁开眼睛恢复了先前的姿态。阿拉伯人一向羞于表达亲昵感情，而我因为耐心得到了那张感人至深的照片。
Q：拍摄大型选题是您的长项，也是《国家地理》最为吸引人的特色，您能谈谈工作方式吗？
A：一个大型选题大约需要3个人的团队，摄影师、文字记者和编辑。3个人密切合作，才能把故事推向深入。我们会在拍照前做大量的案头准备工作，至少用3个月进行调研。比如《罗马帝国》这个选题，涉及13个国家，我初步选择10个有意思的看点，从书刊、文献上了解所有相关内容，熟悉当地风土民情，然后用6~7个月的时间拍摄这些照片，再花费3个月的时间编辑这些照片，讲出一个完整有吸引力的故事。这样的选题需要1000个左右的胶卷，可以拍摄成3个大故事，每个刊登出来会有30、40页那么长。如果在采访时遇到阻碍，会立刻拿出第二套方案，甚至第三套。很多现实情况和你在书上看到的都不一样，要有多手准备。
我和文字记者通常分开工作，常常是文字记者先完成采访，返回总部，而我则要花费3倍于文字记者的时间继续捕捉理想的图片。在路上的时候，我必须不断地拍照，然后把胶卷寄回编辑部，由责任编辑负责冲洗和挑选图片，在编辑没有明确告诉我已经拍到了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照片时，我是不会停止拍摄的。
大部分采访工作首先是和当地的政府打交道，和政府沟通的越好，我的工作开展起来就越顺利，成功的几率就越大。很多签证之类的文件也存在着有效期的问题。这些都会详细地罗列在团队的拍摄计划表上。
大部分情况下我会按照既定的工作日程推进，但有时会为了等待一张照片而停下来，只要那值得等待，就会推迟离开的时间。然后把下一个要去的地方“跳”过去，接着拍摄下一个地区或国家，最后再翻过来采访“跳”过去的地方。
Q：您使用什么样的器材？
A：我恐怕是使用器材比较多的摄影师了，完全根据现场需要，每次拍摄大选题时，我甚至会带上重达1500公斤的器材，包括各类相机、镜头、闪光灯、支架，有的几乎从用不上，但有的却可以在拍照时化腐朽为神奇。器材只是一种工具，重要的是你是否真正有想法。我有很多同事外出时只携带一两个顺手的相机，照样可以拍出动人的作品。
Q：走过了那么多地方，您最喜欢的国家是哪里？您会选择哪里长期居住？
A：对我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我在自己的国家里都没有居住过很长时间。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地方，那就是土耳其。我喜欢变化和挑战，哪里能够拍摄到好的照片，我就喜欢去哪里。如果拍摄中国，我就会很安心地在中国住下来，就像一辈子都打算住下去一样住着，直至拍摄工作完美地结束。然后，我就会赶赴下一个目的地。
Q：您还想做什么？
A：我已经到过世界各地那么多地方，还有什么地方想去呢？我想那就是到月亮上了。我说的是真话，当年著名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本来是要选一名记者作为第一个非专业人士登月的，国家地理编辑部打电话通知我，我将代表国家地理杂志社去参加登月行动。我马上就给妈妈打电话说：“妈妈，我在月亮上了!”后来，航天局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作为第一个登月的职业，女教师麦•考金登上了飞船。不幸的是，“挑战者”航天飞机在那次发射时爆炸了……虽然我侥幸躲过那次灾难，但到月亮上去看看仍是我的心愿。
Q：如果让你拍中国，你会选择什么主题？
A：我拍过长城、丝绸之路还有西安，如果给我一年的时间，我会拍摄一本有深度的书，不会只拍一个主题，会拍多样性的变化。我需要多样性，会拍摄所有的东西，房子、孩子、博物馆、日出、日落……为了保证没有视觉疲劳，我会不断地换拍摄方向，不会重复以前的采访方式，读者和我都需要新鲜的东西。
Q：您对年轻的摄影人有什么忠告？
A：你要时刻记住，你不仅仅是一名摄影师，你是个大使、是个记录员、是个科研工作者，所有这些都需要你有一颗非常好奇的心，也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当然，如果你能在大漠里面修好一辆“路虎”的话，也会有很大帮助。因为在路上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乐队，你需要做所有的事情。
我不是一个天才，做摄影师是否成功，取决于自己相信自己有多好，自己多么渴望把事情做好。到现在，人们喜欢我的照片，是因为我看世界的角度有一些不一样。我用心观察，全身心地感受，然后用万无一失的摄影技术把他们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