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十字街头》——知识青年的乐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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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西苓的《十字街头》是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倾向的杰出代表。影片中的情节设计、矛盾冲突都充分彰显了其脱胎于“影戏”的影像传统。影片中有关旧上海的浮光掠影,再现了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喜怒哀乐,由此延展出各色人物不同的人生历程。
关键词:《十字街头》;沈西苓;影戏;知识青年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129-01
在《神女》、《马路天使》各领的三十年代中国影坛,《十字街头》显然不是一部最杰出的作品。但影片对知识青年生活方式和前途出路的深沉思考,以及青年观众对影片中所描绘的美好爱情的向往,都使得这部作品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程中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影片中的接吻戏让彼时的观众津津乐道,也让此时的观众讶异不已。尤其是那个英年早逝的导演沈西苓,更为《十字街头》的不可复制性添上了令人唏嘘的注脚。
一、给电影加点“戏”
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与“影戏”电影的艺术传统并没有完全割裂。《十字街头》中白杨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其做作的表演,尚未脱离戏剧舞台的痕迹。即便是赵丹,也比不上他在《马路天使》中的质朴与自然。而导演沈西苓,既是电影艺术家,也是戏剧艺术家。在《十字街头》这部代表了他电影生涯最高艺术成就的作品中,明显流露出他来自戏剧舞台的美学经验。
冲突是戏剧的基础,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十字街头》也是以戏剧冲突作为叙事基础的。老赵、大刘、阿唐和小徐这四个大学毕业生,有文化、有理想,可是他们赶上了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的年代,注定生不逢时。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催化出各自不同的人生之路。大刘选择了抗战,小徐选择了死亡,老赵和阿唐在经历了求职、失业以后,同样选择了不屈与抗争。强烈的社会冲突衍生了知识青年的苦闷与无奈,就连老赵和杨小姐的爱情,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铩羽而归,化为老赵的一句慨叹——生活都顾不到,谈什么恋爱呢?
老赵和杨小姐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极富戏剧性。前后楼的居住环境为感情的发展奠定了空间基础,这种“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爱情模式后来成为许多香港电影、电视剧最常用到的操作手法。当然,这里的“冤家”明显是爱情故事里的“欢喜冤家”。一个白天一个黑夜,同一屋檐下却不碰面的情境设置为这出爱情大戏增添了笑料和戏剧性。于是,电车上的擦肩而过与怦然心动,也只能演变为这一对男女的“纵使相逢应不识”。如果没有那次奇妙的采访之行,按照老赵欲言又止、杨小姐欲说还休的劲儿,他们爱情世界里那层薄薄的窗户纸也不是那么容易捅破的。
中国戏曲艺术素来注重“奇”、“巧”,以此为标准来设置吸引观众的情节。这一传统在“影戏”电影中一脉相承。当《十字街头》里阿唐说出“找那个女人去”时,老赵的回应是“哪有那么巧的事”。无巧不成书。小说、戏剧里引人入胜的桥段,在影像中自是不例外。老赵和杨小姐不仅很“巧”地遇上了,老赵和阿唐还很“巧”地成为救美的英雄。这类英雄救美的套路虽然有恶俗之嫌,但在男女相见的戏码中却屡试不爽、屡建奇功。于老赵而言,要采访的纱厂的工作人员正好是电车上偶遇的姑娘,这种巧合实在是美事一桩。而这一见倾心的姑娘,居然又是不断交恶的后楼房客,这种巧合又未免太让人尴尬。于杨小姐而言,那些咒骂、斗嘴的纸条,那件猪猡衬衫的恶作剧,日后居然也成为甜蜜回忆的见证。戏剧性的开始,戏剧性的相遇,爱情就这样在偶遇的心动和白天黑夜的交锋中滋生。杨小姐在窗边的那场关于花园幽会的奇想,更是令人忍俊不禁。这场好莱坞式的梦会,将影片的喜剧情境推向极致,也正印证了那句老话——哪个男子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
老赵和杨小姐的相遇不仅捅破了他俩爱情的那层窗户纸,也促成了老赵砸烂板壁的冲动。砸板的瞬间,整部片子的情绪都激昂起来,甜蜜的拥吻也显得水到渠成。影片中这对青年男女的一板之隔延续到《向左走向右走》里的一墙之隔、《洞》里的一层之隔、《芳芳》中的一镜之隔,然后总有些契机如地震、洞穿、破镜等让这些隔断不再,心与心顺利交汇。谁能想到,沈西苓的《十字街头》竟成为这些富有戏剧性的隔断场景的鼻祖?当我们为芳芳打碎镜子的举动激动、叫好时,不要忘了把掌声送给七十年前的《十字街头》和沈西苓。
二、被遗忘和被改写的城市
关于上海的文字描述很多,关于上海的影像表现也很多。上海在张爱玲的笔下婉约华美,摇曳生姿,在王安忆的笔下繁华落尽,悲欢无处;上海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面是夜夜笙歌的十里洋场,在《上海滩》、《马永贞》里面是血雨腥风的帮派争斗,在《半生缘》、《倾城之恋》里面是缠绵悱恻的男女情思……于是我们对上海的印象跟百乐门的歌舞连在一起,跟杜月笙们的打手连在一起,跟白流苏王佳芝们的旗袍连在一起。我们渐渐忘却了那个现代工业文明的摇篮,忘却了杨树浦的包身工,忘却了垃圾堆积的苏州河,于是上海在我们眼中只剩了精致和传奇。重温《十字街头》,追忆被遗忘和被改写的城市。
片首的上升镜头,俯仰之间,旧上海的街景尽摄于眼底。弄堂,阁楼,电车,街灯,甚至于房东太太那势利的嘴脸,无一不烙印着上海的标记。阿唐的关于“礼班路”的谎言,折射出上海人的门第之见。在老上海人的眼中,徐汇区、静安区、卢湾区和早先的黄浦区,算是上只角。闸北区、普陀区、杨浦区和早先的南市区,算是下只角。住在上只角的上海人有点看不起住在下只角的上海人,就像大多数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一样。同住在杨树浦的老赵和杨小姐,他们的下只角爱情,终究是经受住了考验。即便是带有辱骂性质的“猪猡”,在青年男女的字里行间,也有了调笑的味道。
那时的上海,不是只有租界区里的纸醉金迷。影片开始时小徐在黄浦江边的失意,几乎已经预设了他的人生轨迹。直至影片结束,他还是避免不了投江自尽的结局。老赵关于使命和希望的一番话,在开导小徐的同时,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劝慰?现实人生的残酷,在他们拖欠房租的日子里,已经逐渐显露。老赵的窗户,犹如连接现实的窗口,过路的、卖东西的、乞讨的,外部世界的众生相一览无余。老赵那个沦为乞丐的闪念,暗示了他对自己前途与出路的忧心。
在不能直抒胸臆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现实化身为报纸上大大小小的标题:女工哀史、华北走私、大学生投江自杀……沈西苓在《十字街头》中用窗外的两只鸽子为爱情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而在杨小姐人 去楼空的瞬间,这种美好终成奢望。爱情也许是大千世界五彩斑斓的一抹幻象,也许只能充当生活的一剂调味品。正如影片影射出来的,真正的现实是残酷的,失业,失恋,才是那个时代那座城市的生活常态。被失恋与失业问题双重困扰的年青人,出路在何方?又如何不忧伤?“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老赵的呐喊蕴含着无尽的悲哀。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在这个社会挣扎求存;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在动乱的时代下哭笑、苦闷。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命运何其渺小何其无奈!
春天里来百花香,
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
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朗里格朗格朗里格朗,
穿过了大街走小巷,
为了吃来为了穿,
昼夜都要忙。
……
关露作词的《春天里》,颇有些城市民谣的味道。老赵唱歌时的自鸣得意,阿唐当掉西服裤子过生日时的自我安慰,以及他们对霞飞路、礼班路洋房的憧憬,共同织就了知识青年们未曾泯灭的希望。在时代动乱的大环境下,以老赵、阿唐为代表的知识青年们的苦中作乐,稍稍掩盖了那座城市的忧伤气质。同样由音乐大师贺绿汀捉刀,《春天里》虽然比不上《四季歌》、《天涯歌女》那样红极一时,但在影片上映以后也曾被广为传唱。老赵、阿唐的乐观向上,感染的又何止是旧上海的青年男女呢?它激励着中国千千万万的青年都走向了他们人生的十字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