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业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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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另一个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纸币。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11］。可知纸币是为了解决传统的铁钱过重、携带不便而产生，最初乃私人制造。至南宋高宗末年，随着商业的日益繁荣，铜钱严重短缺，宋廷设立了纸币发行机构“行在会子务”，开始大面积发行纸币。纸币的发行，大大地增加了货币流通量，缓解了货币供应不足的矛盾，进一步促进了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然而，相比传统的铸币，纸币更易作伪，获利也更多，因此纸币的伪造之风非常兴盛，甚至可以说是伴随着纸币的产生同时出现的。史称“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20］，可见，早在北宋交子私人发行时期，就出现了伪造问题。交子官营后，作伪现象并没有因为官府的介入而减少，相反，随着其流通地位的提高，有愈演愈烈之势，乃至于宋仁宗时期的益州路转运使直接主张废除交子［17］。北宋末、南宋初天下大乱之时，更是破获了“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17］的大规模伪钞制造案件。南宋时期，由于会子的大面积发行，伪钞问题越发严重，甚至出现“天下坐会子，犯法相望”［21］的局面。
何以会出现“伪会充斥”［22］的局面呢?分析其原因，伪造纸币可以带来暴利，无疑是最关键的。正如时人所言:“今之交子，较之大钱，无铜炭之费，无鼓铸之劳，一夫日造数十百纸，鬼神莫能窥焉。”［12］于是乎，人心循利，甚于畏法。易于仿制是伪钞横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纸币最初选用的是“薄如蝉翼而质坚可久”［21］的四川楮纸。由于纸料较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17］。然而，随着宋廷越来越依赖于发行纸币来解决财政困难，原材料严重不足，到了南宋后期，令“所在州军任责撩纸”［22］。这样做的后果显而易见，“纸即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17］，客观上方便了伪造。此外，宋代的印刷业极其发达，以雕印书籍为业者处处皆是，从事印刷业的工匠大大增加，这就使伪造纸币有了技术上的可能。吏治腐败则进一步加剧了伪钞的泛滥。一个著名的例子即朱熹指控台州知州唐仲友庇护伪钞犯蒋辉，并胁令其伪造会子［21］。宋廷对于伪造纸钞的判罚极为严厉，但是在具体落实时却常常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一有败露，纳贿求免，不曰字画之不尽摹，则曰贯索之不尽类，法当重戮，仅从末减”［10］的恶劣影响。
货币的稳定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是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基础前提，为此宋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击伪钞。事实上，早在四川交子官办之初，宋廷即下了针对伪造纸钞的奖惩条文:“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20］需要指出的是，最初对伪造纸钞的判定与伪写“官文书”同，而不与盗铸铜铁钱等同［17］。根据宋代法律，伪写官文书处以流二千里，而“私铸钱者，流三千里”［23］，可见，当时对伪钞的界定还未上升到与金属货币等同。至宋徽宗崇宁年间，则规定“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21］。南宋初期，伪造纸钞者沿用北宋法律，“有伪造者，依川钱引抵罪。”［12］淳熙十三年则下诏“伪造会子凡经行用，并处死”［17］。淳祐十年更是下令，“诏令沿海州县，山隩每岳，结为保甲，互相纠察，如有犯者及停藏家，许告推赏，不告连坐”［22］。此外，宋廷也鼓励破获伪钞案件者，“敕告获伪造会子赏钱，依指挥于所在有管经总制钱内先次支给，官吏非理阻抑者，许经朝省越诉，取旨责罚”［24］。从上述关于禁止伪钞的众多诏令中不难发现，宋廷对于伪造纸钞的惩治有由轻到重、由个体到群体的过程。这种转变，既是基于对纸币认识程度的提高，也是出于纸币发行量大增的现实考虑。然而，仅凭严刑峻法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当时一位官员所指出的，“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敢为伪者，上也;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敢为伪者，次也”［17］。这个见解可谓一语中的。北宋和南宋早期都坚持选用质量上乘、不易伪造的纸料，直到后期因为纸钞发行量的增大，才开始杂选乃至滥选纸料。此外，宋廷在纸钞的设计上也颇下功夫。史料记载，交子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印记”［20］。南宋会子的票面上还印有:“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一千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名目者听。”［16］这些设计起到了震慑作用，也加大了伪造难度。对于官钞的制造者，宋廷则“廪给加厚，勿惮小费，务在集事”［25］，一方面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令其专心本业，同时又加以约束。当时的相关官员即上奏皇帝:“造会子者二百人，放作则散处于外，稍久则兑卖名役，恣其自便，诲起为奸，宜置营区聚，老而后代，死而后收”［21］，可谓深谋远虑。宋代还执行纸币换界制度。两宋的换界期限并不一致，但其防伪目的却一以贯之，诚如时人所言:“当换界之时，差内外两场官吏辨验真伪，方与交收。外场辨验到一贯伪会，追赏至七十贯;内场辨验到一贯伪会，所追赏视外场又倍之。凡赏钱皆置历拘榷，专以激犒官吏，断断不敢侵移他用。民间知将来换会之时，伪会必不逃两场辨验，自然伪会不致通行。”［25］
纸币在宋代的出现及流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这个新事物的管理，宋廷有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由于纸币相对传统货币更易作伪，因此从面世之日起就一直被伪钞问题所困扰，其间甚至有人建议废除纸币。然而，金属货币向纸币的转变是大势所趋，宋廷并没有因噎废食，而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纵观两宋历史，纸币的设计、发行、管理制度等方面有许多值得后世借鉴的地方，本位制、换界制及防伪措施等则被后代王朝所沿用，其理论价值甚至在当代亦有可取之处。
本文作者：王伟超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