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管理伦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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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法律，打击伪劣商品

古代商德要求“货真”，不能搀杂使假，以次充好。但单纯依靠商人的自我约束来保证商品质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强制性的法律手段。中国古代商业从一开始就禁止“伪饰”，不准以假充真。《周礼•地官•司市》规定:“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11］(P210)商贾手中十件商品中如有两件质量不符合标准，便禁止出售。否则，既是违犯法令，也是有悖商德的。［12］宋代在前代法律基础之上多次颁布诏令三令五申禁止销售伪劣产品，对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绝不姑息。宋代法律中多次提到对“行滥”的论断和处罚。所谓“行滥”，即质量不合乎法定标准的物品。这类商品主要包括各种“器用之物”以及绢、布、绫、绮等纺织品。宋代对行滥之禁的处罚按窃盗律来论断，不可谓不严。［13］(P121)如宋太祖乾德五年(967)二月的诏令:“钱刀所以通贸易，布帛所以备财用，民之急务，不可阙焉。故币之轻奸，国家所禁，物之枉滥，律令甚明。近闻都市之中，贾人作伪，或刮铜取铅，盗铸公行，或涂粉入药，诈欺规利，是致货泉日弊，偷薄萌生，禁而止之，抑惟旧典。自今京城及诸道州府，不得行用新小铅鑞等钱，兼不得以疏恶绢帛入粉药，违者重置其罪。”［14］(P730)对伪劣商品有宋一朝一直加强法律管理和制裁。如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十月下诏:“布帛之用，世道攸资，行滥之禁，律文具载。而商贾末奸伪萌生涂以粉药，因而规利，渎乱典刑，无甚于兹。自今宜禁民不得辄以纰疏布帛鬻于市，及涂粉入药，吏察捕之，重置其罪。”［10］(P6107)到了宋太宗时又下诏:“有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斯古制也。颇闻民间所织锦绮绫罗及它匹帛，多幅狭不中程式，及纰疏轻弱，加药涂粉，以欺诳贩鬻，因而规利。宜令两京诸州告谕民，所织匹帛须及程式。贾肆之未售者，限以百日，当尽鬻之。民敢违诏复织，募告者，三分赏其一。”［10］(P6108)之后的皇帝也都重视对商品质量的监管。如真宗时曾下令:“禁造行滥物帛，申旧制也”。［10］(P6108)对销售伪劣金银器皿的行为，则规定:“令诸厢界严切觉察断绝，许诸色人告捉入官，勒行人看验诣实分数，比纽亏价赃钱，本犯人乞依律计利准盗论科断，其行滥之物没官，估计价钱支一半与告捉事人充赏;内有工匠受雇与人造作，铸泻添和，偷取好银，据验到入铜两数，并乞依犯科断，仍许银主告捉，如偷取赃重，自从窃盗法区分;所有行铺自前打造下次银物色，与限一月内烹练好银，限满不改变者，并许告捉施行徙之。”［10］(P5450)有宋一代，政府曾多次禁令伪滥之物的交易，但是由于坊市制度的瓦解，政府法律约束的力度大为削弱，对商品质量的监管亦越来越难，因此伪滥之物交易仍屡禁不止。尽管如此，作为市场管制的重要手段，对产品实施质量准入和监控的制度在宋代是一直存在的。［15］

完善管理度量衡的法规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十大商德准则。［16］货真量足即包含于其中。以次充好、以假冒真、短斤少两是违法悖德的。宋承唐律，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度量衡器法，来约束和打击市场上私造及使用不合格度量衡的行为。首先，为了保证度量衡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政府设置专门官署来负责检验度量衡是否合乎规格。如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下诏曰:“诸路转运司就廨舍所在州置都斗称务，委都监管辖工作，别差官较定，送诸州商税务卖之。”［10］(P5096)其次，严令禁止民间私造度量衡的行为。如宋哲宗时规定:“辄增损衡量，若私造卖者，各杖一百，徇于市三日，许人告，每人赏钱有差。”［10］(P5551)又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尚书省言左司员外郎阎孝悦上奏提到民间为趋利私造度量衡，针对此他建议道:“诸增减斟升称尺等，若私造私用及贩卖者，各杖一百。增减私造，仍五百里编管;私用及贩卖，并令众三日。以上许人告。”［10］(P5553)以上种种法律规定，对维护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空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反对消极的市场垄断，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介入

从北宋到南宋、从京城到州县、从内地到边疆都存有商人垄断市场问题。［17］(P75)这些垄断有的是有组织的行会市场垄断，有的是无组织的单个商人市场垄断。无论其是否有组织，市场垄断存有消极作用，且这些作用有时是非常严重且不容忽视的。尤其是“行”等行会组织是商业活动中形成的机构设施，它们在经营上排斥非行户，进行垄断渔利活动。而这些行为由于不遵循市场运行规律，所以非常不利用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和市场供应，坏了市场的正常秩序，也损害了人民百姓的利益。针对此，宋代政府制定一系列反垄断的法律来抑制市场上的垄断行为。如市易法、常平仓法、均输法、寄籴法等。此外，依靠法律手段打击市场上的垄断。如宋高宗时曾下诏:“禁米谷铺户停米邀勒高价。如违，杖一百。”［10］(P6546)还有一些法令，是打击牙人欺行霸市行为。如宋高宗时曾下诏:“浙西州县米价翔贵，虽有南船载到濒海诸州，多被米牙人邀租，用大斗低价量籴私停，高价出粜。仍令温、台、明、越州严行约束。”［10］(P6546)宋代政府通过法律手段打击市场上的不合理的消极垄断行为，实质上是国家政权对市场的一种干预。而这种干预无疑是合理的和正义的，对维护市场秩序健康有序的进行提供了法律保障。

依法对商业信用进行管理

经商要取与以时，获利以义，要求商人诚实不欺，讲求信誉，进而诚实守信是商业买卖中商人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准则。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买卖种类越来越多，买卖频率越来越高，这种形势对商业信用进行着严厉的拷问。如果在买卖实践中缺失了信用和信誉，那么整个商品经济必将面临残酷的存亡之考验。针对此，宋代政府非常具有远见眼光，制定了各种法律来维护商业中的信用原则。随着宋代大宗买卖的批量流通，商业信用交易即赊买卖应运而生。为了约束赊买方，使其能遵守商业信用，保护赊卖方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宋代的法律条文中对此有较明确的规定。［9］(P234)如真宗时的诏书规定如下:“在京都商税院并南河北市告示客旅等，自今后如将行货物色，并须只以一色见钱买货，交相分付。如有大段行货，须至赊卖与人者，即买主量行货多少，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如违限，别无抵当，只委保人同共填还。若或客旅不切依禀，只令赊买人写立欠钱文字，别无有家业人委保，官中今后更不行理会。若是内有连保人，别无家活，虚作有物力，与店户牙人等通同蒙昧客旅，诳赚保买物色，不还价钱，并乞严行决配。”［10］(P5452)以上规定表明在进行赊买卖时，对赊卖方而言，对方即赊买方须是长期持有信用原则的人才能与其签订赊卖契约。此外，即使有长期有信用的赊买方，也要找有财产保证的三五人以上作担保人才能签订契约。总之，“宋代有关赊买卖契约合同规范化管理的法律与思想，对于保障商业信用的健康发展，防止、打击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9］(P236)

本文作者：张俊飞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