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左传中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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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左传》是继《春秋》之后又一部伟大的编年体史书。它在具备史书性质的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具有强烈的文学性。此书中大量预言的运用是其自身实现文学性的重要手段。本文主要以《左传》中的预言为研究对象，分析预言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预言的类型、预言对后世小说创作的重大影响。进而，以一种辩证、公允的态度看待其中大量的预言现象。
关键词：《左传》；预言；文化背景；类型；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006-02
《左传》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编年体史书，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部历史著作，涉及、运用了大量的预言，这些预言给读者留有深刻印象。所谓预言，是人类凭借自身的经验与已有的认知能力，对将要出现的现象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做出合理的预计、判断，是基于一定认识能力上的思维活动。要正确看待《左传》中的预言现象，首先要明确预言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左传》预言的文化背景
翻阅《左传》，不难发现，预言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作用之大，甚至可以堪称中国史书之最。这些预言充满了敬畏天神的意识，为我们描绘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的信仰世界。卜兆、卦象、星位、梦境等对于人们来说，不但是把握未来的途径，也是沟通天人的方式。这是一种充满神秘和联想的特殊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
预言是神秘思维的产物，它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夏商以来的上古文化是一种巫祝文化，到了春秋时代，原始宗教并没有消退，人们仍然相信灵异，敬畏天道。春秋时期的文化则是对上古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统的巫祝文化继续流行，并逐步发展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方术逐渐取代了巫术，成了神秘主义文化的主流，预测术也迎来了一个急剧发展时期。除了与原始宗教紧密相连的龟卜、筮占、梦占、鬼神等预言之外，又出现了星占、望气、择日术、相术等新的预测门类，预测手段更加丰富。巫祝文化在春秋时代的继承蔓延和发展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春秋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习惯，这也就直接影响到《左传》写作中大量预言的出现。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左传》中的预言并不全是神秘的想象，还有许多来自清醒的判断和冷静的推理。这来源对自我推论的肯定，充满了人文主义色彩。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了解，春秋时代不仅是一个巫祝盛行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文高涨的时代。伴随着人文理性的逐步兴起，人们对历史、对社会有了规律性的认识，判断能力也逐步增强。这时的预言也不再只是鬼神的专利，人们完全可以根据既有的经验或某些规律性知识，对未来作出正确的预测。巫祝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人文理性的兴起高涨，这两种看似悖论的现象共同建构着春秋时代的思想文化。这两种思想文化交错发展，实质上是为预言在春秋时代的大量出现和运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左传》中预言类型
巫祝文化与人文理性对春秋时代思想文化的构建，使得《左传》中大量预言可以按照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划分为“神意类预言”和“人事类预言”两大类。
（一）神意类预言
在《左传》中，所谓神意类预言，《隐公元年》中第一条叙事便是预言:“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清人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在“谣谶”目下将此列为第一条收载。隐公元年这条预言，正是依据文字符号而来。这些与生俱来的文字符号就是神意，预示其人将来的归宿或作为，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种所谓的“神意预言”，可能是后人因果寻因的附会之作，但其作为春秋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对汉代图谶的产生也有直接影响。
此外，与梦占有关的预言也归为神意预言。如《成公二年》，韩厥梦见先父：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此叙事就是利用梦境中的预言，顺利地帮助自己躲避了灾难。
当然，神意类预言除了文字符号的谶语，梦境，天象之外，还有自然变异，望气种种。这类通过天意神示作出的预言，依据的是与人事无关的以上诸类，其自身都附着了浓厚的神秘意味。这些预言，大多被后来研究者看做是以果觅因的附会之辞，但在某种层面上此类预言却可看成是我国传统神秘文化的开端。
（二）人事类预言
受春秋时期人文理性思想的兴起与高涨，人事类预言在《左传》的大量预言叙事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这类预言是通过考察是否崇尚德信礼义以及政治得失、历史形势、日常行为等方面来全面预测各种战事和人事。
春秋时代，虽然周王朝日益衰落，礼坏乐崩。另一方面，又保持着对道德礼义的尊崇。所谓“礼坏乐崩”主要是就狭义的典礼仪式而言，而《左传》中所推崇的礼即国家政治的礼、人们行为规范的礼。德信礼义与国家、政治关系密切，对这些道德原则的遵从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个人乃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些预言叙事中，在反映作者伦理道德观的同时，德信礼义的重要性也可见一斑。所以这部分人事预言中，将伦理道德作为预测依据还是有一定道理可言。
《左传》中另一些人事预言则是依据一个国家的政策、国君的言行作出的预言。古往今来，一个国家的政治、政策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如《襄公三十一年》宋之盟后，晋随着与楚斗争的缓和，在悼公时已平息的内部斗争又渐起，政权逐步从公室转到强族手中，鲁政治家穆伯据此预言“晋君将失政”，其后数十年晋国政治走向正如其所预见。在专制的社会中，国君的一言一行往往左右着国家的政局变化，国君的贤明与否也常常关系国家的兴衰存亡。
此外，还有一部分预言是通过观察形势、揣测对方的心理，依靠自己的经验得出。综合以上几类人事类预言，这类通过考察人事所作的预言，是预言者对现实人，现实事的分析与推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逻辑判断加上自身的理性思考而得出的结论。这类预言与单纯的神意类预言相比，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观念，在人文理性高涨的影响下，开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来考察政治，预测得失，对现实有一定指导作用。
三、《左传》预言对后世小说的创作影响
通过以上对《左传》预言的分析与归类探讨，书中大量预言的存在与运用，不但是春秋时代思想文化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现象的展示，它对于中国的史学和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文学层面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预言对后世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中。
（一）预言为后世小说提供写作素材，丰富小说内容
谢丹在《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中，曾提到：“史传文学中的神话传说、妖异祯祥以及梦境、占验描写，可以说是志怪小说之嚆失。”在中国古代小说之中有很多神怪描写，《左传》的预言描写可谓开其源头。志怪小说中大量鬼神、怪异形象的出现,他们以预言家的姿态来安排人间的一切，人的生命、仕途、婚姻等都是按照他们所说的来进行，虽然其中必定会有某些曲折，但最终的结果总是与预言家们归于一致，预言最后基本都得到实现。这样就使其带有一定的宿命因果报应思想，小说传承并进而发展了这一思想，小说中最常见的因果报应、宿命的主题，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特征，贯穿于古代小说的发展始终。在《太平广记》的“定命类”、“感应类”中收录了大量的此类作品，其他的作品，如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清代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多多少少地都采用了预言的叙事手法，丰富小说的故事内容，吸引读者的阅读心理，创新小说的写作模式。
（二）预言为后世小说提供人物形象塑造方法
谈到人物形象塑造，涉及到预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一定不陌生。诸葛亮就是运用预言塑造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预言本身就是一种为未来事物的预知，在后世的小说人物塑造中，加上预言的塑造，则更使得这个人物形象笼罩在神秘的光环之下。如今诸葛亮已经成为大智慧的代言人，他的形象是在一系列对于时局、斗争、人物命运的正确预言中展现的。无论是赤壁之战的草船借箭，还是他的智算华容道、智取汉中，都是作为一个智通鬼神、无所不知的政治家、军事家来塑造的。在《三国演义》中，则把他的智慧才能展露地更加淋漓尽致。虽说鲁迅曾评价“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但也正是这些有神秘色彩的神意类预言和人事类预言的描写，才使得诸葛亮完成了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智者形象塑造。
（三）预言为后世小说情节安排提供了写作技巧
我们承认，在《左传》的大量预言中，存在主观附会、迷信的成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些预言在后世小说情节安排上提供了一定的写作技巧。
《左传》是编年体史书，因此在叙述上，时间是关键。但只以顺叙的方式为写作技巧又未免太过单调。所以《左传》在情节安排上，有时以预言的方式预示结局。这样，既打破了既有的时间模式，又把后文要出现的情节预先做铺垫暗示，在随后的叙述中再予以详细描写和前后呼应。这种预示铺垫的方式，增加了创作悬念，诱使读者想要一睹为快，并以此推动下文情节发展，不得不说是高明的写作手法。
在后世的小说创作中，诸多小说都采用这种利用预言埋下伏笔的写作技巧。如《西游记》中常见唐僧历经劫难时，插入“也是唐僧命不该死”的预言，增加了小说的悬念，为后文劫难的出现、发展以及劫难结局埋下了写作伏笔。诸此种种，均展现了预言在后世小说创作技巧上的独特作用，在以预言埋下情节伏笔的同时，吸引了读者的好奇心理，增强了小说自身的可读性，展示了小说与众不同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曲文.论《左传》中的人事预言[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
[2]王有景.论《左传》预言叙事艺术[J].运城学院学报.2006(6).
[3]赵奉蓉.《左传》预言对小说创作的影响[J].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5).
[4]吕东辉.论《左传》中的预言[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5]聂永乐.也谈《左传》预言对后世古代小说的影响[J].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