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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鸟虫文字印中“鸟虫”的造型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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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印中婉转绮而的鸟虫文字是以篆书字形为基本,使用鸟、鱼、龙、虫等动物形象取代部分文字笔画,形成富有装饰意味的印章文字。这些动物形象的基本造型规律为简洁概括、纹饰融入文字以及采用“没骨”手法表现。

[关键词]鸟虫印文字 动物造型

唐代韦续在《五十六种书》记述的书体名目第二十六曰:“刻书者,鸟头云脚。李斯,赵高并菩之,用题玺印。”这段文献记载使人立刻想起了那方充满传奇色彩的传国鸟虫文字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西周以来,传统的正体字形有明显装饰和美化的倾向。文字不再是纯粹记录语言的符号,而逐渐演变为兼具装饰作用的艺术品。郭沫若先生曾撰过分析:“有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其字体亦多作波折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宇为装饰品之习尚当自此始。”

考察目前各类印谱汇集的400余方古代鸟虫印,可知鸟虫印始兴于战国而隆盛于两汉。在汉印上出现动物形象的方式有两类。一类体现在印钮上,如有龟钮、辟邪钮、驼钮等。另一类体现在印面上,大致又可以分为肖形类和鸟虫文字类两种情况。本文试分析的是后者,既在鸟虫文字印中出现的动物纹饰的种类以及其造型表现手法

1、动物纹饰的种类

秦汉时期的各种艺术种类中广泛存在着有神灵避邪之意的动物造型,如四灵、鹿、鱼、麒麟、蟾蜍等。而汉代鸟虫印章文字里的动物形象主要集中于鸟、虫、龙、鱼几类形象,为何其余的几种动物造型少见呢?笔者推测这很有可能和这些动物的生理特征有关。即凤鸟、龙虫的局部(头部)特征明显,只要略作刻画就可辨识。且身体部分多呈流线型,可以随字型改变来灵活变化。而麒麟、蟾蜍、龟、虎等头部特征不明显。且身体躯干体积较大也不便自由改变,要在印章如此小的面积上进行全身刻画毕竟不易。所以多不选用此类动物。另外,肖型印中的各种动物形象也弥补了鸟虫文字中动物种类不够丰富的遗憾,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风俗需求。

2、动物纹饰的造型特点

(1)纹饰简洁概况

鸟虫印文中的动物纹饰在创作过程中为了适应有限的文字空间必须对动物形象进行了高度的提炼概括。基于这种要求,纹饰力求单纯、简化。尽可能抽象化、符号化。鸟虫印文中的动物形象经过长期发展演进,形成了一套适合文字要求的动物纹样简化方式。

印文中的动物纹饰基本采用正侧面的视角以捕捉对象最为简洁的形象特征。这是简化纹饰的重要手段。在创造视觉形象的过程中,选取的角度合适与否是成败的关键。采用正侧面的角度(即外轮廓侧面剪影),则可以无须借助许多形体表面的细节刻画就可以反映出形象的典型特点。秦汉时期的造型艺术多采用这种手法,收到了事半功倍地表现效果。外轮廓剪影法是先民受光线映射产生影像的启示而发明的创造视觉形象的有效手段。随着人类意识的不断“成熟”,诸多古代文明在其图形图像的表达上皆运用这种手法。例如古埃及的“正面律”、秦汉的画像石、画像砖,乃至民间剪纸、皮影艺术等,都是采用这种造型方式。鸟虫文字中的动物纹饰利用这一规律,简洁明快一目了然地再现了对象的基本体貌特征。

(2)动物纹饰融入文字

图案与文字合成一体可以说是汉代鸟虫印文字的最为典型特点,即动物形象往往作为文字中的某些笔画融入整个文字。印文从而获得了书法和绘画兼而有之。具象与抽象交融复合的艺术效果。这一特点异于战国鸟虫文字,“战国器初期上的鸟的形象多是在文字的一侧”。这种互为表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图形构成状态,必须化解好文字笔画的抽象性与鸟虫图案的具象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而要使两者在印文中达到完美统一,必然有一个调和的过程。协调统一应是鸟虫文字构型的基本原则。调和的过程其实意味着“牺牲”一些自身的特点来满足另一方的需要。因此,很多印中的动物纹饰不得不采用夸张变形或者简化的手法来表现以适应文字结构,毕竟印文的可读性为第一要旨。且相对文字结构来讲。动物形象的可塑性较强,例如,我们看到龙形纹饰为满足文字结构的需要而将龙的身躯作多个近乎直角的转弯。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夸张和变形可以使艺术作品比生活更高、更强烈、更理想。物象的表现不以“真实或肖似”作为创作目的,同时它又不完全背离自然物象,而是充分利用有限的“象”去表达无穷的“意”。

(3)纹饰采用“没骨”法表现

战国器与汉印中的鸟虫文字均有鸟形纹饰出现,但两个时期的表现方法有所不同。战国时期受不同地域文化影响鸟形纹饰呈多样性。丛文俊先生曾根据其特征把它们分为楚系、吴系、越系、晋系等。事实上,战国时期的乌虫文字虽有国别差异,形体风格却大同小异。表现手法可分两类:一种是用线勾勒法,我们可以借用“白描”一词来形容。另一种是整体剪影法,我们可以借用“没骨”一词来形容。春秋战国早期鸟虫文字的纹饰多是采用勾线的方法来绘制的,如“越王州句矛”。而汉印鸟虫文字多是采用整体剪影式的方法,如玉印“武意”等。比较春秋时期的和汉印“武意”中的鸟形纹饰笔者发现:两个时期除表现手法不同外,喙部的造型也有明显区别。“越王州句矛”鸟首喙的刻画多为张开的造型,而在“武意”等极大多数汉印中鸟的喙都是闭合的。这就让人产生困惑。为何汉印中张开的乌嘴造型极少见呢?张开的鸟嘴造型难道不是更为生动吗?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战国早期对鸟的头部形状刻画上过于简单。而汉印刻画比较写实准确。“越王州句矛”鸟首用细线画一个圆圈表示的(由于实物较小,很容易将其理解为眼眶),然后中间加一点表示眼睛。建立在这种极为简单刻画上的乌头造型很难让人明白表示的是何对象。所以它必须在这个圆圈外加一个喙部的造型才行。加一笔还是难以辨识形象,故用两笔来分别表示上颚与下颚,至此鸟首的特点才能凸显出来。而汉印“武意”鸟的头部几乎没有呈简单正圆形。造型注重的是对象的整体造型特点,注意归纳和运用动物的典型特征。例如呈椭圆状的头部造型,略微上翘的喙部,前突的额头,弯曲细长的颈部等等。这些最能且足以体现鸟的生动感,无需考虑嘴的开合了,甚至很多汉印的头部根本没有眼睛的刻画,但丝毫不影响鸟的表现。而且闭合的鸟嘴更适合印章狭小的空间以及“没骨”的表现手法。从这一点看,汉人的鸟虫造型水平较战国无论整体把握还是细部刻画都有所发展。

以上三个方面概括了汉代鸟虫印中动物纹饰基本艺术特征。总的来看,鸟虫文字是文字的实用功能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产物。对鸟虫文字的研究涉及到文字、书法、美术等多门学科。鸟虫纹饰新颖的构图,异样的艺术风格不仅使印章文字在造型上给人以独特的视觉审美享受,而且其本身的出现更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充分体现出华夏民族传统审美理念与社会习俗,是我们探讨古代社会的一份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