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都市梦游者的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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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圆领T恤、米色棉布裤，和人讲话时眼神清澈而真挚，47岁的骆以军脸上并无同龄人特有的“社会表情”。他不会“掉书袋”般书写文字，以此展示自己的博学，他早已说过自己是“经验匮乏者”；对于每一个书写者而言，写作或有边界，而他的文字却是游走于现实与梦境之间，无边无界，因为他是都市梦游者，那些他所写下的文字皆是梦境中的呓语。骆以军当然是讲故事的高手，但文字中的那些画面总被他塞在差异化的时空之中，满目皆是令读者心生恐惧的遣词造句、奇幻隐喻。那些似真似假的故事犹如俄罗斯套娃般不断衍生，至于故事的拼按他交给了读者。

这几年，骆以军频繁来京，彼此见面次数也渐渐增多。记得初识，他说自己见到生人容易紧张，后来彼此相熟才发现他的滔滔不绝，各种文学观念、文坛掌故纷至沓来，让人难有插话的机会。他常说自己也会犯错、也会抑郁，人生也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挫败。但他梦想要写好小说，只要找到真心的自我即可。对骆以军的喜爱或许不仅仅只是他笔下的文字，而是这个书写者，总能让人深深感到一种发自本能的真，难能而可贵。

砸碎的时光

1949年，骆以军的父亲从南京撤往台湾，自此游走在别人的梦境里。他始终觉得自己是父亲在“一场奇怪的梦里生出来的孩子”，生活在历史夹层中的台湾外省二代。“我童年生长的年代，很贫乏很无趣，一如砸碎的时光。”

高中时代的骆以军，胡子拉碴、抽着烟，每天跟着那些他口中的“人渣朋友”蹲在教室楼梯口，无所事事，胡思乱想。“我爸是老师，为人很正派，他帮很多学坏的孩子走上正道，但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是这样。”从叛逆高中生到进入大学后个性变得羞怯，总认为自己这辈子注定是个失败者的骆以军，通过阅读进入了文学世界中，他形容自己犹如哪吒上身。“我的文学启蒙比较晚，刚好在十八九岁，台湾‘解严’前后，整个人好像脱胎换骨走向文学，之前我就是一个完全不看书的小混混。”骆以军的文字中，最常出现的场景是当年在台北阳明山文化大学宿舍读书的图景，漫天大雨、雾气迷蒙。他埋在书堆里，因看不懂那些艰涩文字，便“用功”重复抄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等作家的文字。“对我来说，抄写小说就是阅读，我透过他们的眼界看世界。我用抄写的过程把阅读节奏变慢，把阅读时间拉长。”那些年骆以军生活的全部就是读书、抄书。“我用很长时间在独自看书，也没有写书，最后到了二十六七岁才写出一本小说。”

1987年台湾“解严”，随后的10余年生发出一波波大陆热。老一辈的鲁迅、老舍、沈从文，新一代的莫言、阿城、余华成了这场大陆热中的文学代表。“台湾‘解严’后，真是一种思想视野的打开。从大陆作家的作品中读到的或许只言片语，却像电影镜头、雾中风景一样呈现出一个既近又远的大陆。他们的写作经验，对我来讲从未经历，陌生而新鲜。”骆以军开始试着写下文字，借助阅读来挖掘记忆。接下来的人生，结婚、生子、父亲故去，无论那一段生命历程，对他而言都如虚实交错，进而在他惯用的A4纸上写下狂乱虚构真实的文字。

2005年起，骆以军用4年时间写下45万字的长篇小说《西夏旅馆》，他把自己对父辈那代人大迁移的模糊经验、对故乡南京的认知、对愁别离散的想象，写进了那个神秘消逝在11世纪的西夏王朝，这部长篇也令他在2010年荣获第三届红楼梦文学奖。骆以军自认是“经验匮乏者”，文字中没有宏观的叙事蓝图，他们这一代书写者早已没有了时代赋予的优势。“当你的经验不是你的经验，是父辈口中的故事，或是别人书写中的情景，怎么样用书写这个形式虚实糅和，这是我要去做的。”一如他在获奖感言中所说，只有小说才可能演绎迷宫般的完满宇宙。从台北阳明山到新北深坑，从乡下搬到城里，娶妻生子，家事操劳。如今骆以军的时间被划分得七零八落，他的阅读与写作，一半是是在家中书房，另一半则是在台北街头的咖啡店。似乎一切都与昔日相同，依旧是砸碎的时光。

发光的房间

听骆以军讲话常有种非常迷离的感觉，他不止用文字创作小说，也在构建一个情景。他的话语不断从主线延伸开去，织成一张密集的网，一不留神就将听的人困在他建构的情境之中。或许这正是他在台湾五年级书写者中最独特的地方。

《发光的房间》是骆以军的一篇短文，精湛的开头，迷人的故事，意料之外的语言和叙事。这也是他记忆中高中生活的场景。那时，每当夜幕降临，骆以军和他的“人渣朋友”蹲在教室楼梯口望着对面大楼上演着的“家庭剧场”。屋里的一家四口总是裸着身体，这个发光的画面成为他萌动的少年时光最敏感刺激的记忆。“这个发光的家庭剧场，像魅影一样存在我少年脑海里面的画框，这是我小说操练的密室。”此后他从事创作，不断学习写作技艺就是希望能把这记忆中，当初无法言说的交织于暧昧、、真实、梦幻边界的时空剧场一一重建。交谈中谈及现在很多小说，读者不愿意读，骆以军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小说没有了神秘感，在他看来小说必须能为读者提供神秘感和新发现。“这个房间很神秘，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这一家人在屋子里为何要裸身？我看到的、困惑的，都很神秘，而恰好神秘感是小说的魅力。有了这个神秘感，你才会去观察、想象、推理各种可能，发现被我们忽略的细节与感受。”

骆以军有着神乎其神的语感，他将庸常的日常嫁接到虚无的想象中，再将两者糅和成一种需要慢读的复杂从句之中，最终给读者营造出一种纠结和意犹未尽的双重阅读挑战。如他自己所说，是全台湾书写者中最爱写梦的人，这是他在小说中所置信的事情，或者说这就是他的书写美学。如果说“发光的房间”为骆以军提供了创作的起始点，那对于梦境的再发现则成为他文学创作之中的一个中继站。他记得早年听台湾作家雷骧的演讲，提及作家本人始终会在床头放上一个本子、一支笔，待到梦醒时分，将梦境逐一记录，或许就可成为一篇杰出小说的肇始。“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写不出任何东西，就开始尝试‘梦笔记’，这对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影响。”

为大陆熟识的台湾作家中，骆以军既没有朱家姐妹（朱天文、朱天心）那样的显赫名声，也不及蒋勋、张大春、吴念真般伶牙俐齿、善于表演的身段。而他的最大魅力，或许就是总能充满鬼灵精怪式的奇思异想，善于将别人的故事“偷来”为己用。骆以军记得1993年完成首部短篇小说集《红字团》后，几个月写不出任何东西，断定自己是江郎才尽已到极限，却未想如今已书写了20余年，出版了10多部作品。对他来说，“小说传递的不是故事，而是观看的方式，时空的结构。因而小说是建立于一个永远不能完全捕获生活的概念上，永远只是一个过程，一个进行中的状态”。

台北浮世绘

今年6月，大陆出版了骆以军的短篇集《脸之书》，一部关于台北的“一千零一夜”。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台北，他再熟悉不过。借着书写，骆以军游走在台北的大街小巷，流连于暗流涌动的城市角落。他说那些偶遇却难以忘怀的城市脸孔，也道出现代生活无穷尽的荒谬与孤独、希望与憧憬。看似外表乐观的骆以军，实则悲观到底。

采访时，和骆以军聊起彼此皆喜爱的捷克小说家赫拉巴尔的作品《底层的珍珠》，那些市井小众的日常、那些琐碎纷杂的言语犹如“时代垃圾堆”上颗颗散落的珍珠。“我在《脸之书》中想达到的效果就是类似赫拉巴尔的《底层的珍珠》那样，这些城市中的市井小众，才可能理解真正的都市，他们亲身体验着现代都市里不稳定的关系和不自在的状态。”书中，骆以军用温柔、宽容之眼观察着这些他生活之中的偶遇脸孔，他自言虽看不到城市全景，也看不到那些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却通过这些脸孔折射出台北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的美好、伤害，或者这些脸孔对曾经伤害的宽恕。在他的书写之下，这些脸孔聚集成台北城的浮光掠影、五光十色的追忆似水流年。“小说的书写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让经验只被一种经验垄断。我做过3年编辑，也写过烂广告文案、烂剧本，过程很痛苦。但其实现在回想是增加了小说的社会杂语性格，反而小说语言更丰富。”

很多两岸上一辈作家，对台湾五年级书写者给出格局过小、写的小说都是封闭的自我世界、没有厚重经验的评价。骆以军认为他们这代名曰“内向世代”的书写者，实则是在追忆曾经属于他们的那个年代，没有庞大的世界，也没有庞大的维度。“我们这代人所拥有的故事太有限了，把父辈的故事讲完，剩下的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但在中国大陆，好像所有的人都活在小说里，随便遇到的人，讲讲各自的故事，都像一篇小说。这样的环境是小说的温床，大陆作家在小说领域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有丰富的故事和戏剧性的一面。而台湾太小了，没有那么多故事。”骆以军最看重的并非是那些真真假假、虚实杂糅的故事，而是叙事的方式，他常说自己是大故事的匮乏者。“我不是鲁迅、不是张爱玲、不是白先勇，更不是沈从文，我没有办法在20岁以前把古典文学的教养建立起来。我的文学启蒙本来就是从阅读福克纳这样的现代作家开始，即使当时我读古典文学作品，也不会想搞创作。我也读过《红楼梦》，但读完后不会想要去写这样一个东西，不会想到我也要去搞创作。我已经47岁了，再努力，即使到了80岁，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