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全媒体时代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协同发展机制研究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 论文从全媒体给电子政务和图书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入手，探究全媒体时代两者的协同发展机制，通过相互关联、协调、合作和共享业务行为与特定资源等方式，促进电子政务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和价值。
分类号 G252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e-government and libraries in the omnimedia er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developing mechanism of them . Through the mutual correlation，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 sharing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specific resources of e-government and library， e-government could be boosted rapidly， healthily and sustainably，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value of library could be promoted further.
Keywords E-government. Library. Omnimedia era.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1 国内外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协同发展研究现状
近年来，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协同效应引起了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视角沿着电子政务对图书馆的影响、图书馆对电子政务的作用的路线逐渐转移，焦点最终落在了两者的协同发展上。国外部分学者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相互影响、作用、合作和微妙的协同发展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并试图影响相应的国家政策，为更好地支持两者的协同发展提供更多便利[1-3]；大量数据和材料的分析与研究表明，电子政务为图书馆的专业教育、研究和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方向，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机遇和挑战；多年来，图书馆为电子政务的用户提供相关服务、培训、入口、帮助和支持，成为公民社区中电子政务的锚点[4-6]以及电子政务快速发展的加速器和依赖。
在国内，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使图书馆成为政务信息公开体系中的新元素[7]，电子政务为图书馆的专业教育和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8]，大量文献聚焦于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开发、整合和利用[9-10]，并有相当部分图书馆开展了相关业务项目和服务[11-12]。王芳[8]对2001―2011年间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中的电子政务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目前我国图书情报界对电子政务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契合度还都不够；张丽梅[13]通过对我国173家公共图书馆的政府信息服务进行在线调查则发现，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我国公共图书馆对电子政务的整体服务项目和能力都很有限，还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和层次差异。而且目前大部分研究仅限于理论层面，绝大多数从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的视角出发，鲜有关注公众和用户，真正或很好地应用到实践中的案例并不多，能够为电子政务提供入口、帮助和支撑的是微乎其微，更谈不上两者的协同发展。
2 全媒体环境下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协同发展
全媒体[14]将人类社会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受众参与式文化时代，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公众信息文化和理念的变革。全媒体环境下多样化的媒介技术使信息资源的产生、、评论、转换和传播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传统的自上向下或单向度的信息传播和接受服务模式、有限的咨询和评论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分众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文化，例如微博使传统的电子政务和图书馆服务从“训示型”向“对话型”转变，彻底改变了传统用户“受示型”的受众形象。伴随着受众自主性、参与性及互交性的新媒体潮流迅速崛起，政府和图书馆作为我国传统的社会信息中心，采用新的媒介技术为大众服务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
全媒体时代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协同发展指的是采用新的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各种媒介，以无缝和包容性的公共服务为核心，通过电子政务和图书馆之间的同步、协作、共享和合作，使彼此的资源和业务流程得到优化，最终实现电子政务服务效能、用户采纳率与满意率以及图书馆社会功能价值的提升。在国际社会上，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通例，相对也比较成熟。但在我国，一直以来主要是图书馆界对电子政务保持关注和较高的研究热度，也在积极地寻求机会介入，到目前为止，仅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开展了很有限的合作，并没有形成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协同发展局面。Wade Bishop Bradley[15]研究发现，随着图书馆和政府机构参与电子政务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增加，协同发展的水平则向金字塔顶点移动，不断提高。因此，构建全媒体环境下电子政务和图书馆协同发展的机制体系，能够促进电子政务和图书馆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全面、从低水平到高水平实现协同发展，最终能够向用户提供低成本、包容性、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
3 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协同发展机制分析
3.1 耦合机制分析
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耦合主要是指人才、资源、技术和场所等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协调和促进的互动互增的动态联系。从人才来看，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熟悉政务细则、规范和业务流程及其相关知识，图书馆馆员则集信息采集、加工、管理和培训等优势于一身；从资源来看，政府机构拥有及时、权威、可靠、全面而丰富的政府信息资源，而图书馆则是各种社会信息资源和知识的聚集地；从场所来看，电子政务正趋向于信息资源、应用系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场所的大集中，而图书馆具有广泛的、全覆盖的网点分布，甚至延伸到了社区和偏远农村小镇；从技术来看，随着三网融合下移动技术、网络技术和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门槛不断降低，这些都为电子政务和图书馆协同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和更广阔的空间，必然会要求和提升两者的耦合互动关系。
3.1.1 关联与互动
首先要创新媒介，促进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关联与互动。全媒体环境下的三网融合使电子政务的用户采纳数量、使用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极大延伸；各种媒介技术改善了电子政务的网络外部性，能够很好地提升用户的相对优势和相容性，例如社交网络；而在交互参与式的文化背景下提供浸入式的信息服务则能够提高用户的认可度和信任度。图书馆和电子政务可以利用微博和微信平台相互关注、转载和评论，实现关联与互动。图书馆将政府、与用户关系密切的信息转载、解释并根据自己的信息资源优势提供相关的延伸服务；而电子政务则同样为用户提供转向、指向图书馆的标识，并及时关注和评论图书馆开展的服务和活动。
由于图书馆传统的公益性、普遍性、均等性和大众化等理念深入人心，通过图书馆参与、合作、帮助和支持等方式，以用户为中心、采用新媒介提供信息服务，能够很好地改善用户的自我效能和感知信任度，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传统用户的采纳意向，并不断地吸引新用户。目前，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杭州图书馆等少数公共图书馆也开始尝试与当地政府合作，利用移动技术、微博和微信等服务方式，拉近与公众的距离，提高信息透明度和虚拟交往的亲近感与信任度，使得电子政务更加接地气。
3.1.2 共享与共建
在我国，图书馆可以借助其专业的信息资源组织特长，直接参与政务公开信息的制作、和宣传，借鉴联合编目模式，共建共享同一政府信息公开平台。
目前国内图书馆的信息公开服务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图书馆建设的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平台，对政府公开信息进行采集、整合、主题与标签分类；另一种也是大部分公共图书馆所采用的，对当地政府信息公开的网址进行链接或导航。但无论是哪种服务模式，总让人有种浅尝辄止的感觉，图书馆和电子政务实质上仍是两条平行线。而共建共享同一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可以统一数据标准、避免重复建设、及时权威信息，还能推进政府信息规范化，为图书馆开展细化的信息服务提供方便。传统的电子政务一般按照行政服务机构划分，除了共建共享同一信息公开平台外，图书馆还可以按用户熟悉的民生主题模块、网络标签分类，融合各种媒体终端、采用媒体社交网络、多媒体技术和移动技术，为用户提供多视角、全方位、立体化的信息服务模式。
3.1.3 合作与协作
随着电子政务和图书馆关联互动程度的增加和共建共享范围的扩大，电子政务可以实现部分业务向图书馆的合理转移。在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政府机构和电子政务越来越趋于大集中，图书馆在城市社区甚至农村的网络却是星罗棋布，成为电子政务的社会支持机构具有天然的优势。虽然电子政务旨在建设电子化、网络化和无纸化政府，但大部分行政业务仍由线上和线下部分共同完成，将信息查询、咨询、采集和提交等线上部分可以转移到图书馆，而这些正是图书馆传统服务强项；伴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和网上业务和服务的便利性，政府机构所承担的业务量会大量增加，将用户端的服务角色交付图书馆，不仅可以使政府机构在业务流程改进、服务质量提高及电子服务系统优化等方面投入更多，还能够提高电子政务的包容性，减小数字鸿沟。而且，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时期，在政府面向用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图书馆起到了协调、缓冲、沟通和中介的作用，这样有利于保障用户的信息知情权、促进政务公开、透明和社会和谐。在美国，图书馆不仅为电子政务提供计算机、网络、入口，帮助用户理解内容、解决使用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还在诸多公共服务领域开展了电子政务的服务和合作，比如在社区中提供税务信息、公民与移民服务和资源、社会服务、健康信息、突发与灾害响应甚至更多，作为可信任和中立的社会组织，创造了跨机构、超越多方利益的集合服务环境，而政府机构则借助于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优势增加了在线服务，精简了部分的机构和服务人员[16]。
3.2 协调机制分析
由于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协同发展涉及两大系统、诸多机构和部门、广泛而复杂的业务，因此需要建立图书馆协会与政府机构、图书馆与政府机构、图书馆协会与图书馆，甚至是同一区域内的图书馆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机制。
图书馆协会在参与社会公共管理中具有专业、贴近基层、官僚化程度低等优势[17]，可以代表图书馆行业与政府机构进行定期沟通、业务协调，对图书馆的电子政务服务能够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美国图书馆协会就与税务局、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和政府出版局等相关政府机构合作建立LibEGov、Lib2Gov网站，制作了电子政务工具包（E-Government Toolkit）为图书馆开展电子政务服务提供帮助，还召开图书馆中电子政务服务的网络研讨会，以促进经验交流和业务提高。而图书馆还应该就电子政务服务与政府机构之间进行持续和有效的对话，建立长效机制以更好地协调相关服务和活动，尤其是当一个图书馆要面对诸多不同政府机构的时候。在同一区域内，不同级别和同一级别图书馆之间也会因为需要，在开展电子政务服务方面进行沟通和协同。例如，一个美国市政图书馆可能会调查附近区域郡图书馆系统的电子政务服务的提供情况，并接触该馆对其工作进行扩展或修正去满足市政当局的需求，与郡图书馆协调合作提供服务，以充分地利用和发挥现有经济和各种资源[15]。
由于图书馆及其相关机构作为第三方的介入，改变了传统的图书馆、电子政务和用户的关系，使电子政务服务更加开放、高效和多元化，也改变了传统的信息和服务流动方向与模式[18]，有利于资源的整合与业务流程的优化，能够提高用户对电子政务的采纳率和满意率。在图书馆―用户―电子政务模式中，图书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专业特长制作电子政务相关的工具和专题网站，由用户传递给电子政务从而提高电子政务的服务效率；由于图书馆参与政府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用户与电子政务互交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同样可以为图书馆所用。在电子政务―图书馆―用户模式中，电子政务通过图书馆对其进行网络链接、设置信息专栏、资源扩展的方式，实现信息和服务经由图书馆传递给用户；而用户由于需要终端、网络、入口、个性化信息需求和协助会选择信任的、便利的图书馆网点作为获取电子政务信息和服务的机构。在图书馆―电子政务―用户模式中，电子政务从图书馆那里获取用户反映的问题、困难和不足，进而更好地服务用户；而用户也会将自己需要的大量信息由经电子政务反馈给图书馆，从而加强与补充图书馆的相关服务。
3.3 保障机制分析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前，我国图书馆基本上是游离于电子政务之外[7]。一方面因为图书馆开展电子政务服务存在理念、体制、资金和技术等种种障碍与困难，但最重要的还是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初期国家图书馆就遭遇尴尬[19]，显得有心无力，体制障碍固然存在，但与缺乏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实施细则、进程和规划等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不无关系；而由图书馆主导的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平台，在建设过程中因为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而倍感被动，其影响力和实际效用也大打折扣，需要争取政界、学界、法律界及各类从事信息检索的单位合作，从法律和政策上确立图书馆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地位[9]。而美国在2002年颁布的电子政务法第213部分就确立了美国公共图书馆协助电子政务实施的法律地位、角色和责任，为其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源动力和法律保障。
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图书馆和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能够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为图书馆拓展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契机。但随着电子政务、移动政务的快速发展，图书馆的政府信息服务要想具有可持续性，并体现其社会的不可替代性，还需要更多创新型的法律和法规不断出台，以政策和制度为保障，不断地推进和深化政府信息服务工作。
4 结语
虽然国际社会上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协同发展日臻成熟，但就国内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电子政务和图书馆的协同发展，宏观上要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做好顶层设计，根据电子政务发展规划的要求和图书馆实际情况，整合、共享资源，创新协作；微观上还需要提高图书馆电子政务服务意识和能力，尝试部分服务和业务的参与和合作、探索科学的政府机构、用户和图书馆之间的信息和服务模式等等。不过，随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各种新兴技术和媒介的日新月异，在相关耦合机制、协调机制和保障机制的框架下，图书馆与政府机构的合作程度一定能螺旋上升、不断加深，最终实现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 ] Jaeger P T， Greene N N， Bertot J C， et al. The co-evolution of e-government and public libraries：Technologies， access， education， and partnerships[J].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2012， 34（4）：271-281.
[ 2 ] Paul S. A case study of E-governance initiatives in India[J].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 Library Review，2007，39（3-4）：176-184.
[ 3 ] Hui G， Richard M. Creating public value in E-Government[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0，69（S1）：S120-S131.
[ 4 ] Bertot J. Community-Based E-Government：libraries as E-Government partners and providers[C]//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6228：Springer Berlin Hei-
delberg，2010：121-131.
[ 5 ] Choudrie J， Weerakkody V， Jones S. Realising e-government in the UK：rural and urban challenges[J]. Journal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05（No.5）：568-585.
[ 6 ] Jaeger P T， Bertot J C. E-government Education in Public Libraries：New Service Roles and Expand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J].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2009（No.1）：39-49.
[ 7 ] 李国新.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公开体系中的新元素[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5）：99-102.
[ 8 ] 王芳，纪雪梅.图书馆学情报学中的电子政务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2（13）：11-16，23.
[ 9 ] 梁蕙玮，赵荣荣.公共图书馆开展电子政务项目整合服务探讨[J].图书馆建设，2010（1）：13-16.
[10] 夏义.图书馆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功能的定位与实施[J].情报资料工作，2011（1）：72-75.
[11] 韩小亚.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模式初探[J].图书馆论坛，2010（1）：101-103，9.
[12] 田建设.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个案调查与思考[J].情报资料工作，2008（4）：27-30.
[13] 张丽梅，彭国莉，宋玉忠，等.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图书与情报，2012（4）：111-114.
[14] 罗鑫.什么是“全媒体”[J].中国记者，2010（3）：82-83.
[15] Bradley W B， Charles R M， Lauren H M. E-Gover-nment service roles for public libraries[J].Public L-ibraries，2011（No.3）：32-37.
[16] Information Policy & Access Center. E-Government& public libraries[EB/OL].http：//ipac.umd.edu/[2014-11-08].http：///analysis/publiclib-raries-and-e-government.
[17] 肖容梅.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5）：4-11.
[18] Taylor N G， Jaeger P T， Gorham U， et al. The circular continuum of agencies， public libraries， and users：A model of e-government in practice[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Suppl 1）：S18-S25.
[19] 孙继斌，丁金凤.公共图书馆准备仍显不足 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查阅服务.法制日报.2008-08-24（3）.
张新红 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河南焦作， 454000。
（收稿日期：2014-08-03 编校：刘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