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典诗歌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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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兴”纳入中国古典诗学的历史发展中作纵向的考察,主要分析论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以及宋朝各时期对“兴”认识的差异,并进行简要的评析,以此为“兴”在随着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而不断充实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轨迹。

【关键词】兴;政教功能;感兴寄托

“兴”,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独特的范畴,其基本含义一是感发,二是寄寓。作为审美出现的“兴”的出现,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先秦时代。后来汉代儒者从经学角度对“兴”做了进一步的诠释。魏晋南北朝之际,随着人性的觉醒与文学的独立,“兴”从托喻之辞向着自然感兴发展,其内涵逐渐拓展。唐宋以后,诸多的文论家们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使“兴”的范畴不断得到充实,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一、 先秦两汉之“兴”

春秋时期,“兴”在孔子的诗学中,首先是一种感发志意、涵养性情的接受活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邢m注曰:“此章论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学起于《诗》也。”(《论语集解》)朱熹注曰:“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也又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也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起兴起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四书集注・论语》)从这些解说中可以看出,孔子将《诗经》作为修身养性的教科书,强调《诗经》的感兴可以更深入人心。孔子论“兴”,最著名的是提出了“兴、观、群、怨”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汉代孔安国注“诗可以兴”为“引譬联类”(转引自何晏《论语集解》),朱熹注为“感发志意”(《四书集注・论语》)。所谓“兴于《诗》”与“诗可以兴”都是指诗歌通过“感发志意”的方式来使人感悟。“兴”,是一种情感的活动,通过个体愉快来举一反三,引譬联类,从文字形象的欣赏之中领悟各种人生与自然界的哲理,进而升华到道德的最高境界。

时值刘汉,当时儒家学者长于训诂章句并以政教教化解诗。对于《毛诗》中明确标示出的“兴”,汉儒普遍将它作为比喻看待。郑玄的《毛诗》笺注就直接将“兴”直接解释为“喻”,汉代的其他学者对“兴”的理解也基本不出郑注的范围。对于“赋、比、兴”手法的具体内容,《毛诗》并未详加说明,最早对此做出解释的是郑玄与郑众。郑玄《周礼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又引郑众云:“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问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见郑玄《周礼注》)汉儒论“兴”时,强调“兴”与后咏之辞有着意义联系。他们对“兴”的认识正是与他们以政治教化为旨归的诗学思想相一致的,附庸于经学的汉代实用诗学无法对诗歌情感的发生问题作出超越政教目的的探讨。

二、 朝之“兴”

随着汉末以来人的觉醒,文学艺术已渐渐脱离了两汉大一统皇权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羁绊,与动乱年代中的生命意识相融合,文学艺术不再依附于政教与伦理道德,而是人的感情的宣泄与寄托,在两汉文学中主要成为“美刺”手法的“兴”,借助于自然景观与社会人事的种种感发而兴怀抒情、咏物寄托,与艺术生命融为一体。同时,这种自然化的“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与张扬了原始艺术的能源,脱去了被两汉儒学文明所压抑的政教外壳。

西晋陆机《文赋》论文情的产生时,突出了“以情起兴”的特点,提出了“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对大自然给人的感觉作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与之同时的挚虞则在《文章流别论》对“兴”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兴者,有感之辞也”,强调“兴”的有感而发,同汉魏以来重视感兴与应感之会的文学思想相联系,是对汉末以来与物感说之间关联的理性认识的一个总结。其所谓“有感”正如王延寿“嗟乎,诗人之兴,感物而作”(《鲁灵光殿赋》)和刘熙“兴物而作谓之兴”(《释名》)所说的感物。

刘勰、钟嵘则从情物相感的高度来看待“比兴”的问题,认为“兴”是主观情志在外物感召下形成的一种审美冲动,两汉囿于政教天地的“兴”走向了物我相感的境界。《文心雕龙・比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它吸取了魏晋以来“言意之辨”的理论成果,强调在自然触发下要有深沉的意义可供回味,反对一览无余、浅薄的诗作。在钟嵘看来,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在意蕴深远与文采精美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三、 唐之“兴”

“兴”随着唐宋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新的风貌特征,融政教与审美为一体。唐初陈子昂的“兴寄”论与六朝的“感兴”论遥相呼应,李白在此基础上,倡导“清真自然,兴象风神”之美,将“兴”与盛唐之音融为一体,到了中晚唐的皎然、司空图等人,力图淡化“比兴”之中的政教意味,注重从情兴与韵味相融合的角度去探讨“兴”,从而开启了宋代诗学论“兴”重在清静淡泊的审美观念。

陈子昂针对之前“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之局面,远追“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直标“兴寄”。所谓“兴寄”是指凝聚在诗作中的社会人生内涵,偏重个人的感受与寄托,提倡在作品中寄寓遥深,意在言外。“兴寄”说将个人的深沉体验与社会人生意蕴凝为一体,将建安、正始年代兴托深远、情兼雅怨的文学传统发扬光大,从而与初唐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相契合。后代李白所提倡的“逸兴”则追求率兴而感,将深挚的思想内容与自然的风格统一起来,并以之继承教化传统。如果说陈子昂强调“兴”之中的寄托,因而风格难免晦涩不明朗,而李白则强调“兴”的天真自然,不拘一格;陈子昂的的“兴寄”指向内心情感,而李白之“兴”则指向外在感受与吟咏,以自然的意象和豪放的情感来打动人,展现了盛唐之音迥异于初唐之音的风格气象。时至中唐,皎然认为将“兴”是作为情感的一种表现,与刘勰、钟嵘论“兴”颇为相近。他在《诗式》中提出:“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雎》即其义也。”在他看来,所谓“比”是使情思形象化的过程,“兴”则是偏重意蕴的提炼,这种意蕴又离不开形象,“义即象下之意”(《诗式・用事》)。

四、 宋之“兴”

有宋一代论“兴”不得不提南宋朱熹之《诗集传》。在《诗集传》中朱子对汉代《毛诗》“比兴”观进行了重新解释,将 “兴”内涵进行再构与发展。“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卷一)“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朱子语类》卷八十)“比虽是较切,然兴却意较深远。”(同上)“诗之兴,最无紧要,然兴起人意外正在兴。会得诗人之兴,便有一格长。”(同上)他反对汉儒对“兴”的“美刺”说,而强调“兴”对人性情的感染:“古人独以为兴于诗者,诗便有感发人底意思。今人读之无所感者,正是被诸儒解杀了,死着诗义,兴起人善意不得。”(同上)宋学的盛行使文人们在“惟务养性情,其他则不学”(《二程遗书》卷十八)的心境下,对社会人生的批评远不如汉唐。这种情况下,朱熹有意识地对《诗经》中的怨刺精神以及《毛诗》的“美刺”说法进行剔除,重点突出《诗经》是涵养性情的教科书。

另一位诗论家严羽则希望通过对盛唐之音的倡导来唤醒时代精神。他在《沧浪诗话》中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所说的“兴趣”,就是一种从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而进行的审美创造,是诗歌独特的审美趣味,不同于理性思维。汉儒论“兴”,重在“美刺”;六朝人尚“兴”重在缘情造物;唐朝好“兴”,重在感兴抒情;而严羽所推崇的“盛唐诸人惟在兴趣”,不仅是对盛唐诗人创作精神的写照,更主要是借诠释唐人来提倡他心目中的审美理想。

五、 结语

先秦之“兴”起自《诗三百》,从草木禽鱼起兴,进而咏叹社会人事与自己的遭际;汉儒将这种“比兴”与“美刺”相联系,囿于政教的天地。而魏晋六朝人之兴,由个体之“兴”上升到对永恒的生命意义的咏叹,它体现出弥漫魏晋六朝的人生悲剧观念。而作为时代审美精神的投射,唐代之“兴”反映了诗人蹈厉发奋、雄浑激昂的创作意识与风格特征,“兴象风神”成为唐诗的主要风貌。宋诗尚“义理”,因而宋诗使传统的“比兴”受到冷落。

“兴”将中国文化中天人感应、观物取象等思维方式融化到艺术创作过程中。“兴”以情感物、借景抒情,从最早的比喻、托喻之辞,渐渐演化充实为感兴寄托与意在言外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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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秋红(1985--),女,汉族,福建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