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家之“蔡”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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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到了宋代，又出现了一次高峰，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宋四家，掀起了“宋代尚意”书风的高潮。乃至于在整个两宋时期，“尚意”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在宋四家之列毫无争议，而蔡襄与蔡京谁列于宋四家之中，历来为学者和书家所争论。据《宋史列传》的史料记载，并佐以《全宋文》和《全元文》关于宋四家法帖的题跋文献，论述了蔡襄不仅在宋代书坛享有极高的地位，且位列宋四家之中是当之无愧的。

关键词：宋四家；书法艺术；尚意书风；蔡襄；蔡京

中图分类号：J29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116-03

终宋一代，书法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苏轼为典型代表的宋四家，高举“尚意”书风的大旗，其他书家刻意追随，一变自隋唐以来“尚法”的传统，极欲彰显个人风格及个性艺术的表现。正由于此，这一时代造就了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这些以“尚意”为主要书学审美取向的书法大家。在艺术风格上，东坡的浑然天成，山谷的劲健开张，米南宫纵横飘逸，端明学士端庄秀媚，神采各异，仪态各具，为时人和后人留下了众多法帖精品。宋四家在书学理论和书法实践上，广泛汲取晋唐遗韵，锐意革新，各有所长。理论与实践相互依佐，在饱受五代书法退萎之风的拘囿后，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这一时期书法艺术成就斐然者。宋四家中，前三者无疑分别是指苏轼、黄庭坚和米芾。而四家之末的“蔡”，则自宋以后，多有分歧，历来争议颇大。蔡襄说，蔡京说，蔡卞说等等，众说纷纭。通过历代文献以及散见于文集中的题跋和信札对宋四家进行梳理，传统观点“蔡襄说”是有其时代意义和书学价值的。“蔡襄说”不仅不是对“宋人尚意”书风的否定，恰恰是蔡襄亲历和见证了宋人“尚意”书风的形成和勃兴。

一、宋元以后对“宋四家”持“蔡京说”者

宋四家从书法风格上看，东坡之书姿态丰腴肥厚，烂漫天真；山谷之书纵横捭阖，郁拔开张；海岳之体俊逸豪迈，沉着淋漓。他们书风自成一格，都长于学古又富于创新，将“尚意”书风的大旗搞搞擎起，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而于蔡者，他们辄以为，蔡京书法“字势豪健，痛快视着。”这更符合宋四家之“尚意”书学取向的艺术要求。明代孙镀在《书画跋跋》中说道，“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则前后辈倒置……”明代万历进士安世凤在《墨林快事》中厘清有宋一代蔡氏兄弟书法艺术成就的高下：“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蔡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乾隆翰林院编修杭世骏在《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之事，作为“人讹”的一个典型个案做一论述。可见明清时“蔡京说”在明清两朝就影响很大。以宋四家的排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分析，宋以后的文人学者甚至书家极力推赞蔡京书法蔡京的书法具有姿媚豪健、痛快淋漓的特点，在效仿古人的基础上力求创新，似乎更能体现宋朝“尚意”的书法风格。他一贯保持“古法”，因循前人少有新意的蔡襄相比对，蔡京的书法更富有创新，也能恪守宋代书法“尚意”的书学审美情趣，在当时颇享盛誉，其时在书风上追随蔡京者不乏其人。如此之举在文献中多有记载。明书画收藏和鉴定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清时期许多书家和学者持“蔡京说”，其依据在于。

其一，从宋四家顺序排列上看，东坡、山谷和米芾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而蔡襄是仁宗时期的端明学士，年龄和辈分均是最高，列于生活于北宋哲宗、徽宗时的米芾之后，的确让人生疑。

其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由于苏轼的推崇和言论被推“本朝第一”，这个评价主要是受苏轼地位的影响。然而北宋中期之后，时代书风定型，人们对蔡襄书风渐有微词。坡多次提到“仆以君漠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尽管苏轼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但在北宋中后期，对蔡襄的评价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其三，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引宋人评语曰“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匹俦”。元代去宋不久，撇开人品直论艺术，当时蔡京在书法艺术上的确是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的。

由正史反观蔡京的一生，“蔡京字符长，兴化仙游人。登熙宁三年进士第，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拜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历郓、永兴军，迁龙图阁直学士，复知成都。绍圣初，入权户部尚书。徽宗即位，罢为端明、龙图两学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京毕史事。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用条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讲议司，自为提举，以其党吴居厚、王汉之十余人为僚属，取政事之大者。”（《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一奸臣二蔡京》）京精工书法，尤擅行书，形似米南宫，字势豪健，痛快沉着。蔡京的书法成就与人生际遇颇为相似。蔡京早年荣华，晚况凄凉。诚如《铁围山丛谈》所说的：京书法字势豪健，痛快通过史载蔡京的生活轨迹和履历，反观蔡京书学思想的核心，进而分析其理论依据，以长幼之序颠倒来肯定蔡京书法成就，否定蔡襄书学地位，显然是拘泥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并欲以“人名恶而书名显”来为蔡京的书法地位正名。

二、时人推崇蔡襄以之持“蔡襄说”

对于宋四家传统之持“蔡襄说”者，认为宋四家之说，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这是众多依附于宋四家之“蔡襄说”的直接原因。“苏、黄、米、蔡”被后人公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这其中蔡襄年龄辈分最长，依照常理应在苏、黄、米之前。且终宋一世，蔡襄在宋代书坛，众体兼备，是宋人由五代颓靡书风向“尚意”书风转变的关键人物。“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举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及令书《温成后父碑》，则曰：“此待诏职耳。”不奉诏。于朋友尚信义，闻其丧，则不御酒肉，为位而哭。蔡京与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阀，自谓为族弟。干道中，赐襄谥曰忠惠。”（《宋史列传第七十九蔡襄》）蔡襄宋天圣八年进士，并在朝中历任馆阁校勘、直史馆、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等职，并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卒赠礼部侍郎。存世所见蔡襄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陶生帖》以及碑刻《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等。

由法帖分析宋四家的书风，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坡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襄阳俊迈豪放。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同时也坚守自己的书学信念，由此书风自成一格。而蔡襄喜作行书和楷书，其面目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魏晋行书的意蕴和隋唐楷书的法度在蔡襄的笔下淋漓尽致。这也是蔡襄书法饱含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的主要原因。坡、欧阳修对蔡襄书法推崇备至，所以他在当时极负盛誉。苏轼曾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苏轼《东坡题跋》）欧阳修说：“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欧阳修《牡丹记跋尾》）不止于此，端明公于“蝌蚪、篆籀、正隶、飞白、行草、章草、颠草靡不臻妙”。欧阳修对蔡襄书法也极为推崇，这无疑在当时宋初书坛自然而然地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欧阳修又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七十二）从他传世的三十多件墨迹和几十块碑刻拓本来看，其书艺成就最高的应是楷书和行书，其次是草书。蔡襄为人忠厚、正直、讲究信义，学识渊博。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黄庭坚《山谷文集》）《宋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杨宗道说：“君谟楷书最为可师，端劲高古，落笔如削铁，此书中龙也。”（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九）诚然，在“宋四家”中，蔡襄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但他尤喜楷书，且大、中、小楷兼善。其楷书端正严整，功力深厚，颇有唐楷法度。这方面的书法成就，凭公而论，当在苏、黄、米之上。端明公曾说：“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十二）总体上看他的书法应是恪守晋唐法度，只是创新求变的意识略微淡薄了一些。明代盛时泰《苍润轩碑跋》中说：“蔡公书起五季之衰，《万安》为摩崖之苗裔，可谓确论。盖大书不难于规矩，而难于得天真趣多。今以此观之，只似作蝇头小楷，此固其过人者耶！”盛氏此论，也正式对蔡襄书法于宋代书法发展之贡献的中肯论断。尽管蔡氏书法尚未完全融入“宋人尚意”之书学思潮中，但他是将宋代书法的意趣和魏晋书法的韵致及隋唐书法的法度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在宋代前期书法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英国美学家科林伍德说：“在一定意义上，任何真正的艺术品都是独创的，但是这种意义上的独创性并不意味着与其他艺术作品不相似。独创性一词所表达的事实在于，这件作品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第43页）蔡襄之行书，尽管表现出与前人或时人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这些因素丝毫也不会减弱它给人们的美感，以及它作为优秀艺术作品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宋代固然大盛行书，但在行书方面最早取得较大成就的书家，首推蔡襄。欧阳修说：“苏子美兄弟后，君谟独步当世，笔有师法，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九）苏轼对于蔡襄在宋代书坛的地位和影响，也执同样的观点。《墨池编》论蔡襄的书法“少务刚劲有气势，晚归于淳淡婉美”，于此帖可见一斑。其草书，用笔抑扬，时断时续，流畅洒脱，已少有早年的肥拙之笔。具有“翔龙舞凤之势”更为萧散流丽。

三、蔡襄书学地位的确立暗合“蔡襄说”

米芾对此曾做了这样的形象概括：“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繁华。”（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九）清代王文治曾作《论书绝句》赞扬蔡襄书品人品之美：君谟落笔带春韶，玉润兰馨意欲消。心画心声原不假，觉人争及万安桥。明代收藏家项穆指出：“宋之名家，君谟为首，齐范唐贤，学六而资七。”又说：“君谟之书，宋代巨擘。”（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九）的确，蔡襄书法作品的美是一种阴柔之美。继李建中、宋绶、徐铉、周越、苏舜钦之后，蔡襄崛起于宋代书坛，远接魏晋，直追唐人，赢得一片赞誉之声，在宋代风靡一时，被誉为当世第一。除了艺术本身的成就，还有以下原因。

首先，蔡襄力学唐各大家，又追踪魏晋，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苏、黄、米三家。如论资排辈，在“宋四家”中他是长辈。

其次，蔡襄为人忠厚，正直豪爽，讲求信义，学识渊博，政治地位很高。而中国书评向来是执人格主义的批评标准，结果也就书以人贵。

再次，在苏、黄、米三家尚未崛起之时，蔡襄的书法“端劲高古，容德兼备”，在宋初众多书家之中如鹤立鸡群，显得鲜明突出，引人注目。

之外，宋遗民、元人王存《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明确指出“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漠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这里就明确提出了宋四家，且“蔡”即是蔡襄。

总的看来，在“宋四家”中，蔡襄的书法在追求古趣的同时，也能寓矩度于变化之中，随意而为，表现出自己的艺术风格。其行书俊美端庄的结体、干净利落的行笔，表现出一派笔带春韶、玉润兰馨般的风采。将虞、颜笔法自然地融于自身风格之中，没有拘谨之势和明显的拙笔；结体也端庄妍媚，缜密适度；显示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娴熟的艺术技巧。综上所述，蔡襄书法在宋朝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取得了书坛盟主的地位。其艺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是不可抹杀的，不仅在宋代而且元、明、清三代，柳贯、项穆、冯班、蒋和、姚广平等等，也都于宋人书法中首推蔡书，赵孟■、文徵明等书法大家也受到蔡书的一定影响，从中汲取蔡氏书学思想的精华。然而，蔡襄的书法对后世的影响远没有苏、黄、米三家大。他的书法刻意法古，在书法革新的成就和风格独特鲜明的程度上，都要逊色于苏、黄、米三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书法“颇自惜，不妄为人书”。尽管如此，跻身于“宋四家”之列，于蔡襄来说，依然是书法史给予其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宋初书坛盟主，还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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