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馆永远的朋友――怀念梁羽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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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梁羽生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农历大年初一的下午，是陈建功馆长打电话告诉我的。当时不管怎么努力地让自己平静，我的心情还是一下子沉重了下来。
我年轻时读过梁先生的新武侠小说，曾被梁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引人入胜的文笔所倾倒，他是我敬仰的前辈作家。到文学馆工作，我结识了乐观豁达的梁先生，被他那高远无争的大师风范所折服，他早已成为我们文学馆的老朋友。在回家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梁羽生。望着出租车窗外向后逝去的建筑，梁先生的一件件往事在眼前浮现，让我沉重的情绪里又加进了有些控制不住的激动，以至坐在身边的太太跟我说话都没听到。
那是2004年7月，我调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不久，老朋友陈丹晨先生托人带话，说定居澳大利亚的梁羽生先生已八十高龄，重病在身，有意将他一生创作的书籍、手稿等文献资料捐回国内，文学馆应该积极争取一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信息！文学馆有数千位作家的文物文献，但海外华文作家的只有几十位。如果像梁先生这样的海内外华人家喻户晓的武侠小说大师能有文献入藏文学馆，文学馆人怎么能不兴奋？我在第一时间通报给陈建功馆长。中国作协很快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同意由文学馆组团赴香港，争取在11月间梁先生从澳大利亚来香港接受岭南大学名誉博士的时候见一面，表达文学馆希望得到捐赠的意向。
11月23日上午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孙立川先生安排下，我和随行的刘屏、王梦晨一行三人，在香港港青酒店815房见到了梁羽生先生和他的太太林萃如女士。梁先生起身欢迎，和我们一一握手让座。衣着简朴的梁先生一副学者风度，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武侠大师的架子。看着他白晰而红润的面颊，听着他洪亮而浓重的广西夹杂广东口音的侃侃而谈，这哪里像“年过八十，重病在身”呢？
我和同行的王梦晨展开带去的中国画《多寿图》送给梁先生。这是临行前我请花鸟画家闫品女士专门为梁羽生八十初度创作的。梁先生戴上眼镜，仔细欣赏着品味着，情绪十分兴奋。看得出来梁先生十分喜爱这幅《多寿图》。我发现梁先生似乎在数着画面上寿桃的数量，连忙告诉他：
“画家知道您今年八十高龄，特意画了九颗大桃。”
梁先生笑得十分灿烂：“这是最大的数，我明白画家的心意。”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大家重新落座，还没等我们说明来意，梁先生就让太太取出从澳大利亚带来的创作手稿和文献资料，交给我，面带欠意地说：“人老了，拿不动很多东西，这是临行前为你们准备的，不知合不合你们文学馆需要。”
“需要、需要。”我一面应承着，一面接过文献放到茶几上。
梁先生从文献中抽出一张折着的宣纸说：“这是我在悉尼家中给你们文学馆写的一条字，留个纪念吧！”
我和同去的孙立川先生一起将宣纸展开，条幅上的四个大字赫然眼前：“还剑奇情”，落款是“梁羽生书”，还钤了一方阳文的名章。八十岁老人的书法依然苍劲有力。
客房里的气氛是轻松的、愉快的，仿佛是老朋友重逢，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梁先生告诉我：大量的东西都在悉尼，想请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杨健思女士协助整理后再捐给文学馆。我说，到那时我还亲自带团去迎取。也许是大家把“迎取”听成了“迎娶新娘”的“迎娶”，客房里又是一阵笑声。
就这样，我们要表达“希望梁先生向文学馆捐赠文物文献”的事，在笑声中定了下来，并且已经开始了首批捐赠。梁先生的热情无私让我们代表团一行十分感动。那是一位前辈作家对文学馆事业的真诚帮助与支持，更是一位海外赤子达观胸襟的坦露。至今想起，仍然为之动情。
那一天，我们和梁先生谈得十分开心。谈到他的创作经历，谈到他的老师对他一生的影响，谈到他对国内创作历史小说的看法，谈到他对国内图书盗版猖獗的愤怒，甚至谈到梁先生出生的年份和月份几种说法。因为谈得过了中午，梁先生执意请我们在他下榻的饭店吃了午饭。临别时，我们相约在悉尼见。
2006年7月，我和文学馆的王梦晨、张广生一行如约飞赴悉尼。在悉尼梁羽生先生寓所，我们又见面了。梁先生和太太林萃如女士，以及杨健思教授一起接待了我们。老朋友相见，其乐融融。梁先生还像两年前在香港见面时一样的精神矍铄，一样的幽默健谈。我们也和两年前在香港一样的又一次被感动。
在与杨健思教授一件件核对文物文献清单时，我们发现近千件的文物文献无一不与梁先生一生的不断学习有关，无一不与梁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有关，无一不与梁先生一生的坎坷经历有关。一件件文物文献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梁先生治学的一丝不苟，在向我们诉说着梁先生创作的才华横溢，在向我们诉说着梁先生一生的笔耕不辍。我们作为后辈文学工作者，除了感慨、感奋与感动，还能有什么呢？
最让我感动的是，核对完文物文献清单后，梁先生拉着我的手，指着他书房里的东西对我说：“这里面的东西，哪一件你们需要，都捐给你们。”
我脑子里思忖着文学馆应该向观众展示一个梁羽生创作那么多部武侠小说的书房，便脱口而出：“能不能把这张写字台和墙上的文玩字画给我们，在文学馆建一个梁羽生书房……”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把写字台拉走，梁先生今后在哪里写作呢？话不由得就停住了。
梁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爽快地说：“没有问题的，我再买一个新桌子就是了。”
7月26日上午，在中澳文化促进会会长何孔周先生和澳洲《星岛日报》的倾力协助下，梁羽生文物文献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仪式在悉尼黄金岁月酒楼隆重举行。到会的各界侨领、企业家、文化名人、社会贤达、新闻界负责人和各种媒体记者有一百多人。何孔周先生悄悄告诉我：“这在当地是空前的。”
捐赠仪式专门从当地华语广播电台请来一位播音员主持。在奏过中澳两国国歌之后，梁先生郑重地将文物文献清单交到我的手上。我把文学馆特有的纪念品――铜制巴金手模――送给梁先生。梁先生接过巴金手模，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谢谢中国现代文学馆！”
我说：“应该谢谢您，谢谢您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真诚支持！”
说着话我注意到梁先生激动得眼圈有些湿润。
那个捐赠仪式是我终生难忘的。但更让我难忘的是，就在那个仪式上，我们请来的嘉宾――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问我：“我在悉尼工作这么多年，都不知道梁羽生住在悉尼，你们是怎么知道的？”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正是透过这句话，我又一次感受到定居悉尼近二十年的梁先生那种严谨谦恭、淡泊名利的大师风范。
从悉尼回来，我与梁先生的联系不断。2007年初的春节前夕，我听说梁先生赴香港参加一个活动，突然中风住院，滞留在香港。我与建功商量，利用我春节假期赴香港探亲之机，探望一下梁羽生先生。建功说，梁先生给文学馆做出那么大贡献，应该给他带上一万元生活补贴，以备他在香港不时之需。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香港九龙医院，白天我在杨健思教授陪同下，把一万元留给了病房里仍然乐观幽默的梁先生，晚上，梁先生的太太林萃如女士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她与梁先生商量过了，这钱太多，不能收，文学馆经费不富裕，留在更需要的地方吧！我费尽口舌也说服不了梁太太。最后她只答应留下一千元作为过节用，其他九千元，第二天派人给我送了回来。这又一次让我深深地感动。
梁羽生先生离我们而去了，竟然又是在春节前夕。他的音容笑貌无论如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建功让我代表文学馆起草唁电，勾起我对梁先生无尽的追思。在唁电的结尾，我向梁先生的夫人林萃如女士坦露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馆同仁的心情：我们将以加倍努力的工作，使先生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在文学馆得以永久珍藏，并不断传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