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最踏实的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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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岁的郭建梅，中国第一个专职公益律师，2011年在美国华盛顿摘取了“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为她颁奖。这个创立于2007年的奖项，是用来表彰为伸张社会正义和争取妇女权益而表现出勇气的杰出女性。
1995年辞去《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铁饭碗、一手创办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郭建梅，在公益律师的路上已经走了16年。与有钱有势的对手作斗争，还得面对周围人的不解，郭建梅有那种难以自抑的焦虑。不过，这比起刚入行时的抑郁症已经好了太多。如今，她发现自己更能厘清公益律师的价值所在：“什么叫律师？挣钱，不是你职业的全部意义。真正为推动法律的进步'为保障法律的公平正义，为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你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你的职业价值。”
不惮于把自己放置于险境
郭建梅创办的咨询中心所推动的案件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农村妇女土地权问题、职场的害问题、家庭暴力、家政工问题、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权利问题等。16年来，她和她的团队办了约3000多个案子，在中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下，有近40%的案子是败诉的。
郭建梅对此已经坦然视之：“公益诉讼不以胜败论英雄。通过一个案子引起大众重视或者引起网民的讨论，这就是一种胜利，公益律师做的工作很大程度是启蒙性、倡导性、引领性的工作。”
在这个从痛苦到坦然的过程中，郭建梅并没有失去内心的敏感，尤其是面对强势的恶时。
2011年，来自某省的一位妇女，发短信向她求助，欲状告前夫实施了多年的家暴。离婚后还在持续地施暴，导致她左眼失明、鼻子骨折、腰部瘫痪，但其前夫势力强大，在当地根本不能立案。郭建梅搜索了一下其前夫的资料，该人居然是当地的著名律师。她一下子变身怒目金刚，“这么恶魔的一个人，就得弄倒他！”
作为女性的那种天然的感性，时不时地从她身上涌动出来。
在宋山木案的开庭过程中，郭建梅在本子上写下一句话：永远不做商业律师！在法庭上，她无法忍受宋山木律师的辩护：“律师说当事人是。事实上很多证据证明宋山木就是，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认定的证据，血液精斑毛发衣服，都是板上钉钉的，但律师还往上说。”
在法庭上，她严重抗议，公诉人也提出了抗议，法官宣布了休庭。她当时就责问宋山木的律师：“你收了他多少钱？”
对于感性的冲动，郭建梅这样说，“其实，感性的人是不适合做律师的，但是，理性的人是做不了公益律师的。感性，意味着激情，不切实际，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等；理性，意味着沉稳，会审时度势等。这看起来是一种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
在丛林中践行法律，她也从来不惮于把自己放置于险境。
为了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郭建梅两次差点被当地政府拷上手铐，甚至差点被打。在中国的农村，土地被开发商和政府收购后，出嫁女和离婚女得不到补偿款的情况越来越多。去河南登封办案的那次，她和律师所副主任李莹被一群暴怒的男村民堵在宾馆外，蒙蒙细雨中黑压压的一群男人，冲着她们咆哮：“家有家法、村有村规，你们北京来的律师算什么？！”郭建梅像是要英勇就义似的，整了整耳后的头发昂首出门。好在警车赶到，解了围。
郭建梅的女儿在美国读书，全程目睹了她在华盛顿领取“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的过程。女儿赞她：“妈妈你真棒！”她则在心里嘀咕，你妈遇到的危险你从来都不知道。
推动法律空白区的发展
在公益律师的领域，似乎没有她不敢做的事和不敢说的话。
郭建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90%的律师是在为10%的人服务。事实上，她和某律师私下聊天时，对方非常肯定她的说法，甚至还觉得，这个数字太低了，应该是95%的律师为5%的人服务。可私聊是一回事，公开放言的只有她。
“我想让中国政府，中国民众知道，中国的法律是个什么样子，继而让大家去推动。”
作为公益律师领域的先行者，她的确像个战士一样冲锋陷阵，推动法律空白区的发展。她接手了宋山木案，就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对女性性权利的维护。事实上，在这一领域，她和她的团队成绩斐然：在国际劳工组织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她们推出了《防治工作场所性骚扰指导手册》，并且在联合了八个企业推进内部防范机制；4月份，在北京召开的防止性骚扰防范机制研讨会，她们也是促成方。
在维护农村土地权方面，她和她的团队了不下几百个案子，为农村妇女追回来的土地赔偿金接近2000万。
这么多年过去了，郭建梅作为目击者，也在见证着公众维权意识的提高。“在中心刚刚开始的时候，尽管我们当时做了很多的宣传，甚至我们在街上张贴小广告，希望大家能够来这儿，我们给予免费的援助。当时很多很多的人，可以说不相信法律，不打官司。”而现在，“要坚定的为自己维护权利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我宁愿付出很多其他的代价，我也要打官司，讨回一个说法。就像秋菊打官司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郭建梅佩服那些损失了很多，可能讨不回公道但依然为自己讨公道的女性。
她当事人中有个叫文静的重庆女孩，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饱受校长的性骚扰，她找到了郭建梅，一直告了几年，失去了工作，周围人还都把她当成不可理喻的人。虽然最后还是败诉了。郭建梅始终记得这个女孩的一句话，“虽然我败诉了，但是我用自己的呼吁，唤起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唤起立法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这个案例总让人想起郭建梅的丈夫、作家刘震云的一本书，《我不是潘金莲》。写的就是一位农村妇女因为被人说作风有问题，为了维护声誉开始执拗地打官司，结果这个官司越来越沉重，最后发现打这个官司是无用的，不打了。
郭建梅从来不在家跟刘震云讨论任何她经手的案例，她说刘震云是老夫子，躲在屋子里鼓捣他自己的东西，而刘震云这样一部影射法律界现实黑洞的作品，让郭建梅感到熟悉又意外。
这是一对很有意思的夫妻档。刘震云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的妻子具体肩扛着怎样的风险和压力，可谈起郭建梅，这位言谈朴实的作家说，“她不是曼德拉，她顶多是学德兰修女，她只是在法律框架下做一个律师该做的事情，她只是想做一个好人。”
推进行业的进展
郭建梅所做的，不仅是维护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事实上，在律师圈，公益律师一行，本身也常常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她所想的，还有如何推进这个行业的进展。
随着北大对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撤销，郭建梅带着她的团队注册了现在的“北京市众泽妇女法律咨询中心、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众泽妇女法律咨询中心”只能进行工商注册，因为目前并不存在对这种法律机构进行“民办非企业”注册的官方机构。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注册时，光名字就想了二三十个，阳光不行、公益不行，考虑到她们所在办公楼的名字中有一个“千”字，干脆就起名叫“千千”。郭建梅开玩笑说：“千千嘛，也可以理解成千家万户、千千万万、千方百计，大千世界。”
除此之外，公益律师并不创收，按照行业规定，律所必须创收才能生存，不然有可能被律协“关门”。
有一次，一个律师朋友跟郭建梅聊天。他对郭建梅说：“你是有声望的律师，机构有影响力，但你别做敏感的事，”末了问郭建梅：“现在这个所创收多少？”这个问题把郭建梅问愣了。“我说一分不创啊。”他说，不行啊，律所一年得挣300万，要不然给你关门啊。我说，这不是逼着我做商业律师么？
到底公益律师之路该怎样更好地走下去？
郭建梅的想法是，“打开三个通道”：一个是打开政府的通道，希望获得政府的支持和认同，特别是能够在政策和法律的层面上给公益律师以激励；第二是要打开企业的通道，实际上是来打开中国国内的筹资渠道；第三就是要打开律师的通道，把公益律师网扩大再扩大，她甚至想形成一个类似李连杰做的壹基金一样的针对公益律师的筹款机制。
她一点点在做。在2009年，郭建梅为某药品代言一句台词“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每一个眼神都是一个沉重的托付，每一个案子都是一道难关”，让她把“公益律师”这四个字推送到大众的耳朵中。
郭建梅还琢磨着，怎么在国内创建一个公益律师的激励机制？
在加拿大访问时，郭建梅发现，加拿大的公益律师非常多，公益律师的收入在整个律师收入当中占中层。社会各方面的捐赠，包括来自政府的资助是加拿大公益律师的经济来源。
而对比郭建梅自己的团队，公益律师只拿几千块钱的工资，在北京只靠工资可能永远买不起房子。搁以前，郭建梅会小有抱怨地想，凭什么去做一个有担当、有法律良知的人就这么难呢？现在，郭建梅会这么琢磨，这是自己的问题，没人逼你从事公益，既然如此，就不如想想怎么在现实层面上给这个群体一个激励机制。
尽管公益律师之路，走上去荆棘重重，可郭建梅觉得，在做公益律师的过程中，职业道德、职业价值、职业意义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实现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