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远离常识的教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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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2频道反复播出的“心理访谈”《杨元元之死》，以不够严谨的副标题“杨元元的吊诡人生”，激起人们对于这位自杀而死的女研究生新一轮的关注与讨论。令杨元元死不瞑目的“知识为什么没有改变她的命运？”犹如屈原的“天问”一样，撕扯着关心她的人们的心弦。

阅读杨元元的简历，她于2002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2009年9月考取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无论是经济法还是国际法，都是现代工商契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是建立在产权明晰、自愿交易的契约合同及商业信用基础之上的。现代化的法律，本身就是一种高度量化的以人为本、人人平等、权责分明、程序正义的框架性契约。现代文明社会第一位的道德，就是独立自主、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人人平等的权利边界及程序正义，并且为自己的正当及不正当的作为所带来的正面及负面后果分享权利并且承担责任。但是，在学习成绩一向优秀的杨元元身上，却没有表现出这些最为基本、最为简单的文明常识和普造价值，反而表现出了许多前文明社会所常见的身份优越及身份依附意识。这既是杨元元的个人悲哀，同时也是专注于学位文凭而不注重于培养独立思考的创造性人才的教育悲哀。换言之，杨元元的人生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远离常识的教育悲剧。

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是从宜昌市下放到位于枝江县深山区的国有军工厂的一名技术工人，1970年代曾经到上海进修过5年船舶技工。这些身份经历使她在偏僻边远的军工厂里，一度拥有一份身份优越感。杨元元6岁时父亲去世，陷入人生低谷的望瑞玲独自抚养6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寄托着母亲全部希望的杨元元和她的弟弟，双双考取名牌大学。但是，大学毕业后的杨元元，并没有像她所梦想的那样找到一份足够改变身份命运的好工作。6年之后，她不得不怀抱着住大城市、找好工作的人生梦想，来到上海海事大学接受新一轮的学位文凭教育。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几乎与她形影不离、相依为命的母亲，也跟随她违规住进了女生宿舍。当杨元元所要依附的这所大学按照相关规定，拒绝望瑞玲在女生宿舍继续居住时，―直沉溺于母女之间形影不离、相依为命的捆绑式身份依附的杨元元，再也不能维持自己并不健全的心理平衡。她的精神世界突然崩溃，她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对于像杨元元这样一味追求依附性身份的个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分析说：“普鲁士在1806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关系，同时还取消了慈悲的领主们照顾贫、病和衰老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受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

相对于恩格斯所否定的“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胡适贡献于中国社会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借用他的原话，“个人主义有两种：（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这后一种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假如杨元元通过经济学和国际法的正规教育尤其是常识教育，抛弃了从她的母亲那里传承下的明显“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身份优越及身份依附意识，进而确立了胡适所说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她首先要做的是在自己与母亲、与学校、与社会之间，区分切割出相对独立的权利边界及情感边界，进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认真负责、自我健全的不断进步，来循序渐进、脚踏实地地改善自己及母亲的生存状况和生存环境。可惜的是，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充斥着远离常识的假、大、空的伪知识、伪命题、伪理论；整个社会对于学位文凭的身份崇拜加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身份崇拜，进一步助长了杨元元们远离现代工商契约社会的文明常识，而单纯追求身份优越感及身份依附感的盲目冲动。公务员热的持续升温一再证明着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元元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反常识教育的牺牲品和殉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