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写意花鸟画的风格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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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花鸟画始于原始时代，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擅长花鸟画的名家，至唐代才真正独立成科。到了五代，出现了黄筌、徐熙两派不同的风格，形成了花鸟画史上较有名的“徐黄异体”。

但是，由于统治者的喜好，徐熙的野逸派画风一度受到冷落，这一文人所推崇的水墨画法，直到明代的沈周才得以发扬光大。沈周以其独特的绘画思想与创作技法，富于花鸟画全新的面貌。从此，水墨写意花鸟画成为一种趋势，对后世影响甚广。

沈周（1427～1509），明代杰出书画家。字启南，号石田，长洲（今苏州）人。为明中期文人画“吴派”的开创者，位列明四家之首。对于沈周山水画的成就，美术史上早有定论。但他的花鸟画贡献却少有提及，甚至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沈周花鸟画的成就并不逊于山水画。明朝著名绘画理论家王稚登在《国朝吴郡丹青志》中指出：“先生绘事为当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鱼悉入神品。”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沈周的花鸟画和人物画成就都很高，并且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沈周开创了写意花鸟画的风格呢？尽管个人绘画风格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但必然与他的家学渊源、人文精神、绘画思想、技巧创新、师承关系等是密不可分的。笔者试图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剖析，逐步窥探出沈周写意花鸟画风格形成的深层原因。

一、家学渊源

沈周出生艺术世家，其曾祖父沈良琛与元四大家中的王蒙交情甚笃。张丑在《清河书画舫》说他“精鉴赏书画，游心艺苑，与王蒙友善”。王蒙曾深夜踏雪去良琛家中探访。吴匏庵(宽)《题王叔明遣沈兰坡画》中就有言：“黄鹤山人樵古松，踏雪夜访兰坡翁，浴鹅溪边放杯酒，尺素顿发青芙蓉，百年坐卧松雪中，似舅宛有王孙风，谁教彦远作画记。姓名也合收王蒙，清霜不管坡兰丛，兰芽仍茁吴门东，山人倒骑黄鹤去。黄鹤一去青山空”。

沈周祖父沈澄在曾祖父的教育和影响下，能“修已读书，缙绅咸器重之。”善诗文绘画，并精于鉴赏，家藏大量的历代字画，据传还收藏有倪瓒的真迹。沈澄为人好客，喜交文人雅士。杨君谦《吴中往哲记》称他“被荐不受官，好自标致，恒着道衣，逍遥林馆之间。每日设数筵酒食以待客，若无客，则令人于溪上望焉，惟恐不至也。人以顾玉山(仲瑛)拟之。晚自号规庵，亦工画，卒于天顺七年癸未，年八十八。”其父恒吉、伯贞吉、子云鸿、孙沈湄均擅画。徐沁说恒吉“画山水师杜琼，劲骨老思溢出，绝类黄鹤山樵(王蒙)一派，两沈并列神品，寿俱大耋”。父子兄弟间常相互交流品鉴，以致奴婢仆人皆懂文墨，文风雅韵，可见一斑。

沈家世代好客，一时传为美谈。早在其祖父沈澄“居相城之西庄，日治具，待宾客，饮酒赋诗，或令人于溪上望客舟，惟恐不至。”沈氏一家诗、画文雅及好客之名，至沈澄，已超过顾瑛，为‘三吴一时盛族，推相城沈氏为最”了。由此引来无数贤士名人。他们聚集到相城沈家，品玩古画，酬对诗歌。相继不绝的雅集聚会，对历代名品的切磋赏鉴，给沈周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使他视野开阔，审美水准和绘画技巧也随之不断提高。

此外，沈周家族为人宽厚平易、心胸阔达、乐于济人之难。清姜绍书《无声诗史》中记载：“里中有急难，不问谁何，辄捐囊中钱佐之。天寒雨雪，望里中突不烟者，则呼苍头课其廪而致焉，曰：‘余固不能独饱也”。沈氏深受家族艺术的影响。良好的家庭环境，潜移默化中对沈周性格的塑造及人品修养又起着重要的作用，使他自小便在耳濡目染的家学氛围中浸染，培养成了胸襟开阔的性格。然性格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亦会对绘画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其能凭在野的身份得以潇洒处世、自由创作。正如《山静居画论》中有云：“石田老人笔，似其为人。浩浩荡荡，自得于中，无假乎外。凡有所作，实力虚神，浑然有余。故仆以学石田，先须养其气。”吴宽《跋沈石田画册》中更是指出：“石田翁为王府博作此小册，山水竹木、花果虫鸟、无乎不具，其亦能矣。近时画家可以及此者，唯钱塘戴文进一人。然文进之能止于画耳，若夫吮墨之余，缀以短句，随物赋形，各极其趣，则翁当独步于今日也。”

不难看出，沈周写意花鸟画风格的形成，可谓是这种良好性格修养与人品的集中反映。

二.、隐逸生活与非功利心态

沈周家族世代归隐，其祖沈澄即“好自标置，恒著道衣，逍遥池馆”。自沈澄开启先例后，沈周父亲、伯父都把它看成家法，抗隐终生。沈周一生未仕，以布衣平居乡间，世人多以隐士目之，明史就将他列入《隐逸传》。因此，沈氏是以出世的文人生活方式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

沈周虽不崇拜功名，但并不意味着他忽视知识的重要性。沈氏对诗文有着浓厚的兴趣，不断学习以提高道德水准。他富有做诗的才华与灵气，一生中写了数以千万首诗文，流传至今的有《耕石斋石田集》。特别是题画诗的数量特多，咏物抒情“皆清新雄健”，轻松舒朗，给人以联想。沈周虽然饱学诗书，但却不与当时恶劣的科举文风同流合污。并“淡于取名，无意传其诗，而与画皆盛传，是翁之诗以画寿，非以画掩之”。因此，沈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其诗云：“天地假我有其躯也，丹青假我有是图也。我尚假农有禾一尘，有豆一区，我尚假儒有此衣冠，有此走趋。……活一年，拼踊年田，以为养亲；存一日，读一日书，以为自娱也欤！”这就是离开了仕途的传统轨道，作为平民文人的沈周洒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

然而，沈氏的隐居并非标榜高远超俗，而是切实的入世精神。这在沈氏的许多律诗中都可得到印证。如他在《桃源图》中自题诗曰：“啼饥儿女正连村，况有催租更打门，一夜老夫眠不得，起来寻纸画桃源。”这种隐逸的生活与沈周后来焕然一新的写意风格息息相关。他的写意花鸟画不像山人那般虚无、白眼看青天的凄凉。而是给人以清新雅致、平淡天真的感受，并以积极向上的心态传达出来的。对此王世贞说：“五代徐黄而下至宣和主写花鸟，妙在设色粉绘，隐起如粟。精工之极，儆若生肖，石田氏及能以浅色淡墨作之，而神采更自翩翩，所谓妙而真者也。”很精辟地指出了沈周与徐黄花鸟画的差异，肯定了其文人逸雅的艺术气质。沈周人品画名既高，因此其绘画广为人们称颂和追棒。就像王鳌在《石田墓志铭》中所述：“近自经师，远至闽楚川广，无不购求其迹，以为珍玩。风流文翰，照映一时，其亦盛矣!”加上商品经济发达，绘画交易普遍，因此沈周绘画大买家欢迎。于是造假者亦不绝。如祝允明在《记石田先生画》一文中说：“沈先生周，当世之望。乞画者……或一乞累数纸，殊可厌恶，而先生处之泰然。其后赝幅益多，片缣朝出，午已见副本。”

一言以蔽之，脱离官僚系统的隐逸生活便意味着创作的自发性、自由性，即创作动机的非功利性的心态。他不会为功名所累，不必去迎合他人的口味而改变自己的画风，其绘画目的纯粹是抱着自娱自乐的态度，带有明显的戏墨成份。如他的许多扇面上都自题有“沈周戏墨”。所以说，这种隐逸的生活的人文情怀与非功利性的心态，使沈周在创作上得以潇洒恣意、无拘无束的发挥，体现出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画的“高”、“清”、“逸”的特点，故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写意。

三、师承关系

古代画家很注重师承关系，比如马远师承李唐；李成师承荆浩；巨然师承董源等等。这些画家学习的同时并不是一味的模仿跟风，而是在师承同时形成个人风格，开宗立派，使绘画艺术得以进一步拓展。沈周也不例外，他的写意花鸟画是师承哪家哪派的呢？我们先来看一则题跋。

故宫博物院藏有法常的《写生蔬果》一幅，卷后有沈周的题跋：“余始工山水，间喜作花果、草虫，故所畜古人之制甚多，率尺纸残墨，未有能兼之者。近见牧溪一卷于饱奄吴公家，若果有安榴、有来摘、……不施彩色，任意泼墨沛，俨然若生，回视黄签、舜举之流，风斯下矣。且纸色莹洁，一幅长三丈有咫，真宋物也。宜乎公之宝藏也软。沈周。”读此跋可知，沈周对于法常的水墨大写意画法非常赞赏，甚至认为其超过了黄筌、钱选等人的绘画。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周花鸟画中，一些花鸟的表现手法和题材的确是跟法常十分相像。那么沈周是不是只学法常一家呢？或许我们在下面的一些史料中可以摸索到蛛丝马迹。

据方薰《山静居画论》中记载：“白石翁蔬果翎毛得元人法，气韵深厚，笔力沉着。”沈周在马远《虚亭渔逮图》中跋云：“余昔年于东原先生斋头见其长幅，苍松奇石，笔法神秀，仰想迄今”。从沈周的跋文中也可以得知他师法古人的绘画思想。明代顾起元在《稣娌萏眉》中说：“昔元微之读杜工部诗称，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我明以画名世者，母逾启南先生，盖能集诸家之大成，而兼撮其胜。拟之于诗，当与工部并驱者。今观此册，举唐宋以来名人之体势，一一挥洒于豪翰间，合之则竟秀争妍，离之则孤赛独出。所谓分其才艺，足了十人，至是乃信斯道之有所总萃也”

通过以上的记载，可以发现，沈周在花鸟画方面虽然师法徐熙、法常、王渊等人。但从他的存世写意花鸟画作品中，即使能看出徐熙画风的迹象，也都只是在“似与不似”之间。然不可否认，元人对沈周影响颇大，正如方薰所说：“白石翁蔬果翎毛得元人法”。沈氏自己也曾说道“余家三世相传画理癖，好董巨、二米画法”。

沈周在继承和吸收古人绘画精髓的同时，逐步确立起个人的绘画风貌。其没骨花鸟则具有恬静、淡雅之感。而写意花鸟多以纵逸的笔势，淋漓的水墨，洗练的造型，注重笔墨韵味，水墨呈浓淡变化富有层次感，突破了宋元文人写意花鸟画较为规整的格式，更具脱略形似的写意韵味。此外，他还恰当地将诗文与绘画相结合，丰富画面内涵，使花鸟画的面貌焕然一新。据明徐沁《明画录》卷六《花鸟•叙》中说：“写生有两派，大都右徐熙、易元吉、而小左黄筌、赵昌，正以人巧不敌天真耳。有明惟沈启南、陈复莆、孙雪居辈涉笔点染追踪徐、易。唐伯虎、陆叔平、周少谷以及张子羽、孙漫士最得意者差与黄赵乱真，他若范启东、林以善极遒逸处颇有足观。吕庭振一派终不脱院体，岂与大涵牡丹青藤花卉超然畦径者同日语乎？”《吴郡丹青志》中又称：“其画自唐宋名流及胜国诸贤，上下千载，纵横百辈，先生兼总条贯，莫一揽其微。”

由此足以表明沈周在学习花鸟画时，上溯宋元又不专师一家，而是集诸家之大成，吸取各家之所长，融会贯通，再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写意花鸟画艺术风格。

四、绘画理念

唐代画家张b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成为绘画史上的名句。简单的讲，就是画家应以大自然为师，再结合自己内心的感悟，方可创作出好的作品。学习自然并不是很死板地依样画葫芦，而是在大自然中探寻花鸟画的奥妙，再通过画家个人的情感去表现，去达到他们理想的画面追求。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有艺术感染力，才能打动人。沈周的写意花鸟画便是这种理念最好的诠释。

沈周平时十分注重写生，几乎从未间断过，达到痴迷的程度。他曾在一幅墨笔花鸟画自题：“诸果十种盖余戏笔耳，然之写生之不易，则知余亦非戏也。”看来沈氏对写生十分重视。正基于此，他所表现的造型与自然有着浑然天成之感。他追求的是平淡天真，“率意点染具生气”。如王世贞说：“此册的石翁，花果十六纸其合者往往登神品。……石田氏乃能以浅色淡墨作之，而神采更自翩翩，所谓妙而真也。”可知这种风格的形成跟沈氏重视写生、关注大自然是密不可分的。

实际上，沈周取法于自然，注重朴实无华、平淡天真的精神表现。特别是利用水墨的特性，创造自然雅逸的花鸟形象。他曾在《菜赞》中写道：“天茁此徒，多取而吾谦不伤。士知此味，多食而我欲不荒，藏至真于淡薄，安贫贱于长久。后畦初雨，南园未霜。朝盘一筋，齿顿生香。先生饱矣，其乐洋洋”。看来沈氏追求的是淡泊朴素的绘画理念。

师法自然的过程中，激发了沈周的绘画灵感，拓展了花鸟画的题材与笔墨意趣。我们知道，唐代至元代花鸟画中，大多以线勾勒、墨色渲染的方法加以表现。如唐代韩干的马、韩甑呐！⒃代赵孟\的羊等皆是如此。而沈周却以没骨法的方法来写牛、驴、蟹等物，把笔墨意趣运用到了花鸟画中，不仅丰富了题材，而且极大增强了花鸟画抒情写意的能力，突破了花鸟画传统之“形似”的束缚。如沈氏自己所言：“秋轩前杂植凡数种，花开时辄笔象之于纸，次弟得十翻，盖散人弄饱饭之活计也，观者勿以工拙为消。”他又在《写生册》自题云：“我于蠢动兼生植，弄笔还能窃化机。明月小窗孤坐处，春风满面此心微。戏笔此册随物赋形，聊自适闲居饱食之兴。若以画求我，我则在丹青之外矣。弘治甲寅沈周题”。沈周把自己作画自称为“戏笔”。沈氏的创作多以意取胜，减弱了物象的外在的追求。清初花卉名家挥南田曾说：“写生高逸一派，明代白石翁，北宋之徐熙也，白阳山人用笔隽快，实开后世率易径路……”。这与其说是笔墨创造，不如说是他细致观察大自然，感悟生活，注重天淡天真的精神表现之结果。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沈周自然淡泊的文人旨趣，使他的花鸟画显得逸放质朴、意境深远，给人以雅秀洒脱之感。对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有感于此，所以笔者认为，这种“师法自然”的绘画思想，也是他开创写意花鸟画风格的原因之一。

五、技巧创新

一个画家要想创造出自己的风格，除了人品修养与绘画理念之外，技巧的创新是最关键的，假如没有技法的突破，只是亦步亦趋跟在前人后面学，又怎能创造出新的面貌呢？也就更谈不上个人的风格了。因此，沈周写意花鸟画的成就是与绘画的技巧创新分不开的。

传统的花鸟画讲究的是形似，从而达到神似，所谓“以形写神”。这种极度尊重自然的写实手法至北宋达到了顶峰。直到明代沈周才有了转变。沈周写意花鸟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吸收山水中浅绛技法来设色，改变了原来摹写自然的调子，把山水画中用来表现林木树石的画法融入花鸟画里面，笔墨古拙苍润，变化多端。他还将老辣自如的笔法运用于枝杆的表现上，这种创造性的技法使它的花鸟画面貌令人耳目一新。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写生与山水不能兼长，惟黄要叔能之，余所藏《勘书图》学李N，《金盘鹁鸪》学周P，皆有夺蓝之手，我朝则沈启南一人而已，此册写生更胜，山水间有本色，然皆真虎也。”此则论述中将沈周和黄筌并提，可见在画史上能真正能将山水画技法活用于花鸟画的并不多，董其昌认为除五代黄荃之外，只有沈周一人能做到，说明了沈周在画法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利用山水画技法融入花鸟画的技巧创新，让沈周的花鸟画的表现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使他的水墨花鸟画由简到放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有法度可依、有笔墨可循的放逸的画风。正如方薰曾在《山静居画论》中记述：“石田多蕴蓄之致，青藤擅跌荡之趣。”看得出沈周绘画风格是很古雅，有着很强的内在张力。

沈氏十分注重线条的作用，并融会贯通。明代王世贞说：“五代徐(熙)黄(筌)而下，至宣和(徽宗赵佶)，主写花鸟，妙在设色粉绘，隐起如粟，精工之极，做若生肖。石田氏乃能以线色淡墨而作之，而神采更自翩翩，所谓妙而真者也。”

值得一提的是，沈还改变了长期用线勾勒的单一化方法，不仅用勾勒设色法,而且用双勾法、水墨淡彩法等种种表现方法，使花鸟画技法上得到新的拓展，别开生面的创造出新程式。从而使得水墨花鸟看起来显得沉着、浑厚。这些技法的创新，都为沈周的文人写意画风格的形成奠定了条件。

陈淳深受沈周这种技法的影响，并将沈氏的沉厚推向了自由奔放的抒写形态，从而为恣意纵横的大写意花鸟开拓了关键性的一步。陈淳在其晚年的《平安富贵图》上跋道：“余自幼好写生，往往求为设色工致，但恨不得古人三昧，徒烦笔研，殊索兴趣，近年来老态日增，不复能事少年驰骋然，闲边辄作此，艺然已草草水墨。昔石田先生尝云：观者当求我于丹青之外识尔，余亦庶几，若以法度律我，我得罪于社中多矣！余迂妄，盖素企慕石翁者，故敢称其语以自释，不敢求社中视我小视石田也！”作为清初花鸟画名家的恽寿平，在其《南田画跋》中也说：“墨花至石田、六如，真洗脱尘畦，游于象外，觉造化在指腕间，非抹绿涂红者所可概论也。”可见沈周的花鸟画的特别之处。

六、结论

综上所述，沈周的写意花鸟画风格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除了自身的勤奋努力外，亦跟他生长在书香的大家庭环境中有很大的渊源关系。浓厚的艺术氛围及乐人接济他人的风尚，培养了沈周豁达的心胸，提升其艺术修养，以此具备了写意画的先决条件。而隐逸的生活方式和非功利性的心态，又使他拥有不同的创作理念，由此绘画变得更加地自由奔放、潇洒恣意。

在师承关系上，沈周集诸百家之所长，加以融会贯通，最后形成自已独特的风格。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写生，师法自然但并不拘泥于物象的表面，能够真诚地面对自然而有所突破。再者，提倡技法创新，借山水画技法融入花鸟画，改变了宋人《百花图》中工整晕染的画法，以纵逸而凝炼的笔墨，来表现“雅人深致”，由宋元的工向写意迈进。

正是基于以上各方面的原因，才使沈周写意花鸟画风格最终得以确立。他的水墨写意花鸟画不仅是对文人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绘画传统水墨花鸟画的创新，开拓了水墨花鸟画的新天地。他发展和丰富了文人花鸟画的表现题材，把元人山水画的笔墨意趣融入到了花鸟画中，极大地增加了花鸟画抒情写意的能力，使写意花鸟替代了先前的勾染一派，从而真正成为花鸟画坛的主流。这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必然。后世的陈淳、徐渭继承与发扬了沈周的写意花鸟画风，引领整个明清花鸟画坛，直至近现代而不衰，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