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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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当地时间2015年12月7日下午，85岁高龄的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在家人的陪伴下步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礼堂，参加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演讲。她的演讲题目为《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并以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结尾，称“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媒体和公众的“屠呦呦热”始于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之后，屠呦呦正是这个奖项的三名获奖者之一。屠呦呦的名字是和“青蒿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是抗疟有效单体青蒿素的重要发现者。而此次获奖，是继屠呦呦2011年获得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后另一重要国际大奖，它让人再次审视青蒿素的发明历程，及其对于中国中医药领域的特殊意义。这位世界级的女科学家，为人类抗击疟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在几十年间默默无闻，更没有“院士”等华丽的头衔，不禁令人费解，这其中到底是何缘故？人们透过屠呦呦走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主题讲台时略带蹒跚却坚定异常的背影，似乎看到了她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个性与坚持。

临危受命，踏上征服疟疾的艰苦征程

屠呦呦为人十分低调，即使获奖后，都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在普通人看来，她有些神秘，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但在朋友眼中，屠呦呦在生活中是个十足的“马大哈”。“屠呦呦生活上是个粗线条，不太会照顾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她家务事不灵光，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先生做。”陈效中回忆道。

作为一名生药专业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1955年进入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曾参加过为期两年半的“西医去职进修中医班”。

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那是一个特殊年代下的特殊需求。当年1月，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的屠呦呦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该研究所参与这项任务的小组组长，时年39岁。中国青蒿素的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启动的。

为了安全，与同事们勇当“小白鼠”

在研究的最初阶段，屠呦呦从一些疟疾单秘验方中集中筛选了一些药物，主要集中于胡椒，因效果不够好而最终放弃了。之后，她的同事们又以上海中医文献研究馆汇编的《疟疾专辑》为蓝本，对上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方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理想，屠呦呦的寻找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那种提取方法。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1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

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1位感染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好得出奇，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就这样，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一条使用抗疟疾新药的道路。

让屠呦呦没想到的是，青蒿素研究不断被国际认可。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被称为“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从而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朴实的老太太，有个性的科学家

从获奖至今，屠呦呦在媒体上为数不多的几次露面，都给人留下低调、淡定的深刻印象。有记者问她，你怎么不是院士？她说申请过，但没批。记者又问她，作出了这么大贡献、付出这么多辛苦，得到过什么奖励？她回答：“1979年国家给过一个发明奖，二等奖，奖金5000元，分到我手里，只有200元。”

时至2002年，屠呦呦发明了青蒿素，却仍未保护这一发明的专利，其原因错综复杂，主要是争功者众，干脆谁也甭想申请。但青蒿素的技术材料，中国好多部门和单位都有，曾经有好多人拿着这技术去和外商合作，把企业办得热火朝天，却没有屠呦呦半点利益，连科研经费有时都没着落。

好在屠呦呦性格开朗，或许也是70开外的人了，能够看透这世态炎凉。因此尽管她有诸多委屈，但科研的脚步一直没停。每当提到这些，屠呦呦总是笑着说：“管他奖励不奖励呢，过去的事，让它过去，什么不是过眼云烟？不管怎么说，是国家培养了我，还给我那么一个好机会，东西搞出来，就算是对国家的一点报答吧。”

同时，屠呦呦又透露出一种担心与忧虑，她说：“我在担心，现在有些人胡搞，为赚钱，忽悠人们把抗疟药当预防药来用，这样就卖得多、卖得快呀。一说去非洲或是什么地方的雨林，就让人们先把这抗疟药给吃上，时间一长不就产生抗药性了吗？不就毁了这抗疟药吗？我们的媒体对此应该呼吁。”事实证明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物已经产生抗药性，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演讲中屠呦呦就对此提出了严重警告。

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屠呦呦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科学家。她不善交际，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无论在会议上，还是个别谈话，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这种耿直的性格形成了她不嗦、做事果断的风格。在平日的生活中，她被同事们评价为为人低调，而且是长期低调。她常说：“我是搞研究的，只想老老实实做学问，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课题做好，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去想别的。我这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太好，从来没有想过去国外，更没想到要得什么奖。”

妇唱夫和，舍小家为大家

屠呦呦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她的丈夫李廷钊是其同学，两人的爱情曾是一段佳话。早在高中时，李廷钊便暗恋着屠呦呦，两人于1963年结婚。李廷钊曾先后在宝钢、北京钢铁研究院工作，两人生有两个女儿。

结婚后，屠呦呦一门心思扑在科研工作上。家务事不太会做，买菜之类的事都要丈夫帮忙。李廷钊性格温和、宽厚，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几十年来，两人在事业上各干各的，但一直彼此相互支持着对方。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任务”时，在宝钢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两人都要经常出差，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为了干好革命工作，就该舍弃小家为大家。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了宁波老家。

长期的分离曾一度造成亲情的疏离。大女儿刚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在好多年以后，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到北京。其实，对于今天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这其实是那个年代科研工作者的一种常态。这位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性，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

特立独行是屠呦呦的行事风格。12月4日下午，屠呦呦乘机飞往瑞典接受诺贝尔奖。登机时，她一人低调地走了普通通道，避开了在VIP厅送行的领导和媒体。在很多人看来，不借前呼后拥炫身价耀特权，宁可秉持回归普通人的朴实本性，尤为可贵。也正是这种特立独行的品性成就了屠呦呦，不追求名利，不趋炎附势，全身心投入科研，在沉默中积蓄力量，最终创造了奇迹。虽然不是两院院士，头顶上没有过多的光环，然而屠呦呦已经以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身份被载入历史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