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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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张爱玲的散文遗著《异乡记》，让我讶异。因为我印象中，张爱玲出身于贵族簪缨之家，又久居上海，写她熟悉的都市人生活自不在话下，没想她写乡村也这么到位，这么精准。如写乡村看戏，乡村结婚，乡村茶馆饭店，乡村汽车，乃至乡村如厕，那描绘之逼真，想象之丰富，让人叹服。如乡村杀猪的情景，被宰后的猪嚎叫着“最后咕噜一声，像是老年人的叹息，表示这班人是无理可喻的”；描述褪了毛的猪脸，从水桶里“整个地露出来，竟是笑嘻嘻的，小眼眯成一线，极度愉快似的”。

之所以对这段杀猪的描写印象尤深，是因为那情景跟我儿时在家乡所见完全一样。那时谁家有婚庆大事，或者每年过年前几天，最忙的便是阿茅哥――他是村里唯一能杀猪的人。

阿茅哥杀猪水平堪称一流。别人杀猪通常要好几个人帮忙，他呢，除非是特大的猪，一般百多斤的，只消主人家帮他捉住，他便掳了猪往专用的杀猪架上一按，左膝摁住猪的前身，左手扳住猪的嘴，右手将镗猪刀往猪颈上一捅，就一刀封喉，猪的后腿还在踢踏，嘴里还在冒气泡，他已用手在血桶里搅拌了。接着又把猪往盛了开水的木桶里一摁，腾腾热气中，很快就褪了毛。然后再把大致光了身的猪放回架上，用刀往猪的蹄子上割一小口，将一根铁做的“捅猪杖”猪的皮和肉之间，横七竖八地捅几下，，再拿嘴往那口子里吹气，那白晃晃的猪身便神奇地鼓起来，这样再往皮上细刮，就干干净净了。然后将猪剖膛开肚，而那只猪头必是被割下另放着，像张爱玲描述的那样，“笑眯眯，极其舒服似的”。这一套程序完了，阿茅哥才歇下手，由着主人家整理拾掇，他却站一旁，叼上一根烟，美美地吮吸――那神情，那姿势，让我多年后读《庄子养生主》中“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总以杀猪的阿茅哥来代替解牛的庖丁的形象。

杀猪的阿茅哥不歧视猪，相反很尊重，竟把猪称作“猪先生”。他说“猪先生”也够对得起我们人啦！人喂它这么差的猪食，它却让人吃这么好吃的猪肉；你说它懒，馋，还不是为了长得快，让人早一点，多吃一点它的肉？它是为我们人而活，为人而死，这还不够吗？我们人啊，可不能吃它肉时觉得味道好，却又看不起它。

这一说便让我折服。虽仍有疑虑：你说猪好，为什么杀它时这么狠？这不是言行不一吗？但想到阿茅哥的另一个言行不一，即：他虽杀猪，也知道猪肉好吃，他自己却不吃，终生素食，这又让我心服。但我又至今未解：是因为他杀猪，才不吃肉的吗？就像有些包子店的伙计不吃包子，做臭豆腐的厌恶臭豆腐，甚至包括我，做了多年的文学编辑，却常常不爱看遍地的文学刊物甚至自己编的杂志一样，是一种“职业厌恶症”？但不管如何，我仍佩服阿茅哥，孔子喜欢吃鱼吃肉，又不忍见宰杀活物，“君子远庖厨”；屠夫阿茅哥不吃肉，似乎更“君子”。

但我对把猪冠以“先生”的雅号却很不以为然。这除了觉得别扭外，更因了我们村里好多人，包括阿茅哥都把我父亲叫“定先生”――我父亲是教书的，被称作先生那是情理之中，可让猪也享此殊荣，便近乎荒唐，更是亵渎了“先生”的雅义。于是便想：多半是阿茅哥杀猪杀得有点心亏，以此对“被害者”作点心理补偿，也算是自我解脱――直到前不久逛书店，看到儿童文学柜上有一本童话《“猪先生”的故事》，我才了然：莫非民间真有这种称法？

说杀猪的情景我常见，只是童年时，后来便少见了。阿茅哥也很少一显身手。幸亏他是业余屠夫，正业是农民，和大家一样干活，虽委屈了他的一手绝活，尚无大碍。

这是何故？是人们不养猪了吗？确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饥饿期，人和猪争食，吃糠吃野菜，谁还养猪？“五谷丰登”和“六畜兴旺”既是并列句式，又是递进，更是因果。一旦形势好转，人们便又养猪了。到六十年代中后期起，各级当局更大力提倡，当然目的不尽相同：生产队和大队这些基层“当局”，提倡多养猪，主要是为多积肥。上面呢，公社，县里，是为了能收购到更多的猪。于是层层定任务，比如每个大队（村）得养多少猪，再分派到生产队多少，最后落实到各家，通常一年要养两头，超额更好，更光荣。既然是任务，养了猪就得卖给国家――所谓“国家”，也就是镇上（公社）收购站。你还别说，那时候连最基层的乡村也很时兴列宁一部名著的题目：“国家”和“革命”一种田为革命，养猪为革命，挖河塘修水库为革命；为国家多卖“余粮”（其实多数情况下不是“余粮”，是农民的口粮），为国家多卖油菜籽……你更别说，一旦冠上“革命”和“国家”，万事便显得神圣、崇高，让人敬畏，甚至让人自豪，即使作出贡献或牺牲，也心甘情愿。至于“国家”从农民手里收去的这些猪，如何分配、处置，人们就不清楚了，也不想知道，那是“国家”的“大事”。人们只知道养了猪得卖给国家，自己不能宰杀。是故从五十年代末直到我离开故乡的七十年代末，整整二十年间，我们村很少杀猪。只有1969年秋天，队里搞了次会餐，说是欢庆解放20周年，杀一头猪。这样，我童年常见的，也如张爱玲妙笔绘写的乡间杀猪的情景，竟是很少见到。

如此说来，又是硬任务，又不能自己宰杀，乡人养猪的积极性不就没了？非也。汉字的“家”便是屋里有猪，只要不是，农民养猪本就有一种天然的自觉性。即使没硬任务，为了生计，通常也会养猪。那时收入微薄，靠给队里干活挣工分，到年终决算，扣除分来的粮食啦实物啦的折价，到手的最多也才百来元钱，少的几十元，甚至有超支的。那时又无有别的赚钱门路，即便养几只鸡，去街上卖几个鸡蛋，也像见不得人似的，怕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唯独养猪，是理直气壮而且是受到鼓励的。尽管从养猪经济学算，付出的成本，猪仔，饲料，喂养伺候它近一年，才卖几十元钱，赚不了多少，但毕竟是几十元大洋。所以人们都很重视自己猪圈里那位“先生”，说那猪圈是“银行”，一家子盐油酱醋甚至全年的开销，全“存”在那里。不但关心自家的，甚至关注别人家的猪，也互相参观，互相比较，当然也互相羡慕：谁家老婆手气好，喂出的猪长得快，“老婆是人家的好，猪也是人家的肥”。就像大家都知道一村人的亲戚朋友社会关系，谁家的舅在张家村当书记，谁家的姨在镇上供销社站柜台，谁家的猪长得快慢肥瘦，全在大家心里。至于哪天谁家的猪卖了，个好价，4角6分5，甚至4角7分9，更是轰动全村，如同眼下哪家孩子考上北大、清华，很让人羡煞。

活猪的毛价，分好多档，最低的每斤3角2分，挨次上去是3角3分2，3角4分4，3角6分1，3角7分9，3角9分2，4角零3厘，4角1分7……直到4角7分9――有没有再高，恕我不知道了，反正我们村创出的最高猪价就是这个――真是活见鬼：我天生对数字的记忆愚钝，哪怕和很熟的亲友通话，也得按电话号码本拨号，还常常拨错，却对40年前的这一组猪价数字竟能脱口而出，绝对不差毫厘。若问何故？答：盖因当年村里人对这些数字的议论太多了，至于我呢，不怕见笑，如孔夫子说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也有过几次卖猪的经历，对卖猪时的估价印象至深，所以那组数字至今仍烂熟于心。

且说对猪价的评估，除了肥瘦影响出肉率之外，另一重要因素，看猪肚里有多少“虚货”。由于猪食的成本低于猪价，人们总将出卖的猪喂得越饱越好，以加重分量。为引诱猪的食欲，恨不得把最后一顿猪餐做成珍馐佳肴，甚至有加上味精的。这就如同眼下股市中庄家的诱多陷阱，引诱你散户进去了，再狠狠杀跌――我怀疑汉字中的“杀猪”一词庶源于此？――“猪先生”也浑然不知，还受宠若定地享受这意外的盛筵，直到饕餮十几斤甚至几十斤后，便被主人绑了四脚装上手拉车，飞也似的往镇上赶去――很难形容这“赶”的速度，因为生怕路上拉屎拉尿，白喂了那些美餐，做主人的总是急急如律令，仿佛车上躺的不是猪，而是拉一位伤员去医院急救似的。赶到镇上收购站，卖猪的人很多，得排队，人队加猪队，于是主人便心急火燎，生怕过磅前“猪先生”又要大解小解，直到过磅后称出重量，才放心――反倒希望它多排出一些，以利评估员估价时猪肚子能瘪下一点。

我母亲对此行径很不屑。并非她思想超前，那时就有“动物伦理”观念。她只觉得如此弄虚作假从情感上来说对不起自家的猪。理智上呢，她听人说，特别是听阿茅哥说，猪肚里有多少“虚货”很难瞒得过收购站的评估员，而我家的猪本来就长得壮，完全可能而且应该卖个好价，不定喂得太饱反弄巧成拙，浪费了猪食，又影响猪价。所以头一年，我家不像别人家那样给出栏的猪临时恶吃，只比平时稍微吃好一点罢了。我也深以母亲这一明智的决定为然。而且拉着猪去镇上的路上很觉得几分自我崇高。但失望的是，那天卖出的猪价比我们原来的心理价位竟低了两档。这很让我气不过：看来人家不正常，我们正常还是吃亏。于是第二年再卖猪时，我就向母亲提议我们要接受教训，得随俗。母亲终于同意了。但与其说是被我说服，还不如说是她完成了自己的情感转换：从原来的认为让猪最后恶吃一顿是对不起猪，变成：养了一年了，临走，给它吃好一点多吃一点也合情合理。

但这一次，我拉着手拉车去镇上的路上，并没像别人那样是怕饱食后的“猪先生”拉屎拉尿减了分量，便跑得飞快，我却走得很慢――并非我跑不快，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拉上一百多斤的手拉车那是小菜一碟，我是另有顾虑。如果说别人急赶着如同抢救伤员，我却像是拉了个随时都要发生意外的重伤员，生怕跑快了车子颠簸让猪受不了。我还真听说过由于猪吃得太饱而半路噎死的事。于是我尽量稳稳地走，不时还扭头看看车上的猪，见它不响，便停住，按它一把，见它唔哼起来，才放心前进，五里路程，如是者不下十几次，才顺利到达收购站。

收购站有三个工作人员。过秤员兼开单子，叫出一声多少斤；第二个便拿着特制的剪刀往猪身上剪毛，剪出几个数字，猪的斤量，价位级别，那数字跟眼下电脑上的数字一样，笔划是直的，弯不了。那价位是由第三个人即评估员喊出来的。如果把收购站卖猪时的场景当作一场戏，再按当年样板戏“三突出”的要求，那评估员注定是主角，而且是“主要人物中的英雄人物”。因为他报出的价位至关重要。那人又胖又高，浓眉大眼，往过秤后的猪瞟上一眼，再拿手往猪肚下一兜一摸――便是卖猪人最紧张的时刻，通常总是赔着笑脸，一副恭敬状，很有点像赵本山小品中小人物在权贵面前的谄笑。也有递烟过去的，但对方一律不接，一副铁面无私拒绝贿赂的样子，而且旁若无人，眼中只有猪。还没待卖主说些什么，他已报出价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容不得讨价还价，过秤员已把单子递给你，让你去结账收钱。

即使卖猪“为国家”，也能得到“国家”的奖励。猪钱之外，还有别的票证，八十斤糠票（也就是饲料票），三斤肉票，六尺布票，此外还有一张票很特殊：猪头票。凭此票可到肉店里去买一个猪头，两角一分一斤。当时肉价是六角八分，还得凭肉票。这猪头票便显得珍贵，如果转卖给别人，起码值三元钱。但通常人们都不舍得兑成钱，说：一年到头，好不容易养了一头猪，再省俭，吃只猪头总应该吧。

但拿着这张票，去肉店领猪头时，却颇有讲究：猪头有大小之分，大的“野狐狸”猪头皱纹多，出肉多；个头小的，就像狗头，或羊头，剔不出多少肉。大小相比差一倍不在话下。虽也论斤计价，但这“含肉量”也就是“含金量”，内在价值就大不一样了。

镇上肉店卖肉的经常是一位三四十岁的女人，似有几分姿色，不像一般卖肉的或厨师通常都显胖，她却苗条，脸也削瘦着，一双纤手握一把板斧，很令人生出佳人舞斧的怜惜心。据说她当年也风光过，期间，浙江知青支援宁夏，她是镇上第一个报名，敲锣打鼓大红花地“西去”，在那里挖了三年煤，终因体弱有病，几经困难又“东回”了，又几经转折，进了肉店。她站在柜台前，通常总是绷着脸，也不跟人搭话。逢到有人凭票领猪头时，通常顾客要求挑大一点的，她却毫不通融，纤手从里面的筐里拎出一只便过秤，决不看你一眼。于是，买到大猪头的便喜滋滋地付款；买到小的便拉下脸，很倒霉的样子，来到外面后骂骂咧咧，说这猪头跟那女人脸上的肉一样薄。

那天卖猪后我领到一只中等的猪头回家，受到母亲的表扬，一来为那只喂得很饱的瘦猪卖了个好价，二来也因为带回一个中等猪头――不是太瘦，也不像凹凸不平的“野狐狸”，母亲嫌那种猪头虽大，拔毛麻烦。

――现在的人们也许会奇怪当年怎么这么喜欢吃猪头肉。那还需要解释吗？只消问一句：你经过那个年代吗？没经过，就莫学“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再试想：猪头要凭票，还不珍贵吗？也有除了这种卖了猪后才能得到的猪头票，每逢过年前几天，肉店因为杀猪多了，便额外出售不需要肉票的猪头，每天20只，卖光为止。于是便有好多人半夜去排队，甚至有排通宵的。我也曾受母亲之嘱，去排过一次，穿着棉大衣，坐在那肉店门口。排满20个人，大家便联合起来自动做了20张写上号码的纸条。这效果就不错，省得争来争去的。

和凭着猪头票领猪头一样，那20只限购猪头的“含肉量”问题仍复存在。待到早上开店，仍是那个瘦女人。我是十几号，排在和我同去的一位同村老汉后面。前面几个人都哕哕嗦嗦地说着，反正要求挑大的猪头，还互相推挤着。那女人仍是面无表情，拎起一只就一只。我因为排了一夜队，疲惫得很，心里更烦，便在后面说：什么大小，都无所谓，还是瘦的清爽，大的皱纹多，难看死。这一说，那卖肉的女人竟抬头看了我一眼。等到正式轮到我时，她在筐子里挑了一会儿，拎出一只又清爽又平直的大猪头，一称，十六斤重。

回家路上，我那同村老汉很是羡慕我，他那猪头才八斤重。他不无妒意地说：你真灵光，人小不简单。我谦虚地说，什么灵光，谁知道她有毛病啊，我说小的好，她偏给我个大的。

至今，早已是打死我也不会吃猪头肉，甚至很少吃肉，但想起这些便觉得一阵苦涩。几年前曾回了次老家，家乡全变了，镇上的街道变了，那些收购站、肉店、供销社，全都没了踪迹。倒是偶然碰到几个熟人，几十年没见，竟一眼就能认出来。但那天在街角看到一个老婆婆，傻傻地望着街头。我觉得怎么有点面熟，胖胖的，但又想不起来。直到离开，才突然想起，这不就是当年那个卖肉的女人吗？想来她应该是七十多岁了。老了，也胖了，所以认不出了。

但村里好多人已去世了，包括那个把猪叫做“猪先生”的业余屠夫阿茅哥，也早已作古。

想着，禁不住唏嘘一叹，如艾略特那样。也像张爱玲所言：“三十多年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但三十多年前的记忆却浮上心来，那么清晰，那么明亮。

那么，“三十多年前的故事还没完”？――还会延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