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哲学对理性主义的批驳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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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可能找到更多好的，但也可能找到更多坏的，甚至很多坏的，……好东西可能是不合理的，而合理的东西可能排除好东西，”(舍斯托夫，2000年，第38页)第二，必然性的特性是“不听劝说”，它要求的是服从，而听命于必然性的结果是人的自由的丧失。必然性、永恒真理、逻各斯，这些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必然性“不听劝说”又不可战胜，人只能服从与接受;在对必然性的认识与服从过程中，人将获得安慰并得到最大幸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教导人们在面对必然性之时“勿哭，勿笑，勿诅咒，只要理解”。思辨哲学家认为，对于必然性的认识与服从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在这个过程中人追求与感受到至善。“在莱布尼茨那里，决定着‘事物的秩序和关系’的必然性不是强制我们，而是令我们信服、向往、入迷和快乐，使精神得到最高的和最终的满足和安宁，这种满足和安宁在哲学上历来被认为是最高幸福。‘自我满足可以起于理性，且唯有起于理性的自我满足，才是最高的满足。’”(同上，前言第9页)然而，真的如同思辨哲学家所说，必然性不强迫人而只是令人信服与愉悦地接受吗?对此，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必然性不仅强迫人，而且使人丧失掉了上帝所赋予的东西———自由;同时，必然性也使人在哭喊、号叫、诅咒的时候失去了真正的帮助———信仰的力量，而只能在必然性的石墙内孤独地忍受。人是理性的动物，但理性不是人的全部，人还有意志、情感、精神等。“黑格尔的错误根源于这个学派的共同错误:以理性代替精神的完整性。整个这一学派没有发现，把概念作为全部思维之惟一基础，就是毁掉了世界。”(Бердяев，с.17)也就是说，人不能仅仅依靠理性生活，人还有意志与信仰，而且人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哪怕是愚蠢的意愿，这是人的理性所无法决定与束缚的。因此，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看来，说必然性不强迫人而是令人信服，这完全是谎言。这种说法的基础是把人仅仅当作具有思辨理性的动物，而忽略了人的意志与信仰。必然性显然是强迫人的，而且服从必然性的真理并不与快乐和幸福划等号。第三，必然性真理无法使人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在面对死亡之时人只能顺从与接受。必然性不仅使人无法获得心灵的慰藉，而且会导致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的盛行。无论是对于思辨哲学还是宗教哲学来说，有一个问题都必须要面对，即如何对待人内心之中最大的恐惧———死亡。“凡有始者皆有终”，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永恒真理，每个人都要面对。那么，怎么才能化解人生这一最大的恐惧呢?必然性真理告诉我们，死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事实，我们就只能顺从它、安然地接受它。“2500年前苏格拉底在雅典被毒死。于是‘唯理性是从的人’就屈从于这一‘事实’，此‘事实’不仅迫使他接受，而且令其信服。只要理性告诉他，任何力量也不能消除这个事实，只要他在此事实中看到永恒性和必然性，他就感到安然。……他飞到了真理的栖居之地。于是，真理带来什么———是毒死了一个最优秀的人还是一条疯狗———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发现了直观永恒不变的、不可动摇的真理的能力。”(舍斯托夫，2000年，前言第14页)也就是说，既然万物有始皆有终是永恒真理，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我们就只能顺从与接受它，并在这其中因为体验到永恒真理而感到安然。至于人在面对死亡时的恐惧与痛苦，客观规律、必然性是不管的;我们在理解规律之时，应该勿哭、勿笑、勿诅咒，只能理解与接受。然而，人作为一个有情感的高级存在物，不是单纯只凭借理性生活的机器，他怎么能够不恐惧、害怕、哭泣与欢笑呢?可以说，思辨哲学在面对人生最根本的苦难之时，以一种冷酷的傲慢来掩盖它的无能为力。另外，由于人们接受了思辨哲学这种万物有始皆有终、有生皆有死的观念，便在这种观念中埋下了享乐主义的种子，而享乐主义总是与功利主义相伴随的。既然人早晚要死，生命有限，那么为何不在此生之中享受一切感官愉悦呢!舍斯托夫指出，强调服从必然性的思辨哲学，最终把世界降低为现实的存在本身。“‘为真理本身所迫’的斯宾诺莎，继希腊和中世纪之后，拒绝上帝所造的世界:他把世上的一切归结为‘财富、荣耀和感官享乐’。”(舍斯托夫，2000年，前言第17页)显然，如果人的命运只在于对永恒真理的认知、对必然性的服从，人的生命就无法获得一种神圣性与永恒性，他不过如同一个朝生暮死的蜉蝣，享乐便有可能成为生命的主题。在当代的社会中，随着的余晖殆尽，享乐主义更为盛行，并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可以说，这是理性主义哲学发展到极致的外在表现。

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对知识的崇拜，表现为对于永恒真理、逻各斯、必然性等的追求。而这恰好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所要反抗的，他们要向“必然性开战”、“撞击石墙”，他们以种种非常极端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强烈的反抗，因为他们认为对于“必然性”的听从与追求就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根本痼疾，只有轰开这堵石墙人才能真正走上自由。对此，他们认为恢复自由的真正含义与地位是唯一的途径。那么，西方文化对于自由的认识、界定与俄罗斯宗教哲学对自由的理解究竟有何迥然的差别呢?俄罗斯宗教哲学把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中的自由称为“意志自由”，即人依靠理性与意志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行为，同时意味着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如果人不幸堕入“深渊”，那么理性告诉他，必须自己从深渊中爬出来，哭泣、祷告等都是没有用的，否则人面临的就是在深渊中的自我毁灭。可以说，在西方的理性主义自由观中没有信仰的位置，人只能孤零零地一个人面对苦难与不幸，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拯救还是毁灭只能靠自身。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对于这样的理性自由是不赞成的。当然，他们也承认意志自由，但是却把这种自由看作是低级的、甚至是虚假的自由。这种与知识紧密关联的自由观，实际上依然停留在“事实领域”与“经验层面”，因为知识与必然性所面对的都是事实世界，尤其自现代社会以来更被狭隘地等同于科学世界，因此，这种自由更多地指向经验层面的选择自由。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看来，真正的自由是神性自由，也可以说是精神自由。“在俄罗斯民族的深处蕴含着比更自由更文明的西方民族更多的精神自由。在东正教的深处蕴含着比天主教中更多的自由。”(Бердяев，с.40)那么，真正的自由———神性自由是什么呢?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认为，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的一种特性，这种自由不是选择的自由，即不是事实领域中的行动能力，而是属于灵性或者说精神层面的。真正的自由是没有恶，不用识别善恶，天堂里根本没有恶。“亚当在堕落之前是参与神的全能的，只是在堕落之后才陷入知识的权力之下———在那一刻便失去了最珍贵的上帝的恩赐，即自由。因为自由不在于选择善恶的可能性，如我们现在注定认为的那样。自由是不容许恶进入世界的权力和力量。”(舍斯托夫，2000年，第170页)可以说，舍斯托夫在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一种精神力量，或者说是人的灵性世界与精神领域中的内在力量，更进一步说是信仰。在灵性的信仰世界中，是没有恶的，因此不用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依靠这种灵性的信仰的力量指引的人，行动的目标必然是善。因此，舍斯托夫借用使徒保罗的话更进一步表达了这个意思:“使徒保罗说，当亚伯拉罕出发去迦南(上帝许给的地方，福地)的时候，他自己并不知道去哪里。这就是说，只有那可以不考虑知识、脱离了知识及其真理的人，才能去上帝许给的地方:他去哪里，哪里就将是福地。”(同上)也就是说，拥有神性自由的人根本不会允许恶进入世界，他拥有克制恶的强大的力量。初人亚当在没有犯原罪之前与神一样，是拥有这种自由与力量的。但是后来，当他偷食禁树之果后，他的灵性暗淡软弱而知性占据主导地位，恶进入了世界，堕落由此开始。现在，我们就可以理解克尔凯郭尔在《恐惧概念》中所说的“罪过是自由的对立物”，及其舍斯托夫反复引用的使徒保罗的话“凡不出自信的都是罪”这两句宗教语言的含义了。也就是说，当人开始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已经表明信仰力量暗淡无光了，恶已经到来。换言之，当要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时，就意味着已经丧失了自由:恶来到了尘世并开始与善并驾齐驱。

从根本上说，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中的自由观念与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的自由观念所涉及到的问题是:理性与信仰两者何为根本。显然，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把信仰当作人的最高级的存在层面，他们所说的神性自由可以理解为精神世界中的信仰;这种信仰不单单指宗教中的信仰，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它指人的精神世界或者说内部世界的力量。在他们看来，当代人陷入“虚无”的主要根源在于这个内部的灵性的、精神世界被理性的、必然性的现实世界取代了。因此，他们阐释神性自由的根本目标不是为了恢复对于上帝的崇拜，而是致力于恢复人的精神之维，从而使人克服虚无的、焦虑的生存状态。简言之，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对于自由，主要是从人的精神存在的角度来理解的。因此，舍斯托夫不断诘问，到底是选择“雅典”还是“耶路撒冷”。在他看来，只有“耶路撒冷”的真理才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拯救之路，才是处于必然性统治下的人的救命稻草，才是让理性、科学、知识回到其应该界限内的唯一方法。概言之，对于俄罗斯宗教哲学来说，它首先要唤醒迷恋于知识之树上的果实的人们，告诉人们完全追逐与服从必然性的理性生活通往的不是幸福的道路，人应该回到生命之树，回到信仰这一人之存在的根基上来。舍斯托夫把这种哲学斗争寓为“旷野呼告”，即哪怕无人跟随依旧要大声疾呼，惊醒堕落于物质与权威造就之泥潭的世人。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看来，哲学更根本的使命是克服人生的痛苦与虚无，给在深渊中哭号与祷告的人以安慰。也就是说，它关注的是每个个体生命的感觉。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斗争目标是为了每个具体的个人，它要带给每个个体以希望与慰藉，带给人的内心以自由和安宁。当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把个体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感受视为最高的、即高于理性的存在之时，得出的结论是:人是不能被事实、必然性、科学等理性所统治的;他们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展开了对于理性主义的反抗与抨击。

作者：车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