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奴的人生际遇》之黑人女性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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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一名女奴的人生际遇》是早期非裔女作家哈丽雅特・雅各布斯的一部自传式作品。它揭示了处在奴隶制与父权制夹缝中的黑人女性的生存境遇以及出现的身份危机。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女主人公琳达的成长史，可以窥见其对身份的探索，以及黑人女性的觉醒对整个黑人民族身份建构的意义。
关键词：《一名女奴的人生际遇》 身份危机 身份建构 成长
哈丽雅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1813-1897）是美国文学史上较有影响力的非裔女作家之一，被誉为“播下当代黑人女权自传和黑人文学传统中女性小说种子的人”[1]。1861年出版的自传《一名女奴的人生际遇》是其唯一一部作品，却因内战的爆发而被埋没。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界加大了对早期非裔女作家的关注，雅各布斯作为最早进行奴隶叙事的黑人女作家，才重新得到认可与肯定，也因此奠定了其在文学领域的地位。
《一名女奴的人生际遇》以雅各布斯在奴隶制下的生活经历为依据而写成。书中采用笔名琳达・布伦特，讲述了女主人公琳达为逃脱奴役的枷锁，与命运顽强抗争，不惜生命逃亡北方，最终获得自由的心理与实践历程。黑人女性的身份问题历来为黑人作家关注，本文试从女主人公琳达的生存境遇着手，探讨琳达艰难的身份建构之旅，进而分析个体对种族身份探求的深刻意义。
一.女奴琳达的生存境遇与困惑
美国内战前的黑人女性身份卑微，处境悲惨。她们不仅深受奴隶制压迫，还因性别弱势为提倡父权制的男性所排斥，处在夹缝中的黑人女性无法喘息，艰难存活。
雅各布斯笔下的“会呼吸的机器”[2]，或者是“奴隶主种植的棉花，饲养的马儿”[3]等是对奴隶制于黑人女性极大摧残的最贴切描述。女主人公琳达作为一名女奴，在横行霸道的白人主人福兰特医生的监视下，艰难地生活，丧失了基本的人生自由。她日日劳作繁重，而饮食、穿着、住宿等基本生活要求却无从满足。更为严重的是，还经常沦为白人主人的泄欲对象，忍受各种语言攻击与犯。15岁时，白人主人福兰特医生就对她威逼、诱惑，雅各布斯在书中这样写道，“主人每次见到我，都会提醒我，我是属于他的，并对天地起誓，他终会逼我屈就。”[4]面对福兰特医生的步步紧逼，倔强的琳达在19岁的时候，自主选择与白人律师桑德先生恋爱，以为命运会就此得到改变。然而在与桑德先生育有两子之后，被奴役的境况依旧未改变。而奴隶孩子跟从母亲身份，作为白人主人财产而存在的这一规定却成为了福兰特医生左右琳达命运的筹码。这个时期的琳达对自我与他人不甚了解，从而出现了身份危机。
二.女奴琳达的身份建构
奴隶制虽然极大程度上限制了琳达的人生轨迹，但却并未阻碍她进行身份的自我探索，她始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身份的建构，并从中收获了精神上的成长。从内心对死亡的期许到决心与命运搏击，再到7年暗藏阁楼，琳达经历着成长的蜕变，自主意识亦在逐渐觉醒。
饱受了奴隶制种种压迫的琳达悲痛欲绝，生命亦变得淡泊而无价值。“我宁愿死在监狱，也不愿这么拖着，痛不欲生地活着……”[5]这一声呐喊道出了琳达生活的辛酸苦楚。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继续深陷奴役，屈就于主人的肮脏欲望。琳达对死亡的期许是一种针对身份危机的搏击，但又带有一种与奴隶命运妥协的无奈。这种死亡不再阴森恐怖，更似一种幸运解脱。就如同祖母在安慰琳达年幼丧父的悲伤情绪时所言，“谁又知道上帝的意思呢？也许他们的离开是上帝带他们逃脱那毫无喜乐的未来。”[6]从女性觉醒的角度来看，琳达对自我生命的取舍，恰恰是其思想解放、身份建构的开始。
然而，奴隶母亲角色的担当却改变了琳达对生命的领悟，也影响着她的身份建构。初为人母的琳达品尝了孩子带给自己的幸福感，但奴隶制对母性的剥夺以及过往的悲惨经历都在暗示着她黑人奴隶成长道路上遭遇的荆棘与磨难。为了守护这份幸福感，琳达毅然与命运搏击，“我决定冲破黑暗，为我的孩子营造一个光明的未来。”[7]母亲的身份使琳达获得了重生，也因此丰富了其身份建构的意义与内涵。
重生之后的琳达对自我与他人进行了反思，意识到了白人奴隶主的狡猾以及黑人女奴的势单力薄，从而选择通过一种智慧的方式进行抗争。于奴隶来说，隐匿是逃避监视的捷径。为此，琳达选择在祖母的阁楼暗藏7年。然而，这并非她对现实的消极回避，相反是对当时社会的深刻认知与主动疏离，这也正是其思想成熟的体现，而期间针对恶劣的环境琳达表现出来的独立与坚强更促进了其身份的建构。“小阁楼只有9英尺长7英尺宽，最高的部分也只有3英尺高……任何光线或是空气都进不来……白天和夜晚是一样的。”[8]尽管如此，小阁楼却将琳达与福兰特医生隔离，与奴隶制的压迫脱离，从而间接地赋予了琳达一定程度的权利与自由。而邻街道墙上意外凿出的一个洞却对琳达身份的建构产生了特殊的作用。透过这个洞，琳达密切审视着奴隶制度下的一切，包括高高在上的白人主人，从而逆转了白人主人与黑人奴隶的权力关系，使琳达变被动为主动，从一个被监控者转为奴隶制度下的一个目击者。琳达主动出击，将自己的阁楼作为一个作战室，据此发动了对福兰特医生的心理战。她写信误导福兰特医生致使其将注意力转移南方，从而在自己构建的空间里秘密履行一位母亲的职责。她观察着孩子的一举一动，提醒年幼的儿子注意与福兰特医生的言辞以免遭来麻烦，甚至在圣诞节为孩子亲手缝制礼物。在这个小阁楼里，琳达不仅暂时逃脱了种族的压迫，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身体自由，而且还保护着自己的孩子，享受母亲身份带来的幸福感。
然而，7年的阁楼生活致使琳达的身体状况下降，同时也为防止藏匿不致暴露，更为早日能与自己的孩子自由团聚，琳达选择逃亡北方。经过密切的部署，琳达来到了纽约。
三.女奴琳达身份的确立
作品以女奴琳达被白人朋友赎买而获得自由告终，但“我（琳达）人生的梦想还是没有实现。我没有和我的孩子坐在自己的家中，我仍然渴望拥有自己的家庭，不管多么贫苦。”[9]这段话足见琳达对现状的不满，无论是通过买卖获得自由的方式，还是自由之后却依然遭受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亦或是母子依然无法团聚的生活境遇，琳达似乎都在暗示文本之外她的身份建构仍在进行。雅各布斯不再通过琳达这一笔名的方式，而是大胆直接地进行身份的探索。
在白人占主导的美国社会，黑人民族被置于客体，黑人个体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相连，民族的存亡已成为黑人个体身份建构成败的关键。而个体抗争的力量薄弱无力，只有得到包括白人在内的帮助才可以赢得整个黑人民族生存的可能。于是，1861年在白人废奴作家艾米・波斯特等的帮助下，承载着雅各布斯强烈政治诉求的作品《一名女奴的人生际遇》问世。正如雅各布斯在序言中所说的，“我真心希望北方白人妇女能够注意到两百多万南方妇女，她们依然生活在奴隶制度下，甚至比我的情况更糟。”[10]雅各布斯希望自己的悲惨经历可以换取广大白人女性的理解与同情，以此来联合北方女性加入解放黑人奴隶的斗争。雅各布斯自觉担负起为黑人民族争取自由的责任，足见其种族身份建构的明确与思想的觉醒。
语言学家费尔克劳夫认为“社会世界和个体是被言语实践不断建构的，语言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建构的积极媒介。”[11]作为权力的一种象征，语言成为了社会主导势力支配他者的利器，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自然被剥夺了话语权。而雅各布斯的自传式写作却是对话语权的一次争夺，通过对语言的操作，雅各布斯打破了黑人女性惯常的沉默状态，向主流白人社会示威，这也有助于其性别身份的建构。
四.结语
《一名女奴的人生际遇》见证了黑人女性在奴隶制与父权制社会的生存困境，同时也为读者演绎了一部不与逆境妥协、敢于追求自我的女性解放史。然而，作为一部自传，它不仅仅是对雅各布斯成长变化经历的简单记录，其蕴藏着深刻的社会与文学意义。
“社会建构个体，个体也会反过来形塑社会。”[12]女奴琳达对身份的建构，为整个黑人民族探寻自我身份，获得民族解放奠定了基础。对于19世纪上叶蓄奴制盛行的美国南方来说，雅各布斯的作品对于处在相同甚至更糟情形下的南方奴隶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更是唤醒了北方白人的良知，有力地配合了之后的废奴主义运动。
参考文献
[1]Braxton，Joanne M.“The Outraged Mother Figure in Contemporary Afra-American Writing”.Wild Womenin the Whirlwind：Afra-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naissance.Joanne Braxton and Andree Nicola McLaughlin[M]， eds. 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0.转引自金莉.哈丽雅特・雅各布斯的《一个奴隶女孩的生活事件》中的颠覆性叙事策略[J].山东外语教学，2002（05）.
[2][3][4][5][6][7][8][9][10]Harriet Jacobs.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Signet Classics; Reprint.2000，01.（文中相关引文皆标明页码）
[11]纪卫宁、辛斌.费尔克劳夫的批评话语分析思想论略[J].外国语文，2009（6）：21.
[12]王娜.身份的焦虑与建构―哈罗德・品特戏剧新论[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4.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K2014046）《一名女奴的人生际遇》之黑人女性身份探讨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介绍：李亚云，中央民族大学2013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非裔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