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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与《牡丹亭》之比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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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古代戏曲流变过程,多数人认为中国古代戏曲产生在先秦时期,发展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在唐宋时期。元杂剧是中国古代戏曲的第一次繁荣,其主要代表作品是《窦娥冤》《西厢记》等;明中叶到清中叶是传奇的鼎盛期,是中国古代戏曲的第二次繁荣,其代表作是《牡丹亭》《长生殿》等。本文就两次繁荣的代表作《西厢记》与《牡丹亭》,试从主题、爱情表达方式、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以认识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关系及深远影响。

一、主题同中有异

《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主要是同老夫人这一封建礼教代表者之间产生矛盾,所表现的主张婚姻自主、反对门当户对的主题思想十分明显。王实甫明确地提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闪耀着民主精神的口号,冲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古代戏曲爱情戏的重大突破和杰出贡献。

关于《牡丹亭》的主题,有的人认为是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反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爱情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这样的提法既适合《牡丹亭》,又适合《西厢记》,并没有表述出《牡丹亭》所反映的独特的思想内容。

《牡丹亭》是一部写人的戏,杜丽娘的与这一种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是其灵魂所在。自觉地写以情胜理,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这是其思想意义深刻之所在。这是人性的觉醒,闪耀出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芒,对后世戏曲作品中塑造敢爱、敢恨、敢于承担责任的女性形象起到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

二、崔、杜爱情产生于本能与人性

崔莺莺因不满父母之命的安排――要把她许配给花花公子郑恒,因此佛殿上遇见风流俊雅的书呆子张生,一见钟情。她便口诵:“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表现出怨恨的情绪,并给张生送去秋波以表达她主动的追求。这是对封建礼教出于本能的抗争,是对自由幸福婚姻的渴盼。

杜丽娘游园春情萌动,由欲生情。她说:“关关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偷逛后花园,面对蜂飞蝶舞、姹紫嫣红的满园春色,不禁产生无限的伤感。青春的觉醒,使她大胆地发出了质疑;自然人性的回归,使她生理上感受到了不得的焦虑。由欲而生情,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

三、崔、杜表达爱情的方式各有千秋

崔莺莺在爱情追求上,既大胆又十分矜持。这具体表现在作者所刻画的女性心理矛盾上:她让红娘带信叫张生月夜私会,当张生应约而来时,她又翻脸不认账,把张生教训一顿,几经波折才与张生私下成亲。冷酷的社会环境,相国的家庭教育,使她不得不小心谨慎,用隐蔽曲折的方式表达她的感情。

杜丽娘对爱情的表达要勇敢直白得多,生生死死不分离。梦中与柳梦梅幽会,经历了“好一会分明,美满幽香不可言”的幸福。终因日夜思念情人而命归黄泉,但杜丽娘的鬼魂又来到梅花观柳梦梅的房中,上演了一出人鬼之恋。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死后终得实现。

四、崔、杜的人物形象各放异彩

崔莺莺是一名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追求自由婚姻的大家闺秀的叛逆者。她以身相许是对封建婚姻的造反,是可贵的突破。她与张生的爱情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的,是真正的、纯洁的爱情。她的形象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杜丽娘是一个觉醒的、强烈要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婚姻的妇女形象。在这场情与理的斗争中,她发现了自我,并为青春的觉醒、人性的回归而斗争。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全力以赴贯穿一个“情”字,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情”的突破。但“复活”后的杜丽娘并没有跳出封建礼教的羁绊。

崔莺莺与杜丽娘的形象有基本相同的共性,即她们都是封建大家庭的叛逆者。杜丽娘就曾被崔、张的“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所感动。她们的斗争精神对千百万青年妇女有着极大的鼓舞。《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回目就是: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五、艺术特色异彩纷呈

《西厢记》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语言的优美,堪称为元杂剧文采派的典型代表。它能“选择和融化古代诗词里优美的词句和提炼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熔铸成自然而华美的曲词”。它可誉为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喜剧的代表作,取材反映出中国古代戏曲不同于西方戏曲的特点,即悲剧中往往含有喜剧因素,喜剧中又含有悲剧因素,是悲喜交错的。其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但由于作者在改编时予作品以新的时代精神,因而使现实主义更加深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牡丹亭》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它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这种艺术特色完全是为表现思想内容服务的。中国古代戏曲受宗教影响很大,古代戏曲的离魂转生描写是受宗教的离魂转生观念影响的结果,是宗教灵魂不死的具体反映。杜丽娘吃了还魂丹死而复生,这种写法不仅大大地丰富了人物的形象,同时也推动情节向前发展,而且丰富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教式浪漫主义。《牡丹亭》深受宗教影响,它的浪漫主义主要是通过“梦而死”“死而生”的幻想情节来表现的。这种浪漫主义还体现在杜丽娘的性格之美上,她心中蕴藏着火一样的热情、欲望和梦想,不屈不挠地追求着美好的理想生活。汤显祖还塑造了花神与胡判官的对立形象,体现了观念中“情”同“理”的对立。

六、两次繁荣的关系及深远影响

元杂剧之所以形成中国古代戏曲的第一次繁荣,是因为元杂剧继承了传统的戏曲艺术形式,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产物;其作品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精神。明清传奇是中国古代戏曲流变的第二次繁荣,是对第一次繁荣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它的人文主义思想,推动了文艺复兴,促进了戏曲繁荣。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杂剧繁荣时期的杰作,是文采派最主要的代表作。《牡丹亭》是明代传奇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品《临川四梦》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它取材于明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显赫的位置,该作品问世以后,“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通过对《西厢记》与《牡丹亭》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牡丹亭》较之《西厢记》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影响深远;人物形象血肉丰满,更具有典型性;尤其是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运用,打破了中国古代戏曲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古代戏曲的两次繁荣不是割裂的,而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使中国古代戏曲在中国与世界戏剧史上占有无法取代的一席之地,对促进世界戏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