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背景下的人际关系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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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或华人人际关系研究或许是总结提升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重要切入点之一。但是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概念与西方人理解的人际关系有巨大的差异。这就需要中国的学者们在方法论上能够坚持关系主义取向，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网络研究上升到理论层面，并发展出相应的测量工具，同时拓展研究视角，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坚持本土化研究同国际化研究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中国人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

[关键词]关系　中国　华人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072－05

一、有关华人人际关系研究的回顾

(一)费孝通的“差序格局”

儒家文化中，人伦的考量是个人发展其社会关系的核心标准，所谓“尊卑有份，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亲疏有异”。所谓“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差序格局揭示了在微观的层次上，中国人在社会结构互动中采取的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关系取向。这种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这种推移的动力就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的投影又形成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不可分离的，在此基础上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模式。简而言之，差序格局说明了中国人际关系互动具有三种基本特色：以家族主义的概念区分人际亲疏、展现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差别对待、具有伸缩弹性的格局界限。费孝通(1948)的研究成为后来讨论华人人际关系的最重要的“概念构架”。

(二)金耀基的“人情”研究

“人情”与“面子”是中国人人际交往的具体内容。按照金耀基(1981)的看法，人情二字“应该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人(与人)相处之道”。儒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种种“情分”，因此伦理关系即为情谊关系，这种种情谊关系叠结连锁起来，便构成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人情最重礼尚往来，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即所谓的“报”。但并非所有关系都是交换行为或“回报”人情，在特殊关系的人群身上，人伦角色的要求是“尽义务”：只有在非特殊关系的人群身上，人情或报的观念才需要特别强调。在此基础上，金耀基进一步将交换行为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性的交换行为，另一种是社会性的交换行为。在经济性的交换行为中，人情因素被冻结，通常以钱作为媒介，容易计算和清算；但是在社会性的交换行为中，人情占据中心位置，对等的人情回报(俗称“人情债”)成为经济价值以外的考量。因此，可以说人情作为中国人人际关系运作的方式之一，必然要求个人清楚地界定双方关系的特性。

(三)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

在整合了人情、面子、关系、报等概念之后，黄光国(1988)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他认为，中国人在进行资源配置的时候，通常会将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并依不同的社会交换法则与对方交往。这三种关系分别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所谓情感性关系指的是家庭成员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也可以用来获取相应的资源，但是情感成分还是要大于工具成分。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人际互动遵循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关系的代价往往大于预期回报。所谓工具性的关系是指个人可能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和他人进行交往，其中只含有少许的情感成分，因此关系各方坚持的人际法则是“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关系代价往往小于预期回报。所谓混合性的关系指的是个人在家庭之外所建立的各种关系，是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及同乡等不同角色关系，这些角色关系构成了一张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混合性关系遵循人情法则，由于难以估算关系代价和预期回报，因此混合性关系人际互动时经常会面临“人情困境”。就影响力而言，“人情与面子”模型更贴近中国人生活，三种人际关系类型也经常被引用；但从这几种关系的性质来看，仍然暗含着差序的区别。

(四)何友晖的“关系取向”与“方法论的关系主义”

何友晖是最早提出“关系取向”这一概念的学者(黄光国，2006)，他认为，“关系取向”最能够捕捉住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髓。此一名词不仅具有本土特色，并且能够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个人取向”概念清楚地区分。何友晖将人际关系上升到界定生命意义的高度，在他看来，人际关系“除了在人类性格发展过程承担历史使命之外，它也是个体有生之年，为生命定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个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它只有透过与其他人的共存才能尽其意义。没有他人，个人的身体本色便失去意义”。在中国文化中，自我并不是一个个的自我，“自我与非自我间界限不清，人我的疆界不明。中国人的自我可称为‘关系性自我’，它对其他人的存在具有高度的觉察能力……形成‘在他人关系中的自我’”。

基于这样的观点，何友晖提出了“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的理论工具。他指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是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中，个人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位；而“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则认为，是指社会现象的事实不能从个人的角度去理解，关于个人的任何事实都必须放在社会脉络或人际关系中加以了解。因此，根据“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在对人际关系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文化如何界定关系，其“策略性的分析单位并不是单独的个体或情境，而是‘各种关系中的人’以及‘关系中的人们’”。

(五)Jacobs、乔健、杨国枢有关人际关系分类的研究

除了何友晖等人的人际关系分类外，Jacobs(1979)、杨国枢(1993)等人都尝试过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进行操作性的分类。Jacobs在观察台湾某一小镇的政治活动时，发现华人社会的关系，乃是根据两人之间过去共享的生活经验或社会认同所建立的特殊连带，他称之为“关系基础”。常见的关系基础有血缘、地缘(含宗亲与姻亲)、同事、同学、结拜兄弟、同姓、师生关系等。杨国枢(1993)以“差序格局”为分析基础，借鉴黄光国(1988)的研究结果，按照儒家伦理所界定的亲疏程度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分为三大类，并分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的互动原则：(1)家人关系，人际互动的原则是“责任原则”，强调付出而非期望回报；(2)熟人关系；人际互动的原则是“人情原则”，强调人情存续，回报的期望中等；(3)生人关系，人际互动原则是“利害原则”，对回报的期望最高。杨国枢的研究成为华人人际关系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础。

(六)徐淑英和樊景立有关华人组织中的关系类型研究

徐淑英和樊景立(1997)讨论了在华人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模式。他们发现，即使设定了特定的组织背景，华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仍然表现出传统的“差序格局”特点。在操作性层面上，他们主要采用了 杨国枢的关系分类模式，但同时指出，“生人关系”不可一概而论，一些具有共同特性的生人之间，即使是没有交往的记录和人情的存储，由于具有相同的背景、相似的经历或充任其他相似的社会角色等，其关系互动仍然会表现出与完全没有共同点的生人关系不同的互动原则和对待方式。因此，徐淑英和樊景立将华人组织中的关系类型区分为四种，分别是家人、熟人、具有相似人口背景的生人和不具相似人口背景的生人，并分析说明了对待不同人际关系类型的互动原则、对待方式以及关系基础。

2000年，Tsui，Farh＆Xin对1997年提出的关系架构进行了修改。他们把“生人关系”仍然用一种关系类型表示，并将家人、熟人和生人这三种人际关系当作人际关系的基础，各种关系基础对应的关系型式分别是义务、友谊和认同，最后指出三种人际关系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华人组织中“关系”与效能的概念模式。

(七)杨中芳的“情感性关系”、“义务关系”与“工具关系”

杨中芳教授(1999)指出，中国人际关系按照关系生成的方式可以被分解为既定成分和交往成分两种。既定成分是指两人在某个时点通过交往所建立的社会既定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先天的(如父子关系)或后天建立的(如师生关系)，而每个既定成分都有相应的行为义务，因此既定成分酷似Jacob(1979)所提出的“关系基础”。交往成分则是指关系双方在互动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这种交往成分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情感成分和工具成分两种。前者为交往过程中双方在自感交流层面的亲密程度，后者则是指在工具层面的满意程度，即以利益交换和责任履行作为关系基础的义务。有研究者利用香港学生做研究样本，对杨中芳的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香港地区的学生中间，确实存在着三类关系类别；然而，学生关系是否表现出工具性、情感性或义务性，主要依据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二、中国背景下的人际关系研究展望

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者，即关系本位也”。但是与西方不同，中国式“guanxi”本身包含着推崇重视构建和关系网络的工具理性的内容，在这种构建中，所谓血缘、亲缘共同体的特殊主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西方学者难以真切了解和认识的。但是，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人对“guanxi”重视和运用的实际结果，并且大胆地用“网络资本主义”来形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按照林毅夫的看法，经济力量的变化将会使得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发生迁移，类似于一战、二战前后的英国和美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学术界和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都将会对国际学术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事实也已经证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出现中国人名字的比例和频率都在不断提高，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因此，系统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努力必须充分考虑到“guanxi”对于中国人或华人行为驱动最深层次的意义，类似于当年日本崛起时国际学术界出现“Z理论”或“Z模式”一样，必须从文化的内涵分析探讨日本的经验。

另一方面，“guanxi”一词属于中国本土化的用法，国际学术领域与它对应的是“社会网络”，因此，从一开始引入“guanxi”一词的时候，如何兼顾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就一直摆在有关学者的面前。在有关“guanxi”研究的几个早期综述中，作者们都对这一问题表示了担忧。华人学者们要么过于重视“guanxi”的特殊意义，忽视了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共性；要么就是直接套用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华人的“guanxi”行为，忽视华人“gunaxi”行为的特殊内涵。因此，如何将中国背景下的“guanxi”研究提升到新的研究层次和研究阶段，必须充分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guanxi”和“guanxi”网络。从本文回顾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的华人学者都是以个人为中心，探讨个人的人际关系基础、类型以及互动的原则等问题。显然，这种分析是微观视角的。从微观的视角考察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能够充分彰显华人社会的“guanxi”本质，但缺点是不能反映出整个社会群体的“guanxi”网络特征。人际关系两端连结的是人，而网络两端连结的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组织等。目前，国际上有关社会网络的研究理论基础比较清晰，测量工具也比较成熟，如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中央性、网络异质性等等。华人学者必须证明，在研究中国人人际关系网络的时候，现有的这些网络测量工具是否同样适用；抑或是需要从个人人际关系分析出发，重构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测量工具。

第二，方法与方法论。在何友晖提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的基础上，黄光国进一步提出了“华人关系主义”和“儒家关系主义”的概念，将华人的人际关系研究正式提升到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研究的层面。黄光国认为，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可以将儒家的“庶人伦理”作为建构儒家关系主义的“深层结构”：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以此为理论基础，使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讨论华人人际关系安排主张与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处理。作者甚至进一步认为，可以使用这一理论结构剖析东亚各国经济的发展，并称之为“东亚的关系主义”。何友晖与黄光国等人都是社会心理学家，偏向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工具不足为奇。但是，同一理论基础可以派生出不同的研究方法，华人学者采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分析工具同样能够反映出“关系主义”的特点。换句话说，华人的关系主义研究可能需要一套更全面的方法论和方法体系。

第三，专门化与多视角。从本文检视的文献看，绝大多数的文献都属于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研究的范畴，囿于学术专攻的训练，这些研究者指出的未来展望也都是以己熟悉的相关学科为主，如周丽芳(2003)指出的四个研究主题、黄光国(2006)指出的六个未来研究方向等。既然中国或华人的人际关系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中国人或华人在各个方面的行为驱动都会烙下同样的印迹，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来观察和分析，例如经济学研究，现代微观经济学分析其实是一种价格机制决定的资源配置模型，我们中国人或华人可否在价格机制之外采用“关系机制”配置资源?或者采取价格与关系“双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如果能够将这一命题模型化，那将会对微观经济理论产生不可估量的冲击。同样，在战略管理领域，随着资源观(RBV)的影响力日渐扩大，“资源”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关系”作为一种可以取得核心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源已经进入到中国研究者的视野，即所谓的“扩展的资源观(extended RBV)”。但是，关系到底是作为一种资源，还是作为一种资源获取的“通道”对个人和组织的绩效产生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对关系的概念和运作机制、影响机制等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第四，本土化与国际化。前面已经指出，目前有关中国人或华人的人际关系研究主要是由海外的学者推进的，中国关注这一话题的人还比较少。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研究者忽视了这一问题，或者中国的学者认为这一问题的讨论过于本土化，无法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在“与国际接轨”的学术交流中选择这样的研究主题比较有风险。本文文献回顾的结果表明，忽视中国背景下的人际关系研究是不应该的，逃避这一话题的研究则更不应该。事实上，这一话题已经为国际学术同行们初步接受，也有很多国外的学者不断加入到这一话题的研究中来，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的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本身就已经具有国际性的意义，因此，中国学者需要考虑的可能不是所谓的“对话基础”问题，而是如何获得“话语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