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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万箭穿心》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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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婚姻伦理与身份区隔、被放逐的女性、姐妹情谊与双重镜像、疑似的女性主义书写与类型的新表达四个方面对家庭《万箭穿心》进行了文化解读。电影万箭穿心》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悲欢离合来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不仅具备完整意义上的家庭类型元素,更将女性置于表达主体的范式构建,既展呈了女性的相夫教子、勤俭持家、柔弱可亲的传统一面,又对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了现代式改写,并透过女性命运与社会文本若即若离的互文关系来展开叙事,进而完成中国电影以家为国、家国同构的文化议题。

[关键词] 《万箭穿心》;女性;文化解读

检索种种2012年度华语电影十佳榜单时,不难发现《桃姐》《飞越老人院》《万箭穿心》等影片鹤立于诸多名单之列。与其说是一种巧合,我更愿意视之为一种社会信号,当我们所置身的社会现实文本不断挤压、解构传统伦理道德时,敏锐的电影创作者们觉察到了这一现象,并以电影的方式试图重建脉流久远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些作品共通之处在于: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悲欢离合来真实、生动地反映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作品中蕴涵的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和感人肺腑的伦理精神,使得这些影片往往最终能够取得以小(题材)搏大(社会效应)的效果。比较而言,相对于《桃姐》《飞越老人院》中的家庭伦理书写,我更倾向于把《万箭穿心》看做是类型意义上的家庭,不仅在于其具备完整意义上的家庭类型元素――夫妻/婆媳/母子关系,更在于将女性置于表达主体的范式构建,这种范式应该说与西方对家庭的建构与探讨是一致的。在西方视域中,家庭是以女性为表现主体,并诉诸于女性观众眼球、赚取女性观众眼泪的一类电影,尤以活跃在20世纪中叶的道格拉斯・塞克电影为典范。之于我国而言,诚如学者马宁所言,“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家庭情节剧一直是主流的表达形式”①;《万箭穿心》的艺术顾问谢飞老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道:“中国电影一百多年来只有两个样式比较成熟,一个是从《火烧红莲寺》延续到《少林寺》的功夫片;一个就是家庭伦理、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②奇妙并置的文化现象是:如果说功夫片主要以男性为表现对象,那么家庭则侧重于女性演绎。而王竞执导、根据武汉女作家方方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万箭穿心》,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担纲艺术顾问一职的谢飞的创作理念,女性成为表达的主体,并透过女性命运与社会文本若即若离的互文关系来展开叙事,进而完成中国电影以家为国、家国同构的文化议题。

一、婚姻伦理与身份区隔

影片伊始,夫妇两人搬进了新房,妻子不停地使唤丈夫,影片提供了一个“女尊男卑”的信号,这种信号提示出影片中女性主置的构建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似乎已由“第二性”转向“第一性”。不过随后剧情安排却立马来了一个大反转,丈夫无法忍受要跟她离婚。这种开门见山式戏剧冲突,通过李宝莉后来的口述,我们得以知晓并顺利补全人物背景信息。

影片中,李宝莉丈夫的弱势甚至去势表现在一个敏感的细节:丈夫的性无能,这种生理上的无能某种意义上成为“卑微”身份的表征。悖缪的是,看似“无能”的丈夫爱上了一名同事,李宝莉出于女人的敏感跟踪其丈夫直至一间旅馆,意欲在床但却想挽回这段婚姻,她选择了报警谎称那个房间有人。这一举动,导致了后来的悲剧。她丈夫被公安抓后厂里领导皆知,因而在下岗潮中被解雇。丧失了工作,乡下母亲来投奔又遭妻子冷漠对待,情人也因丑事公开避而远之,后来又得知是妻子报警并毁了自己的人生,绝望至极的他选择了跳长江结束生命。在这里,影片区别于大多家庭情节剧聚焦于某一组家庭成员关系(夫妻或血亲或婆媳)的叙事格局,夫妻母题没有坚持“一人一事,一线到底”,丈夫轻生仅仅完成了影片第一个情节点的设置,这种意料之外破除了我们对影片夫妻的期待,带给惊奇的同时引导观众继续观看。

二、被放逐的女性

丈夫死后,为了赚钱养儿子上学和年事已高的公婆,李宝莉选择了扁担这一流行于武汉特定时期的职业。她忙着赚钱,儿子将父亲之死责怪于她,母子间几乎没有交流。公婆也因儿子之死怨恨于她,要她将孙子抚养成人后交出房产权。由此,影片由夫妻伦理叙事转向了母子伦理及婆媳伦理叙事,因而影片搭建了三种情感纠葛与人物冲突。字幕“十年后”出现后,儿子即将参加高考,李宝莉想陪儿子几天,婆婆怕孙子影响复习,却劝她离开家几天。无处可去的她,去了情人建建家。高考前一天,儿子找上建建家门,责怪婆婆生病住院她却在这里鬼混,李宝莉有口难辩,儿子与建建发生冲突,尽管李宝莉打伤建建,母子顺利回家,但母子矛盾也进一步加深。高考结束后,儿子成为状元,李宝莉心想大功告成,自己十年的辛劳没有白费,谁料儿子不认她,赶她出门。当她给建建医疗费用时,建建却无情地说“干嘛给我钱哪,你陪我睡我也没吃亏”,一段由生发的爱情却又被当成买卖游戏,李宝莉绝望却又无可奈何。由此,李宝莉成为一个被放逐的个体,她不仅要面对家庭的抛离,同时还要面对自己身体的抛离,结局却只能是被疏离的“她”者。

三、姐妹情谊与双重镜像

影片中,李宝莉与两位女性朋友的理解与支持让观众倍感温暖,因而影片具有了女性主义的言说意味。借用一句老话,“幸福的人大都相同,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她们相同的是面对着失范的家庭,不同的是被解构的方式不同。诚如评论者所言:“在一个变革的年代里,很多小人物的上行通道被堵塞了,家庭是她们依附的最后一道屏障,但命运之神偏偏还要捉弄她们。”③

扁担何嫂子是李宝莉开袜子店时结交的朋友,当何嫂子儿子去逝碰到困难时,李宝莉借婆婆的钱帮助她,后来她与何嫂子一块儿成为扁担族。何嫂子生活上的艰难、儿子的去逝,影片同样刻画出她作为女性的生存困境,她的存在构成了李宝莉的一重镜像,为我们理解李宝莉这个人物提供了可能。同为扁担身份,影片之于她们未来命运的绝妙一笔是:影片中的建建由十年前的地痞十年后摇身成为开着面包车的新富阶层,他对李宝莉说“现在都什么年代啦,扁担即将成为过去,现在都开车了面包车”,这一句表达出对扁担族们未来的焦虑,更是两位女性生存艰难的真实写照。

小景与李宝莉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在她出现的初始情境中,她告诉李宝莉自己丈夫有外遇,两人面临离婚,这构成女性形象的另一重镜像,为我们认同李宝莉提供了镜鉴。影片英文名为FengShui,在上半段和接近片尾处小景与李宝莉两次的交谈片断中,风水和家庭是她们探讨的主要话题,即李宝莉新房的位置在风水学上被认为是“万箭穿心”。然而,李宝莉作为强势的女人,她不信风水,拒绝了小景的资助,她在丈夫去世后依然任劳任怨,源于想与命运抗争。悖谬的是,影片至最后,李宝莉来到了江边后想通了,她不愿像丈夫一样一死了之,她选择离开这个家这个房子,不信命运的她最终选择了向命运低头,这种宿命论思想的表达,使得影片一方面摈弃了好莱坞家庭情节剧的大团圆结局,另一方面进一步揭示出女性作为“第二性”的无奈与无望,因而使得影片主题更为深刻。

四、疑似的女性主义书写与类型的新表达

影片之于女性,特别是李宝莉这一人物从一个美丽小贩变成面容苍黄的“婆婆”的书写,让我们倍感全球共有的女性困境与中国特有的女性坚韧品格。丈夫出轨,她冲动地报警;丈夫自杀,唯独不给她遗留任何遗言;儿子高考在即,出于母性的本能意欲陪伴几天,却被婆婆要求离开;儿子成为高考状元,错把庆功仪式当祭奠仪式,并断绝母子关系,她选择默默离开,这种背影不逊于散文家朱自清对父亲背影的描摹。即便如此坚韧,我们依稀能透过影片细腻的情感镜头捕捉女性的敏感神经,而片名“万箭穿心”与其说是“风水”,不如说是非常生存状态对女性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创伤与消磨。

影片最后一幕,李宝莉挑着行李走出家门,不料建建已在楼下等她,她犹豫之后还是选择了跟建建走,这一结局让我们了解影片所要表达的实际内涵: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书写,这只是一部有着些许唤醒女性观众观影认同的自觉意识的通俗剧,影片中的女性仍然是依托于男性存在的“第二性”,诚如导演王竞所说:“这个电影虽然是以女主人公为视角,但还是男人视点里的女人,这之间肯定会有差异。”④笔者感兴趣的是,影片尽管不同于由女性导演完成的女性主义影片书写,但作为一种形式上的尖锐的、批判式的“女性书写”,实质上,它完成和实现了家庭这一重要类型的传承与创新。

在文化的议题上,“中国的家庭凝聚着世俗、国家和个人以及生理意义的男人和女人”⑤。在中国家庭的创作序列中,相对于以往的家庭的创作理念,尤其是对女性的态度,《万箭穿心》既展呈了女性的相夫教子、勤俭持家、柔弱可亲的传统一面,又对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了现代式改写,对以李宝莉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内在的强硬姿态表现出同情的感彩。换言之,以往的家庭的价值判断通常是较为简单的二元对立,如《喜盈门》。比较之后就有鉴别,人物性格的双重性正是影片《万箭穿心》中人物塑造的复杂之处。正是这种复杂,一方面传承了中国文化及中国家庭的双重传统,另一方面显示出女性主义思潮在本土浸淫多年后表现出对创作者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即女性在现代家庭中的地位与理念有了本质不同,正是这一“传统”与“现代”的无缝对接,成就了这部有着“2012年国产影片的扛鼎之作”美誉的影片。影片是不是“扛鼎之作”或许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毕竟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尝试,而要想真正传承像《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我国家庭伦理杰作,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学与现代电影的真正意义上的结合,还有待于电影创作者们进一步有效背靠中国传统文化、依托当代社会文化思潮。

注释:

① 马宁:《符号表征与象征暴力:1980年代的中国家庭情节剧》,源自[美]威迈勒・迪桑亚那克:《情节剧与亚洲电影》,纽约剑桥出版社,1993年版。

② 见《新京报》报道:《谢飞 让国产片回归现实主义》,。

③ 陆绍阳:《〈万箭穿心〉:李宝莉的“争”与“争不过”》,《电影艺术》,2013年第1期。

④ 见《〈万箭穿心〉映后交流对谈》,http:///note/247859874/。

⑤ 杨远婴:《电影作者与文化再现》,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页。

[作者简介] 黎泉(1984― ),男,江西南昌人,软件工程硕士,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刘云花(1985― ),女,江西南昌人,南昌大学项目管理专业201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