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孤儿”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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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至18世纪初，欧洲剧场里的“中国戏”流行不衰。其实这些戏的作者们对中国并无什么真切的认识，只不过是取来一个所谓中国角色或题材,借以演绎欧洲人的英雄美人故事。舞台上的所谓中国人往往拖着长长的辫子，戴着尖得像宝塔的小帽，以此取悦当时观众对异国情调的期盼。直到元杂剧《赵氏孤儿》法译本(1735年)刊行后，欧洲戏剧舞台才真正开始体现中国戏剧的影响。
《赵氏孤儿》是元代戏剧家纪君祥创作的一部历史杂剧，原名《赵氏孤儿大报仇》（《赵氏孤儿冤报冤》）。其情节素材来自司马迁《史记・赵世家》里晋大夫屠岸贾诛杀赵氏家族和晋景公等人谋立赵氏孤儿的记载。《赵氏孤儿大报仇》一共五折另加一个楔子。纪君祥抓住搜孤求孤这一悲剧故事的核心，主要展现春秋时代晋国奸佞屠岸贾对忠耿老臣赵盾由嫉恨到多次陷害，最后诛杀赵氏满门300口的历史，着重描写赵氏孤儿被程婴用药箱偷出公主府，公主自杀，门将韩阙放走程婴后自杀，公孙杵为孤儿舍命，程婴为换孤儿舍子等一系列悲壮之举。文末孤儿成人后，反诛灭屠氏全族。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忠孝节义彪炳史册。西方作家在翻译和改编这部剧作时，虽然情节多有出入，但所有的“中国孤儿”却都保留并发扬了剧作的核心因素――“救孤精神”。
“中国孤儿”在法国
西方最早翻译《赵氏孤儿》的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1732年，他在中国广州把该剧翻译成法文，并在前言中阐明自己的翻译动机：希望欧洲人通过这部真正的中国悲剧，能够观察到中国文明的程度和道德观念。正因为如此，他在翻译时，删去了曲文，只是以“他唱”或“她唱”两个字代表唱曲的内容，也没有比较明确的说明。因为他觉得：“这些歌唱对欧洲人来说，很难听懂。因为这些歌词所包含的是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和难以把握的语言形象。” 1734年2月，法国的《水星杂志》披露译文片断。1735年，全文发表在杜赫德主编的《中国通志》上。
马若瑟的《赵氏孤儿》法译稿通过《中国通志》刊出以后，迅速流传开来。1755年，巴黎阿・帕京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仅在18世纪内，它就四度被改编上演，三度被译成英文。
伏尔泰改编的五幕《中国孤儿――孔子的伦理》，于1755年在巴黎搬上舞台。该剧变正义和邪恶的斗争为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伏尔泰将发生在春秋年间的故事推迟到成吉思汗两次进兵中原的时候。讲的是成吉思汗入京，必欲追索前朝遗孤，以斩草除根。但前朝遗臣尚德为救孤而以子代之，尚德之妻伊达梅不忍让亲子去死，便向成吉思汗求情。成吉思汗了解真情后，以娶伊达梅为妻的条件答应赦免，但伊达梅宁死不从。成吉思汗深为尚德夫妇的忠义行为所感动，最后决定一律免于追究，善待前朝遗孤和尚德一家。为了符合“三一律”的要求，伏尔泰仅写了搜孤和搭救遗孤的情节，并别具匠心地添加了一段爱情故事：成吉思汗年轻时爱慕汉族姑娘伊达梅，但伊达梅拒绝了他的爱情，嫁给了宋朝官员尚德，为此成吉思汗便发誓要征服全世界。伏尔泰通过成吉思汗和伊达梅之间虚构的爱情，来深掘男女主人公内心深层的情感与理性冲突。
众所周知，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教道德有深挚的爱好。可是他对中国戏剧了解不多，因而评价也不高。他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评价马若瑟的译本，把《赵氏孤儿》比作16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悲剧，认为只有海峡那边(指英国)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外(指西班牙)的人才能欣赏。它是一个古怪的滑稽戏，是“一大堆不合情理的故事”；“这出戏没有时间一致和动作一致，没有风土习俗的描绘，没有情绪的发展，没有文采，没有理智，没有热情”。总之，《赵氏孤儿》是不能跟当时法国的戏剧名著相提并论的。不过，伏尔泰同时指出，《赵氏孤儿》是中国14世纪的作品，若与欧洲当时的戏剧相比，那又非常进步了。他赞叹道：“人们简直以为看到《一千零一夜》搬上了舞台了；但是尽管令人难以置信，剧作却妙趣横生；尽管变化多端，全剧却极其明朗：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两大优点；而这种优点（是）我们现代很多剧本所没有的。”（伏尔泰《致黎希留公爵》，《〈中国孤儿〉作者献词》）
伏尔泰崇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这是中国“最负盛名、最文明、最完善的东西”，这种充满着忍让、崇高道德、仁爱和正义精神的“统一的中国法规”，正是中华民族的精髓。而14世纪的中国正值蒙古族统治时期，居然还产生这样的作品，这就说明征服者不但没有改变被征服者的风土习俗，而是恰恰相反。这也就证明了“理性与智慧，跟盲目的蛮力相比，是有天然的优越性的”。伏尔泰以一个思想家的眼光，敏锐地从程婴、公孙杵等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的体现。所以他通过改编《中国孤儿》，力图匡正法国江河日下的道德风尚，推进启蒙运动的开展。因此主题不再是复仇和忠义，而是理性、仁爱；不再是充满悲剧的氛围，而是洋溢着和解和道德的光彩。
在技术方面，伏尔泰遵照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要求，把《赵氏孤儿》的戏剧动作从二十多年(据伏尔泰说是25年)缩短到一个昼夜。情节也简化了，原剧包括弄权、作难、搜孤、救孤、除奸、报仇等段落，而伏尔泰只采取了搜孤救孤。同时，依照当时“英雄剧”的作法，加入了一个恋爱的故事。伏尔泰不但研究了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本，也看过意大利著名诗人梅达斯塔苏创作的歌剧《中国英雄》，可是，他没有袭用两者的布局。他的《中国孤儿》原来是三幕，后来听取了朋友的意见，扩大为五幕，目的在描绘风土习俗，从而激发人们的荣誉与道德感。伏尔泰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对剧本作了修改，为的是大胆宣扬孔子的教诲。”他还在剧本上题写了“根据孔子的教导编成的五幕剧”字样。经伏尔泰改编后的《中国孤儿》多次在巴黎等地的剧院上演，获得了巨大成功，甚至轰动了整个欧洲。
“中国孤儿”在英国
在18世纪的英国，最早改编《赵氏孤儿》的是剧作家哈切待。改编本1741年出版，标题是：“《中国孤儿》：历史悲剧，是根据杜赫德的《中国通志》里一本中国悲剧改编的，剧中按照中国式样插了歌曲。”这是欧洲第一次改编中国戏剧。为影射当时的英国现实，哈切特把剧中人名都改了：屠岸贾原是大将军，却变成了首相萧何，公孙杵改名为老子，孤儿赵武改名康熙，提弥明改为吴三桂。不过总体上看，哈切特的改编基本保留了原作的轮廓和主要情节，如弄权、作难、搜孤、救孤、除奸、报恩。它没有严格遵守“三一律”，全剧五幕十六场，并加入了十来支歌曲。哈切特并不知道元杂剧的说唱传统，更不可能理解“曲白相生”的妙处，他只是依照杜赫德在《中国通志》里的介绍，把歌曲放在剧情激扬的地方，表现忧愁、愤恨、绝望、悲痛、欢乐。从中不难看出，哈切特是在极力运用东方色彩进行创作改编。
哈切特的改编本因其对时政的强烈抨击而未能公开上演，因此影响的范围有限。与此相比，18世纪英国另一位剧作家谋飞(1727-1805)改编的《中国孤儿》，则更为英国民众所熟知。谋飞的剧作也基本体现出英国18世纪下半叶的戏剧倾向。
1756年4月，谋飞读到了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觉得远不如预想得好，于是决定重新改编，初稿当年完成。谋飞的改编本里特别突出了民族矛盾。前朝遗孤报了国恨家仇，忠心爱国的臧蒂夫妇赴义就死，征服者铁木真也得到应有的下场――人物命运与民族矛盾息息相关。作者的用意乃是着眼于英国现实。当时正值英法七年战争的紧张状态，国人迫切需要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谋飞的改编正迎合了当时英国政治潮流与民众心理。该剧1759年4月底起在伦敦的德鲁里兰剧院连续公演9场，剧院为它的演出特别制作了名贵的中国布景和服装，舞台上的中国色彩令英国观众大开眼界，赏心悦目的同时精神也大受鼓舞。作者因此红极一时，被尊为爱国主义大师。
谋飞在剧作上演成功以后，发表了一封写给伏尔泰的公开信。在信中，他提及自己参考的材料有：马若瑟的《赵氏孤儿》(法文本与英文本)；赫德对《赵氏孤儿》的批评；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他同意赫德关于中国戏剧的看法，但对马若瑟译的《赵氏孤儿》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有不同意见。他不赞成伏尔泰《中国孤儿》里的恋爱故事，认为把一个粗犷的鞑靼征服者一变而为谈情说爱、唉声叹气的法兰西式骑士，是非常不自然的。为了让剧情更能吸引观众，避免像伏尔泰那样专注于对中国道德的颂扬，谋飞在保留角色的基础上，重新安排了剧情，让遗孤由婴儿变成了一个能够自主表达言语思想并行动的青年。同时，他认为法文《中国孤儿》冗长的对话太多，缺少行动悬念。所以他极力增加了一些热情有生气的动作，使整部剧作情节紧凑而又颇具悬念。
当然，就文学价值而言，谋飞此剧并不突出，尤其是语言大多呆板牵强，其鲜活程度还比不上18年前哈切特的那部诗剧。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伏尔泰笔下的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剧情内容进展而不断变化，由野蛮的征服者，一变为足智多谋的政客，再变为柔情蜜意的骑士，最后成为一个以仁义道德自居的正人君子。而谋飞剧中的铁木真，自始至终是个征服者形象，就像《赵氏孤儿》里的屠岸贾始终是个压迫者形象一样，他始终都没有受过所谓中国文明的洗礼，只是个任性好杀的莽夫。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谋飞剧作的广泛流传，以后的60年间，他改编的《中国孤儿》在英国舞台上反复演出，甚至横渡大西洋，在美国费城、纽约等地上演（有资料统计，18世纪下半叶，《中国孤儿》在英语国家演出了四五十场）。以至到了18世纪末期，人们皆以为《中国孤儿》是谋飞的创作，却并不知道首译者马若瑟和作者纪君祥的名字。
当然，除了法国和英国外，《赵氏孤儿》也在欧洲其他国家发生了较大影响。譬如1748年，意大利著名诗人梅达斯塔苏（1729-1782）根据《赵氏孤儿》创作了歌剧《中国英雄》。情节基本相同，只是孤儿成长为少年男子，即剧中与奸佞邪恶斗争的“中国英雄”。1752年，该剧在奥地利维也纳皇宫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至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赵氏孤儿》在欧洲改编和演出的成功，才引发了中国戏剧（甚至是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孤儿”的里程碑意义绝不应被后人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