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研究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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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宗教理论研究者，我们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与我们关涉的宗教实际相结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从事宗教研究和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根据“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探析宗教与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复杂关系，看到宗教作为“潜在的精神力量”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认识到“精神变物质”的意义，从而从促进、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角度来评价宗教的历史及现实作用，引导宗教今后的发展。遵照“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应该了解宗教的文化意义，把握宗教在人类文化及文明发展中的定位；“先进文化”并不一定为“单一文化”，更不能被误解为脱离实际、脱离历史的“文化虚无主义”；应从“多元文化”、“文化综合主义”、文化共识、文明共融的角度去体悟“先进文化”的蕴涵，这样就可以对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加以比较正确或准确的理解。把宗教文化的升华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相结合，以“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气魄来复兴和发展中华文化，解决我们的文化自知、文化自觉和文化更新的问题。体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则要关注、关心中国上亿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并要看到这上亿信教群众在中华民族群体和整个人类群体中的作用及影响。因此，宗教研究是对人之“群体性”、“群众性”的研究，宗教工作属于最重要的“群众工作”。

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新思想。概括了宗教的三个特点即最基本的“三性”，让我们要充分认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这里，我们应看到“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绝非抽象、孤立之论，而有着其立论的时空背景。从历时性纵向来看，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它既有着“承前”，亦有着“启后”的历史关联，我们不能将之从其“历史之链”中脱离出来。从共时性横向来看，“社会主义”作为当前人类一种社会形态亦与其它“主义”的社会形态并存，有着一个交互影响、制约、促动的关系。在宗教“三性”中，“最根本的是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根本”。深刻地指出，“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这一意味深长、令人深思的论述乃以往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所未言，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大贡献。按照这一理解，对宗教的认知就超越了其“阶级、国家”等社会层面的分析，而深入到对宗教作为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的理解及研究。对于宗教的定义和把握，从其“精神”层面来发掘亦至关重要，颇为根本。所以说，的这一分析和论断为我们提供了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一种新视野、新思路和新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把握宗教奠定了最为关键的基础。抓住这“根本是长期性”，那么我们看“关键是群众性”则应有两个比较，一是中国一亿多信教群众与十多亿教外群众的比较，这乃是对中国国情、民情的一个基本定位和认知。二是中国十多亿教外群众与世界约四十八亿信教群众的比较，这则是对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开放的中国”在世界定位和处境的认知。这两个比较对我们“知己知彼”，搞好群众团结工作极为重要。同理，从“长期性”这一根本，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宗教问题的“特殊的复杂性”。讲中国“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当然要立足于中国，但其眼光不能只盯在中国，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目前所处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应看到中国宗教与世界宗教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一员，因而对此更为强调和突出。这对我们研究当前中国宗教问题有着重要的提醒。所以说，“特殊的复杂性”自然就涵盖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国际性等敏感层面。

谈论、认识和探究宗教，至少应看到其三个层面，即宗教本身、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三方面。其特点、侧重乃至价值判断不尽相同，有时甚至会彼此相悖。当然，三者亦有认知整合、求同的情况。因此，我们在此就宗教理论展开座谈、研究，应注意到不同定位、不同视域的存在，即允许“求同存异”的努力，亦正视“和而不同”的局面。也就是说，在我们认知层面上，应该承认宗教体认的“信仰性”，宗教工作的“实效性”和宗教研究的“客观性”，在对某些宗教问题的看法上会有角度、方法和观点、甚至结论的不同。宗教本身会强调其“信仰”特色，有着神秘、情感的因素。宗教工作讲究“实效”，立足于解决具体问题、掌握实际局面。而宗教研究则力图以其“客观”认知来弄清宗教存在的真实性，找到宗教发展的规律性。在论及宗教的根本特性时，会有不同的话语体系，甚至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宗教工作干部、还是宗教理论研究者，对此应有清醒、冷静的认识，看到其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