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园遗印与岭南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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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人篆刻在江南蓬勃兴起之后，其流派孳乳很快在岭南推开风气。明季广东籍印人如袁登道、黄仲亨、张穆、邓逢京、朱光夜等人，都在他们的宦游际会中受到印坛方兴未艾的文彭、何震、苏宣印法的浸润，成为明末篆刻的一脉。延至清代中叶，广东文人篆刻更与书画创作、金石文字研究、玺印鉴赏互为表里，逐渐形成自己平正含和、宁静儒雅的地域风貌，名手代不乏人。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之后，广东成为通商口岸，与各地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广东篆刻旧有的氛围先后受到浙派余曼庵及徐三庚、黄士陵等南下名家的影响，格局又有新的变化。南北的交融既使岭南篆刻的发展得到促进和提升，同时也使广东一些印家走向全国，成为晚清以及近代中国印坛主流群体的部分，他们的成就和影响力已不仅仅限于岭南。

由此我想，这就提出一个明清篆刻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以往我们的大多数学者在搜寻、研究明清篆刻资料及其发展脉络的时候，空、司范围往往不能更多地超出作为明清篆刻发展中心的苏、皖、浙地区，对周边地带的关注明显不足，这已造成了明清及近代印史描述的漠然和一般篆刻家们的误解。开展对明清及近代各地区篆刻发展状况的研究，将它们与苏、皖、浙地区的主要流派联系起来，这样才能看清文人篆刻史的完整面貌。

研究的前提当然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就岭南篆刻而言，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早有独具慧眼的前辈学者做过，只是它的播扬、推广还需要更多人的投入。近代除了集辑当地广东印家作品的专谱已有若干以外，更有近人邓尔疋的《印学源流及广东印人》、容庚与容肇祖的《东莞印人传》、冼玉清《广东印谱考》及马国权的《广东印人传》等艰难汇集资料、精要爬剔考述的印史性质的专著，这些工作，为进一步总结研究岭南地区篆刻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由于历史的原因，文人篆刻长期为人们看作是雕虫之事而易遭磨灭毁失之厄。清代岭南虽藏印风气日盛，但视野多局限于徽、浙两宗，以致今天对于岭南篆刻原作的搜集殊感为难，零金碎玉，亦已不可多得。有鉴于此，多年研讨篆刻并留意印史之学的可印楼主人，倾一己之力，悉心保存了东莞名家可园张氏一门四代遗印一百五十余方，并钤拓成谱，分赠有关专业单位珍藏，我以为是极具评判眼力的一宗义举。实物所提供的研究信息较之谱录更为完整，这批实物的系统保存，将使我们对广东印人篆刻艺术嬗变的诸因素的认识和描述更为准确和具体。

这批实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反映了晚清至民国东莞可园张敬修、张嘉谟、张崇光、张伯克一系篆刻的完整面貌，而且其中保留了邓尔疋、容庚、张祥凝等名家以及无名氏的批作品，因此它又是考察这一时期岭南印风的珍贵研究资料。有系统地保存广东籍印家的印作实物，据我所知，是近代以来并不多见的。这批遗印多为自用印，除了名号以外，又有一批闲章，以表达旨趣、心境的诗句词语为主，从中可以了解到可园主人的思想情趣、社会交往。张氏四代的作品，清晰地凸现了他们取法秦汉的基点和受余曼庵、徐三庚印法的影响过程，以至水融，其中许多作品完全可以代表当时岭南篆刻的高度水平，至今仍具有耐人寻味、动人心魂的艺术魅力。

《可园印存》谱成，可印楼主人邀我过眼并以序相属，因而产生了这样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