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红领巾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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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在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师大附属小学里，设立了一个以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素质教育整体改革实验班。实验时间5年，宗旨为：在教育教学中实施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力求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学习能力较强的、富于创造的小学毕业生”。实验班的具体主持者是邝忠龄老师（1930～2005）。

邝忠龄老师以教学民主为改革实验的核心内容，对学生坚持耐心细致的正面教育，不使学生成为盲目服从的奴才，也不做见风使舵的滑头，不搞分数刺激，也不搞思想压力，不把学生当成听话的工具。

小学里有少先队组织，如果工作开展正常，这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最好组织形式。中队委员会是组织核心，重要的事都应该由中队委员会解决、执行。例如批准新队员、举行宣誓仪式等，都应该由中队委员会主持。顾名思义，辅导员老师只是进行辅导，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邝忠龄说：“现实中往往颠倒了，老师说了算，小干部们没有主动权。”

邝忠龄信任儿童，尊重儿童，培养儿童的生活力，让儿童集体自治。一个班日常的事务是很繁重的，只要学生到校，各种事务就开始了，如清洁工作、作息管理、图书管理、活动安排、节目排练，甚至排难解纷。在这个班里每个学生都有发言权，都是主人翁。他们服从自己推选的小干部领导，遵守集体纪律，有正确的集体舆论。

曾有人指责这个实验班上课自由讨论是不守纪律。邝忠龄说：“其实实验班学生是严格遵守纪律的，而且有很强的自觉性。不少独生子女，在家里非常任性，也不怕老师处罚，却害怕集体的舆论谴责。”

有一次邝忠龄老师外出开会，请假三天，没有请代课的班主任，而是让学生自治。这三天里不仅要处理繁重的日常事务，还包括语文课的自习、收发作业、处理突发事件等。孩子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集体机能正常运转。

孩子们之间经常发生一些小纠纷，虽然老师有威信，可以三言两语就处理了，但是孩子们是否服气，很成问题。邝忠龄在班级中提倡辨别是非，提倡公正公平。她带孩子们到法院去学习，了解法律基本知识，在班上选举出5名学生，成立了“红领巾法庭”。这个“法庭”负责审理过好几次小纠纷。

处理纠纷一：去河滩放风筝，学生甲的风筝掉到很远的一个水洼里，他懒得去拣，宣称不要了。这时学生乙来了，乙是被数学老师留在办公室里不准参加活动，自己偷跑来的，他对别人放风筝羡慕得要命。他跑了很远去捡起甲不要了的风筝，准备带回家去修理。于是孩子们争论起来，有的说这是甲的风筝，应该物归原主；有的说这是乙捡的，捡的相当于买的，这是社会习俗。于是“红领巾法庭”开庭审理，结论为：拾物归还是社会公德，但是刚才甲已经当众宣称这个风筝他不要了，那么风筝就不再是他的了。乙跑那么远去捡来，劳动所得，应该判给乙。

处理纠纷二：甲的小刀伤了乙的手指，乙高举着流血的手指，大家都同情他。“红领巾法庭”开庭审理，审判员让乙先说，然后甲补充，再请证人作证。原来，乙为了证明甲的小刀是否锋利，让甲切自己的橡皮，切的过程中乙去抢甲的小刀，争夺中划破了手指。审判员和公诉人低声商量后向大家宣布：“橡皮是乙让甲切的，责任在乙。虽然乙的手指是小刀划破的，但不是甲戳的。”旁听的孩子们异口同声喊起来：“乙自己负责！”审判员说：“现在宣判：切橡皮、划破手，是乙自己造成的。”问乙服不服？乙点点头。

这种事件，一般情况下，老师把小刀没收了就算完事，三言两语就处理了。但是这样使孩子们思想上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应该让孩子们明辨是非，形成正确的集体舆论，进行集体的自我教育，才能养成高度自觉的纪律性。成立“红领巾法庭”，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有说话的地方，养成当家作主的习惯。有民主才有宽松的心境，才能任思想自由驰骋，才能萌发创造。从这些活动成长起来了一批积极分子和小干部，他们具有组织能力、应变才干，获得的工作成绩往往让成年人叹服。

这个班的学生毕业时相约“2000年再相会”。到了2000年，来践约的学生有11名，邝忠龄惊讶地发现，其中6人都从事着司法工作，有法官，有交警，有武警，有的在国家安全局。邝忠龄说她不能不想到当年的“红领巾法庭”。

作者系原重庆市文化局创作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