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闹与李政道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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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忠
博士，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工程高级访问学者，上海海事大学电子商务专业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东华大学计算机学院信息安全专业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曾起草7个国家信息安全标准。在“教育革命”“大数据教育”“看不见计算机的信息化”“未来教育体验空间”“技术对教育的接访”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
20世纪40年代，有两位中国年轻人，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前后来到美国就读，然后又被同一所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招聘，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成为同事。30岁出头时，两人的一篇文章，获得了第二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5年以后，合作发表了30多篇论文的两个人却因为论文排名问题在以后的50多年中不说一句话。这两个人是杨振宁和李政道。
在谈论教育本义的时候，每位教师都不能忘记把学生的道德培养放在重要的位置，在评论一个名人和楷模的时候，评论者都会以更加挑剔的眼光来看待那些取得成功的人：杨振宁和李政道难道就不能克制自己的个人好恶和排名，去一起为祖国做贡献？难道杨振宁就不能不娶一个相差大于50岁的妻子让人少点非议？当大众这样评论自己的偶像时也许无可厚非，但当一个老师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大众以这样的标准要求一个天才科学家的时候，却是出了大问题。
爱伦坡曾经说过：“凡是成功者，都是偏执狂。”能做出巨大成就的人，一定是具有充分个性和个人坚持的人，这些坚持和个性体现在学术上，往往是出色的成就。批评杨振宁和翁帆的恋情的网友和媒体记者，在痛斥“杨振宁和李政道排名之争一定是杨姓的错！”然而，评论者基本是看不懂半页物理学论文的，他们忘记了杨振宁还有两项诺贝尔级的成果，他被《自然》称为唯一在世的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从2008年开始，杨振宁还有10多篇的高水平，然而这些，对于看不懂的人，“和你没关系”。
作为教育学者，我们有必要还原一下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成长道路，看看有什么共同之处。要想重新制造一个杨振宁和李政道，我们要复制以下的环境才行：要让他们出生在几代贵族的家庭，要让他们从小接受优异的基础教育，要让他们的国家经受战乱而恰巧这个时候他们有机会出国留学，要让他们一出国就碰到世界上几百年才出一个的著名科学家当博士生导师，还要他们出国以后突然国家变换经受内战，然后再有的是国内的家人遭受牢狱之灾，还要他们毕业以后都能到世界一流的研究院与世界一流科学家为伍，并且他们两个又碰巧在同一间实验室，做同一个项目。
以上这些所有，造就了杨振宁和李政道，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快的诺贝尔科学奖，也是多数美籍犹太诺贝尔奖获得者走的相似的道路，但也注定他们这种友谊不能持续：因为他们两个人太像了！两个青少年时期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偏执的人在一起并取得成就，然后分开也许是最好的结局，懂点心理学的人应该明白这一点。
分手以后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开始了不同的道路：杨振宁的闹、李政道的道。杨振宁从此厌倦了高能物理，开始了他学术和理论以及生活的“闹”：首先是回到了自己太太所在的大学当了教授，然后是对父亲临死之前不原谅自己加入美国国籍的行为做出弥补，在美国成立华人群体，为中美建立学术桥梁；学术上转向与更多的人合作，从此一般不再当第一作者；热衷甚至发起保钓运动，频繁出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为引进美国科学家不遗余力；频繁发表中国教育不错的言论；娶一个比自己小54岁的太太；为清华捐款1000万美金。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实际上杨振宁在后面的50年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只不过这些媒体看不懂，大家看到的是杨振宁的“闹”。
分手以后的李政道，走了一条完全和杨振宁不同的道路：多次回到中国，为中国引进博士后制度、少年班制度；鼓动建立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承担美国大量课题的基础研究；领导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多年；直到今天还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为青年学生去美国深造创造条件，捐款30万美金建立基金；从此论文基本上是第一作者，坚持着自己多元的爱好和严谨的学问态度。比起杨振宁的“闹”，李政道的“道”远远看来更加符合普世的价值、更加务实、更少让人诟病，也更加得到大众的欢迎。
在物理界，杨振宁更像一个具有仙骨的侠客，他的当年被认为漏洞百出的Yang-Baxter方程和Yang-Mills方程足可以再得两次诺贝尔奖，他被称为与爱因斯坦、费米比肩的20世纪仅有的物理学全才；而李政道更像一个职业的剑客，相比起杨振宁的知，李政道后面50年的行更具有悲情英雄的色彩。
这时，或许许多人很容易想得到很多如果：如果他们还合作，如果他们不那么偏执，如果他们以大局为重，等等。然而，这些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他们颠沛流离的童年和被人歧视的少年以及国破家亡的青年时代，注定了他们只有偏执才能走到今天，两个偏执的人，在下一盘旷古没有的棋：比谁活得长！谁活得更长，就代表谁的生命力更强，这就是生命。于是我们见到：92岁的杨振宁还在宣读学术论文，并且暗示自己还能得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88岁的李政道还坚持在实验室工作十多个小时。这就是生命的原义：偏执。没有这股劲头，当年国破家亡的两个毛头小伙子走不到科学的顶峰；没有这股劲头，两个耄耋的老人不会还有昂扬的斗志，谁都不服谁。这就是生命的张力。
杨振宁和李政道对中国教育贡献良多，当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询他们两个人这么多年为中国教育做的一切，深为感动。无论是杨振宁的知，还是李政道的行都是中国教育需要的；无论是剑客还是侠客，都是百年中少有的高度；无论是杨振宁的闹，还是李政道的道，都是以自己擅长的方式、中国需要的方式和力所能及的情怀，在做。
在中国文化中，“中庸”是对个人修养的要求，然而中庸后往往容易平庸；而在西方文化中，“制衡”往往是对制度的要求，个性化和偏执只要有制衡就不会出大乱子。杨、李分手50年，两个人都很快乐，也都很个性。
在教育学上，偏执往往是生命的原义，只要在一定度的范围内，应该容忍偏执，应该保护偏执。小时候，淘气偏执的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经常被勤奋和具有正义感的老师满怀忧虑地说：“再不改，你们将来要吃亏的。”而事实上，社会本身就有矫正作用，三四十年过去，吃亏的恰恰不是这些偏执淘气的孩子，能够创新和取得成绩的往往是具有个性和不怕探索的人。
杨振宁对于教育的几条不断重复的建议，能够给学习者极大启示：
* 直觉和书本知识有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 和同学讨论是极好的深入学习的机会；
* 注重新现象、新方法，少注重书本上的知识；
* 自己找理论题目；
* 研究生找题目感到沮丧是极普遍的现象；
* 兴趣―准备―突破；
* 有好想法不要轻易放弃；
* 要解决基本问题。
杨振宁总结的以上经验，恰恰是他和李政道共同的看法，这也正应了最近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所主张的：创新其实和老师没关系。
宽容偏执，有些事也许真的和你没关系。20世纪40年代，有两位中国年轻人，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前后来到美国就读，然后又被同一所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招聘，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成为同事。30岁出头时，两人的一篇文章，获得了第二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5年以后，合作发表了30多篇论文的两个人却因为论文排名问题在以后的50多年中不说一句话。这两个人是杨振宁和李政道。
在谈论教育本义的时候，每位教师都不能忘记把学生的道德培养放在重要的位置，在评论一个名人和楷模的时候，评论者都会以更加挑剔的眼光来看待那些取得成功的人：杨振宁和李政道难道就不能克制自己的个人好恶和排名，去一起为祖国做贡献？难道杨振宁就不能不娶一个相差大于50岁的妻子让人少点非议？当大众这样评论自己的偶像时也许无可厚非，但当一个老师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大众以这样的标准要求一个天才科学家的时候，却是出了大问题。
爱伦坡曾经说过：“凡是成功者，都是偏执狂。”能做出巨大成就的人，一定是具有充分个性和个人坚持的人，这些坚持和个性体现在学术上，往往是出色的成就。批评杨振宁和翁帆的恋情的网友和媒体记者，在痛斥“杨振宁和李政道排名之争一定是杨姓的错！”然而，评论者基本是看不懂半页物理学论文的，他们忘记了杨振宁还有两项诺贝尔级的成果，他被《自然》称为唯一在世的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从2008年开始，杨振宁还有10多篇的高水平，然而这些，对于看不懂的人，“和你没关系”。
作为教育学者，我们有必要还原一下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成长道路，看看有什么共同之处。要想重新制造一个杨振宁和李政道，我们要复制以下的环境才行：要让他们出生在几代贵族的家庭，要让他们从小接受优异的基础教育，要让他们的国家经受战乱而恰巧这个时候他们有机会出国留学，要让他们一出国就碰到世界上几百年才出一个的著名科学家当博士生导师，还要他们出国以后突然国家变换经受内战，然后再有的是国内的家人遭受牢狱之灾，还要他们毕业以后都能到世界一流的研究院与世界一流科学家为伍，并且他们两个又碰巧在同一间实验室，做同一个项目。
以上这些所有，造就了杨振宁和李政道，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快的诺贝尔科学奖，也是多数美籍犹太诺贝尔奖获得者走的相似的道路，但也注定他们这种友谊不能持续：因为他们两个人太像了！两个青少年时期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偏执的人在一起并取得成就，然后分开也许是最好的结局，懂点心理学的人应该明白这一点。
分手以后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开始了不同的道路：杨振宁的闹、李政道的道。杨振宁从此厌倦了高能物理，开始了他学术和理论以及生活的“闹”：首先是回到了自己太太所在的大学当了教授，然后是对父亲临死之前不原谅自己加入美国国籍的行为做出弥补，在美国成立华人群体，为中美建立学术桥梁；学术上转向与更多的人合作，从此一般不再当第一作者；热衷甚至发起保钓运动，频繁出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为引进美国科学家不遗余力；频繁发表中国教育不错的言论；娶一个比自己小54岁的太太；为清华捐款1000万美金。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实际上杨振宁在后面的50年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只不过这些媒体看不懂，大家看到的是杨振宁的“闹”。
分手以后的李政道，走了一条完全和杨振宁不同的道路：多次回到中国，为中国引进博士后制度、少年班制度；鼓动建立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承担美国大量课题的基础研究；领导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多年；直到今天还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为青年学生去美国深造创造条件，捐款30万美金建立基金；从此论文基本上是第一作者，坚持着自己多元的爱好和严谨的学问态度。比起杨振宁的“闹”，李政道的“道”远远看来更加符合普世的价值、更加务实、更少让人诟病，也更加得到大众的欢迎。
在物理界，杨振宁更像一个具有仙骨的侠客，他的当年被认为漏洞百出的Yang-Baxter方程和Yang-Mills方程足可以再得两次诺贝尔奖，他被称为与爱因斯坦、费米比肩的20世纪仅有的物理学全才；而李政道更像一个职业的剑客，相比起杨振宁的知，李政道后面50年的行更具有悲情英雄的色彩。
这时，或许许多人很容易想得到很多如果：如果他们还合作，如果他们不那么偏执，如果他们以大局为重，等等。然而，这些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他们颠沛流离的童年和被人歧视的少年以及国破家亡的青年时代，注定了他们只有偏执才能走到今天，两个偏执的人，在下一盘旷古没有的棋：比谁活得长！谁活得更长，就代表谁的生命力更强，这就是生命。于是我们见到：92岁的杨振宁还在宣读学术论文，并且暗示自己还能得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88岁的李政道还坚持在实验室工作十多个小时。这就是生命的原义：偏执。没有这股劲头，当年国破家亡的两个毛头小伙子走不到科学的顶峰；没有这股劲头，两个耄耋的老人不会还有昂扬的斗志，谁都不服谁。这就是生命的张力。
杨振宁和李政道对中国教育贡献良多，当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询他们两个人这么多年为中国教育做的一切，深为感动。无论是杨振宁的知，还是李政道的行都是中国教育需要的；无论是剑客还是侠客，都是百年中少有的高度；无论是杨振宁的闹，还是李政道的道，都是以自己擅长的方式、中国需要的方式和力所能及的情怀，在做。
在中国文化中，“中庸”是对个人修养的要求，然而中庸后往往容易平庸；而在西方文化中，“制衡”往往是对制度的要求，个性化和偏执只要有制衡就不会出大乱子。杨、李分手50年，两个人都很快乐，也都很个性。
在教育学上，偏执往往是生命的原义，只要在一定度的范围内，应该容忍偏执，应该保护偏执。小时候，淘气偏执的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经常被勤奋和具有正义感的老师满怀忧虑地说：“再不改，你们将来要吃亏的。”而事实上，社会本身就有矫正作用，三四十年过去，吃亏的恰恰不是这些偏执淘气的孩子，能够创新和取得成绩的往往是具有个性和不怕探索的人。
杨振宁对于教育的几条不断重复的建议，能够给学习者极大启示：
* 直觉和书本知识有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 和同学讨论是极好的深入学习的机会；
* 注重新现象、新方法，少注重书本上的知识；
* 自己找理论题目；
* 研究生找题目感到沮丧是极普遍的现象；
* 兴趣―准备―突破；
* 有好想法不要轻易放弃；
* 要解决基本问题。
杨振宁总结的以上经验，恰恰是他和李政道共同的看法，这也正应了最近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所主张的：创新其实和老师没关系。
宽容偏执，有些事也许真的和你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