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素养论文：农民工素养教学现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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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雄伟 单位：甘肃中医学院

本研究把农民工职业分为：餐饮服务、建筑装潢、制造业、个体户、其他五类［5］；男性765人，女性502人；月收入在760元以下者9人，760元～1　000元者175人，1　000元～1　500元者403人，1　500元～2　000元者484人，2　000元～3　000元者161人，3　000元以上者35人；年龄在20岁以下者132人，在20岁～30岁者513人，在30岁～40岁者522人，40岁以上者100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147人，初中文化程度者808人，高中及以上者312人。健康素养教育体现为一种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的健康素养的传递，受教者是教育主体，是教育的目的所在。对于农民工健康素养教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就是农民工的意愿，良好的意愿能够推动教育的进程与效果。调查显示，只有42．9％的农民工愿意接受健康素养教育，不愿意接受健康素养教育农民工高达8．9％，持无所谓态度的农民工占48．2％。

健康素养教育的途径体现了教育的正式化与合法化程度，也体现了健康素养教育内容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水平。调查显示，64．5％的农民工认为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是电视、收音机等大众媒体，22．1％的农民工认为家人和朋友是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19．0％的农民工认为雇主和所在单位是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8．4％的农民工认为文章报刊是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这与农民工所希望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途径有较大出入，45．2％的农民工希望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是政府医疗机构，32．6％的农民工希望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是电视、收音机等大众媒体，12．8％的农民工希望雇主和所在单位是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9．4％的农民工希望文章报刊是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

健康素养教育的频次体现着教育的制度化程度。从受教育的频次角度看，79．9％的农民工是“偶然”获得健康素养知识，2．7％的农民工“从不”接受健康素养教育，只有17．4％的农民工表示经常接受健康素养教育。说明农民工的健康素养教育还停留在不经意、偶然水平，健康素养教育只是在“偶然”中获得，健康素养教育没有制度化的保障。然而农民工希望“经常”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比例是30．2％，表达了农民工对于健康素养教育制度化的倾向，但是希望“偶然”接受教育的比例高达68．7％，也有1．1％的农民工“从不”希望接受健康素养教育。

从健康素养知识类型的角度看，92．3％的农民工健康素养知识是“零散”的，没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然而农民工的希望接受“系统全面”健康素养教育的比例达34．9％，从一个侧面表明农民工有接受系统、完整的健康素养教育的渴望，但希望获得“零散”健康素养教育的农民工也高达42．3％，说明了一部分农民工对于健康素养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在健康素养教育经费方面，有94．6％的农民工认为目前的健康素养教育不收费，同样希望未来的健康素养教育也不收费。

农民工接受教育的时间安排，体现了健康素养知识在农民工生活中的具体地位。85．7％的农民工在原住地接受健康素养教育，14．3％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休息时间接受健康素养教育。但是农民工希望在城市工作休息时间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比例高达52．3％，其次是在家乡的时间占44．0％，愿意在教育机构组织的特定时间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只有3．7％。就接受健康素养的地点，82．7％的农民工认为是家乡，而10．6％的农民工认为是工作单位（或场所）。但是，53．2％的农民工希望在工作单位（或场所）接受健康素养教育，其次才是家乡，占24．8％。这从侧面也反映出农民工在城市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农村，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对于农村的认知越来越少，他们与农村的联系越来越脆弱。

从长期效应和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健康素养教育不可或缺。然而调查显示，农民工对于健康教育显得不够积极。对于农民工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农民工首先保证的是自己的生存。健康对于农民工来说是重要的，但是相对于生存来说却是第二位的。健康素养教育并不是农民工最迫切的需求。健康素养教育的效果或利益不能像赚钱一样马上体现出来，健康素养教育的效果总是滞后的，同时也存在教育程度较低、流动性大、生活负担重、社会空间隔离等一些影响健康教育的次生问题。因此，健康教育的开展，需要国家政府部门有组织、有系统地展开。目前，农民工只能从充斥商业广告的电视、广播节目、畅销书籍中或是家人朋友的言谈中获取健康素养知识，获得的知识也是残缺的、零散的或是偏颇的，政府相关机构在健康素养教育中的作用有限，健康素养教育还停留在表面化、形式化阶段。政府相关部门推动农民工健康素养教育动力不足是这种状况产生的重要原因。虽然相关政府部门清楚知道健康素养教育对于农民工的重要意义，但他们更看重当下与政绩考核直接相关的经济成果和生活水平改善，而见效相对滞后“出力不讨好”的健康素养教育成为了可有可无的点缀。正是在政府的忽视下，在农民工无奈的选择中，健康素养教育只是体现在口号中、落实在文件上；没有切实可行的健康素养教育机制，没有组织、人员与经费保障，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

农民工具有流动性强、文化水平低、融入城市社会程度低、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收入水平低等特点［6］。但他们是城市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农村社会经济的支撑者，肩负着维持家庭生存和发展、赡养老人、哺育后代的责任，良好的健康状态对个人、家庭、社会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健康素养教育在农民工维持健康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不可忽视，因此建立起与农民工基本特征相适应的健康素养教育模式势在必行。农民工健康素养教育要从改善社会环境和促进健康素养教育机制两个方面同时展开。改善社会环境包括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农民工收入的增加等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教育、价值观等各方面的进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就目前来说，促进健康教育机制的发展刻不容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专门的健康素养教育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制定制度、明确职责，发挥国家政府的动员和组织力量，克服农民工健康素养教育积极性不高、流动性较强的不利因素。农民工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知识结构单一，学习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不高，因此在开展健康素养教育的过程中要通过农民工接受的平台，如电视、收音机等媒体，组织农民工课堂等手段，把健康素养教育与劳动技能教育，法律安全教育等结合起来，让农民工可以多渠道接受平实易懂、操作性强、实用性强的健康素养知识。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和城市居民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其收入首先要满足家庭的生存，健康素养教育只有在低成本或无成本的时候才能接受，因此，对于农民工健康素养的教育应是免费的或通过发放小礼品的方式吸引农民工参加健康素养教育。因地制宜，城乡结合农民工流动性大，工作性质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农民工的健康素养教育要与农民工多重生活地域、工作性质相结合，教育地点要城乡结合，城市和农村并重，同时要充分发挥雇主和单位的力量，利用农民工休息时间，提高农民工健康素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