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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需要什么?通过刚刚出版的四大册《农民权利研究》,张英洪告诉我们 :农民需要的不是其他,而是权利,从农民到公民,是解决相关问题的最好方案。
张英洪多年来投身农民研究,勤奋而执著,其治学态度令人钦佩感动。张英洪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为农民争取权利,既是我这位农民之子对乡亲父老的感恩,也是我这样的受教育者对国家和民族的回报,更是我这样的公民为自己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尊严的不二法门。”
英洪出身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曾经在湘西的县政府机关工作10年。他在基层政府工作的时间,是1990年到2000年。如他所言:“这是农民负担问题特别尖锐的时期,我目睹了农民的困苦,也看到了党群、干群关系的恶化。我既为农民负担问题担忧,也为国家治理进行思索。”为了探索求解农民问题,英洪在工作10年后,又进入高校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梁漱溟曾将学者分为两种,一种是“学问中人”,一种是“问题中人”,他自认为属于后者即“问题中人”。显然,英洪也是“问题中人”。他所关注探讨的“问题”,便是“农民权利”。
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农民是占总人口比例最多的群体,同时也是基本权利遭到侵害最多的群体。这个现象引起了他长久的思考。他对农民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得出的最基本结论是,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权利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建设保障农民权利的公正社会。没有对农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不可能有农民的尊严和幸福生活。
十几年前,张英洪正式涉足“三农”问题研究后,就明确以此为研究的主题,并围绕权利进行了持续研究。以前搞“三农”研究的人,大多缺乏宪法意识和法学背景,他们不关注权利;而研究权利的人大都是法学家,他们又不研究“三农”。这是学科分割产生的结果。
在农村,很多问题都涉及权利,比如城乡二元结构这样的安排,这导致了农民和市民权利的不平等。再比如,原来传统的集体所有制,实质就是限制和剥夺农民的财产权利。张英洪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都在“权利”二字上。所以,十多年来,他持之以恒地研究农民权利。
《农民权利研究》一书共4部,第一部《给农民宪法关怀》,就是要正视农民是共和国公民这个基本常识,就是要充分尊重、保障和实现宪法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就是要在宪法的框架内治国理政。书中鲜明地将农民与宪法联结起来,以宪法视角集中讨论了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诸问题,拓展了农民问题研究的新视野,提升了农民问题研究的新境界。
第二部《农民权利论》,书中率先将国际人权引入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比较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农民应当享有的平等权、生命权、人身权、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结社权、参政权、自治权、权、社会保障权、健康权、文化权和环境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
第三部《农民、公民权与国家》,本书以公民权理论为分析框架,以湖南省溆浦县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土地制度和农民身份的变迁为主线,考察和分析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农民公民权演进逻辑。作者提出当代中国农民的身份经历了阶级化、结构化、社会化和公民化4次重大变迁,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程度最终取决于国家发展公民权的进度。
第四部《认真对待农民权利》,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民问题的“双核”理论。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有两个核心,土地产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双核”之一,农民问题的另一“核”是平等权利问题。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中,认真对待农民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护和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和平等权利这两个基本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