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城互助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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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灭亡》第九章中写道：“她相信人应该彼此相爱，互助地、和平地生活着。”显然在社会中的人们是无法完全独立生存的，在历史时期尤其如此。抗日战争以后，百废待兴，可解放战争却接踵而来，给人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时翼城县委、县民主政府便号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各地先办起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后来发展为常年互助组。到1949年，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全县组织起170个互助组，入组2904户，占总农户的10.93%。互助组耕地、牲口、农具仍属各户所有，实行以工换工、平等互助的办法。
互助组在翼城县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地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根据翼城全县五个区由于先后解放，工作时间及工作基础和群众觉悟程度，都较有巨大不同，农民被封建社会统治很深，分散思想很严重，对于互助生产思想基本很差。自抗战至今十余年当一切人牲畜家产农具被、阎锡山部队烧杀抢夺摧毁，由此农业遭受很大影响，显然缺乏人畜力及农具等困难。因此必须响应的号召，组织起来，解决困难，大量生产。
一、互助组对农村生产、生活的显著改善。
互助组除了解决生产问题外，还解决当时人民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在《新华日报》1946年5月初六第二版中报道了一篇《翼城曹公等四村互助组生产中解决土地纠纷和反特务优抗等工作也配合得很好》的文章，原文如下：
【翼城讯】本县曹公、西阎、石家、十字河四行政村减租减息后，大量组织互助组，计曹公组织了三十一个，十字河三十五个，石家二十六个，西阎除原有张治高互助组大队外，又新成立了四个互助大队。亥下四个行政村已将九千七百二十二亩四分谷全都种完，并种了一千九百零七亩四分玉米。总计种村一万五千二百五十九亩七分地，犁三遍的达五分之四，每亩平均都上够七十五担粪。一般反映：“自日本来了，这是头一次，今年才算真正互助起来了”。此外，互助组和其他工作结合得很好，如西阎互助大队，在休息时，便在土上学习识字，种谷就学习“种谷”字，担粪就识“担粪”字。互助组里，适当的解决了刘清武和候与仁的土地纠纷，刘付过典价三百元，拿回好地三亩。曹公反特务完全是通过互助组进行的，在互助组里研究那个特务罪重罪轻，坦白彻底不彻底，问题解决得恰当。对抗属生活问题，都很好的解决了，因为抗属都加入了互助组，再不见抗属到村公所找优待了，上述行政村的面貌和往日不同了，过去白天村里静静的，现在一到天明和吃夜饭时，村里都吵洪了，叫的叫，唱的唱，生产情绪非常之高。[1]
在这些互助组里，不但可以帮助村民学习识字，还适当解决村民间的土地纠纷等，另外对解放战争也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特务，对抗军优属也有了很好的处理，互助生产也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情绪，丰富了农村的生产生活。
另外，互助生产对妇女解放也起了极大作用，在农忙季节，是起很大作用的，如西闫王家爱犁地种籽，还亲自培养了七个妇女一起干。上甘泉王月英、李丑女家没劳动力，她参加互助组，担粪挖渠和男人一样干活，解决家庭没有劳动力的困难，将麦种的很好。上述这类妇女参加生产翼城县各区都是有的。这在当时对妇女的身心解放是有很大帮助的，一方面从经济上使得妇女获得了一定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解放了她们的思想。[2]
二、互助组的原因。
然而在组织当中，有些村庄就失掉了自愿等价两大原则，形成了强迫命令，于四七年全新共组织了1328个互助组，参加人数14588人，在工作生活当中，也没有等价，有时也不计工，不算账，有的村庄把互助组形成抗优代种组，还有的有名无实。因为不是群众自愿结合，与作等价物，使互助组感到作业不均，所以互助组成了糊涂组，而发生的问题也是特别多，群众也没有认识到互助的好处，反而引起对互助组不满。如五区郑北是为抗优强组织起来的互助组。郑庄互助组是为解决牲口的困难，将两个有牲口户结合五家没牲口户在一起干活，牲口有人使无人喂，结果垮了台。二区营沟村的互助组，不论谁的地都要干活的办法，从南往北一齐过，没论功没算账，群众反映说这样的互助组种地，三年就要倒霉不会打粮食了。
在《人民日报》1948年9月初三日第二版中对翼城县西张互助组的做的一个简要的报道。报道中称：“翼城四区西张自然村，全村一百九十来户。去年组织互助组的时候，大家按照通院和同院、对门和对门，自愿的结合起来，共结合了二十五个互助组，分为三个分队，由生产委员会同意领导。当时的确起了“组织起来顶机器”的作用。可是半路上出了毛病，使互助组走上了的道路。直到最近九月二十四日，村干部开了个检讨会，才研究了互助组的原因：（一）今年土地法大纲公布后，群众对平分发生了误解，有的把粪土送在地里头等着，有的干脆不动弹。村干部不去很好的宣传解释，却来了一下行政命令，实行强迫编组，强制劳动，为怕大家到地迟，就顶出制度，挂起钟，打一次喂牲口，打二次齐上地，当时从表面上看起来，西张村搞的多热闹啊！实际上作活很不起劲。（二）他们没有照顾到有牲口户的应有的利益。有的没牲口的地早早的犁种上了，有牲口的地反而而犁种的很迟。收麦的时候，群众反映说：没牲口的麦种的早，收好了！有牲口的种的晚，收成查。引起很多人不满。（三）不等价，没按活记分，按分配记工。上地时，早去也是一样，迟去也是一样。另外，做了活也没算账，有牲口的犁了地没得到工资，当然没牲口的人就白白的种上了。尤其是今年正月草料缺，牲口犁一天，啥也没，连草料也吃不上。由于这种不等价交换，有些人就把互助组当做便宜的事儿。收买的时候，麦子熟了，就有些人自己不动弹，专依互助组，如候常莲正在割麦的时候，他却到谷地拔苗去啦，所以互助组就闹的不团结了。”[3]
行政命令强迫编组在某些小组还出了乱子，如在《人民日报》1948年四月七日第二版中对互助组的描述中提到了：“青城组织互助，定下三条规程：（一）去过了书“眼镜”。（二）不去戴纸帽子游街。（三）不参加互助掏粪。许秀英、王秀英都因为做重活，担粪的小产了，农会常委王秉俊还不信，刮着大风要叫到场里去验。这是一种侮辱人格、剥削人民民利很坏的作风。翟家编起十二个妇女，在上月二十六日担粪，村长翟与业跟着记账，指导员翟与年监工，村公所通讯员给妇女铲粪;倒有五、六个青年汉们不上地，站在一边看热闹。中史伯村编起互助组以后，武委会主任刘作忠说：“编起来先干着，不荒一亩地就行，什么制度，往后再说！”新中农黄封信很不平气，因为没有定好记工、析工办法，他怕吃亏，牛也不喂了，嚷着非卖不行。下石门村农会常委马元德，在组织互助组时说：“妇女有条件的可疑自愿，没条件可不能让她自愿。不去就是调皮捣蛋，懒老婆。”土桥、油庄，也有这种不民主的事实。发生这样的毛病，根子就是：村干部的行政命令作风，一贯不改。”[4]
三、总结
根据历年群众在一起互助，感到农民对互助组有这样几种顾虑：1、农民对互助组干活害怕吃亏不公。2、害怕组织嫌互助组开会多，受麻烦。3、互助干活不能解决家庭零活的问题。4、互助干活怕耽误自己庄稼种不好。
因此，组建互助组不能行政命令强迫农民互助，而是要引导，培养农民互助合作意识，循序渐进。除此之外，还应制定相关原则、制度，解除农民顾虑，保证互助组的正常发展，防止中途。（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新华日报》夏历丙午年五月初六日第二版.
[2]翼城革命历史档案88-1.1947.1-46.
[3]《新华日报》夏历戊子年九月初三日第二版.
[4]《新华日报》夏历戊子年四月七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