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哲学探究主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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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的哲学教授曾经告诉我：“一般来说，我们在从事‘哲学’（Philosophy）教学之际，就是以这一概念为原点，且只将它界定为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来加以理解；我们在讲授东方思想之际，也是以‘人生的知’（Lebensweisheit）这一概念为核心，与西方有所区别地展开教学。”

翻阅西方哲学家著述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哲学史》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实质上讲述的就是“西洋哲学史”，几乎都没有提到东方思想。即便是偶尔提到印度或者中国的哲学，也不过只是皮毛而已，还将它们加以贬低。这样一个阐述方式，应该说是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Hegel，1770年－1831年）以来的一道惯例。黑格尔之后，一批哲学家试图站在覆盖东方与西方的哲学思想、即世界的立场来论述“哲学的世界史”。作为代表人物，我们可以联想到雅斯贝尔斯（KarlTheodor　Jaspers，1883年－1969年）。但是，即便是雅斯贝尔斯，也认为东方的“人生的知”呈现为一种被动的态度，而西方的哲学则是基于实存判断、与客观世界处在了对决的立场。换而言之，雅斯贝尔斯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差异化的比较研究，来凸显出西方哲学的特色。不言而喻，站在这样一个外部语境之下来探讨“日本的哲学”的问题，我想不必说整个世界，即便是日本国内，大概也不会得到关注或者被人们提起吧。

事实上，“哲学”这一术语是西周（1829年－1897年）在明治初年，通过对照西洋的“Philoso－phy”而翻译输入的新概念。因此，我们在此探讨“近代日本哲学史”，其结果大多也会陷入到一种有限的记载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在追索日本如何输入西方哲学的历史轨迹，或者说近代日本思想的发展脉络究竟如何，日本与西方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毋庸讳言，迄今为止我们也出版了一部分这样的重要研究著作。

但是，在“哲学”这一概念出现之前，日本是否就不曾有过“人生观•世界观”的知识探索呢？对此，我们始终抱着深切的疑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要存在着人类，他们就必然会采取一定的形式来实现自我的理解或者世界的认知。因此，当我们站在一个“整体性的原理”的立场，重新把握这样的“人生观•世界观”之际，我们日本人之中曾经出现过的“哲学”，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哪怕在将来，也会始终作为一个根本依据来支持着我们的生命不断延续下去，同时，它也会不断地被日本人自觉地提倡与认识。真正的“哲学”，应该说并不是在一个背离“生命”的、抽象思辨的过程中被捏造出来的学问。倒不如说，它的本质就在于我们的“存在经验的精炼化”。所谓存在经验，就是我们在不懈的反省思索和敏锐的语言感觉之中自觉地认识到以自我理解与世界认识为对象的、模糊而朦胧的全体形象。———这样的整体形象一直潜存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且始终沉默地发挥着作用，为此我们既会深入到人的存在之根底，亦会 拓 展 到 一 个 广 域 的 立 场 来 认 识 整 个 世界。———就在这样一个“存在经验的精炼化”的精神活动之中，我们才会认识到“哲学”的本质。正因为如此，日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具体事象的立场，以自身的存在经验所凝练出来的精神活动为核心，由此来展开自身的学术研究。众所周知，日本历史上就存在着“日本精神史”、“日本伦理思想史”、“日本思想史”，乃至“日本文化史”等一系列研究领域，应该说也正反映出日本人为此而展开了多样性的有效尝试。

不过，抛开战前一度出现的“国粹主义”的日本精神论不提，如果我们如今所强调日本的“固有性”沦落为了只是为了满足海外人士的异国情调的文化输出战略的话，或者只是将它标榜为日本作为远东孤岛的所谓“特质文化”的话，那么这样的“固有性”哪怕一时之间成为了世人关注的对象，也绝不会成为引导我们接下来探究与树立“日本的哲学”的真正缘由。倒不如说，我们必须要在如今的生命的“哲学的”基础上，必须要在现在，系统性地认知、拓展、提示向整个世界开放了的日本文化的、真正地带有了普遍性的“个体的特殊性”。就此而言，“日本的哲学”这一研究本身应该说带有了双重内涵：第一，应该是一个学术探索，即如今要站在“哲学的”基础上来认真地、客观地重新探索日本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历史传承；第二，应该说是一个哲学研究，即不局限于第一个立场，而是要在“现代”这一科学技术极度发达、文明冲突与异文化摩擦频繁发生、充满了冲突与争执的全球化人类社会之中，我们日本人面对世界必须形成一种主体性的自觉，必须提出并树立起一种新的“哲学性”的“人生观•世界观”。

事实上，到了国际交流大为盛行的现在，真正引领日本社会与日本文化的日本人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探讨。不少海外的“日本研究者”如今正积极地站在多视角的立场来展开日本文化的研究，与此相呼应，我们如今也迎来了一个必须自觉地、重新认知本国“哲学”传统的时期。

在此，我们也不容忽视如今的客观事实。首先，日本的传统思想研究者们大多是站在东方学的立场来展开研究，他们反感“哲学”这一概念，执着于“思想”一语，且执着于“日本思想”和“东方思想”这样的表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这一概念自一开始就潜藏着来自西方哲学的傲慢与偏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的科学哲学认为所谓东方的“人生的知”不过是 “毫 无 意义的 伪命题”，并站在逻辑实证主义立场将之贬斥到了哲学的研究领域之外。与此同时，一部分学者则主张，无论是印度哲学，还是涵盖了佛教、儒教与道教的中国哲学，抑或是日本固有的神道乃至所有的传统思想，亦包括近现代日本的哲学思想，无论哪一个思想，皆与人心的把持密不可分，还饱含着“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苦恼的人生”的极为浓厚的“人生的知”的色彩。他们认为这样的人生态度正是“东方思想”的特色，且是西方“哲学”———时而倾向于客观世界的形成论、学问论、或者科学认识论———所无法诠释的范畴。

因此，研究东方思想的日本学者认为，研究西方思想的人只是一味地盲从于欧美的立场，没有觉悟到自身作为东方人、作为日本人的本心，故而恶意谩骂他们乃是彻底倒向西方的、粗鲁不堪的迂腐顽固之士。反之，研究西方哲学的日本学者亦会鄙视地认为，东方思想的研究者只是隶从于训诂注释的文献学者或并不是什么哲学家，批判他们不过是毫不了解科学认识论的、无知愚昧的“主情主义者”，并侮辱他们只是徒劳地重复着人生无常之喟叹，执着于“空”的觉悟、完全愚昧、毫无一用的道学家。

诚然，日本所谓的东方学的专家，终日与和汉书籍相对，与梵文、巴利语相谙，因而才没有闲暇接触到古希腊•拉丁系以来的，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各个思想体系。反之，研究西方学问的人大多会对拥有悠久传统的东方学问抱着一种蔑视的态度，认为其陈旧不堪、无用过时，从根本上缺乏了自我反省本国精神、反思古文书籍的气度和能力。

因此，日本的东方学的专家始终不予承认，日本人锐意研究西方哲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乃是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就他们自身而言，只有与自古以来的东方思想相关的研究，才能视为属于日本“思想”史范畴的研究成果。简而言之，若 是 研 究 亲 鸾 （1173 年 －1262 年）①、道 元（1200 年 －1253 年 ）②、宣 长 （1730 年 －1801年）③、仁斋（1627年－1705年）④，或 者 是 与 这 一传统密切相关的日本近代思想，才可以归类到日本“思想”史的重大事件之中。与之相反，针对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 年 －1650 年）、康 德（Immanuel　Kant，1724年－1804年）的研究，即使日本人做出了研究成果，也只是将它归纳到西方“哲学”研究之中，而并不能归列为日本“思想”的研究。不仅如此，研究西洋哲学的人，面对自身同僚研究东方思想所取得的成绩也几乎是毫不关心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现今的日本，不必说幕末时期以来的“和魂洋才”⑤，就在以“人生观•世界观”为根本的“哲学”这一领域，和汉（译者注：日文与汉文）学问体系与西方学问体系，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已然到了一个剑拔弩张的地步。

在这样的事件之背后，最终潜伏着一个现代性的根本问题，也就是科学与人之间的对立。今时今日，富于理性的西方“哲学”，其一部分与科学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二者之间的结合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若是排斥理科知识，就无法树立起科学的学问体系和认识论。反之，东方“思想”一如既往地感慨于人世的无常，歌咏“物哀”（もののあはれ）①，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而烦恼，故而始终提倡宗教性的觉悟，以此来寻求拯救，且将求道者的“人生的知”贯穿到底。

而且，这样的求道者的“人生的知”，正是日本人心中潜藏着的根本矛盾。也就是说，现代日本人一方面站在了世界文明的最前列，率先从事科学技术 的 开 发 与 创 新，倡 导 “科 学 技 术 创 造 立国”②，在包括了文化与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展开了富有灵敏、充满睿智的各种各样的行动；另一方面，日本人依然保持着一种固有方式，易于被情绪所影响，与“物哀”感同身受，并且尊崇至纯至诚的人生态度。因此，与其说他们热衷于去把握客观世界，倒不如说他们更善于针对人类共同存在的伦理关系展现出自身的敏感反应。日本人的这一性格，朝坏的方面说，容易沦为顺应大势的事大主义；朝好的方面讲，则是重视整体的和谐与协调，着力于创造出新的文化和社会的理念。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进一步发挥这样的特色，将现代社会之中的、科学与人类之间的对立或者矛盾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同时也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可以树立新的现代哲学的创造者。

我们的主体一方面要积极承受被这样的矛盾分裂割离开来的痛苦；一方面要下定决心，采取哲学的方法来推动新的整体化，树立起“日本的哲学”这一全新的形态。事实上，在当下，“日本”是什么？“日本人”是什么？这样的疑问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也出现了站在各个不同视角的、为数不少的优秀的“日本”论、“日本人心”论、“日本文化”论。可以说，通过一批经历了西洋哲学的锤炼、且对日本思想具有深刻理解的真挚学子，我们如今迎来了一个重新阐述“日本的哲学”的真正时期。对此，我们必须肩负起两大责任，一是要梳理自古代到近现代为止的历史传承，由此深入而广泛地重新探讨日本的本质、日本人的本质的问题；二是要更进一步，积极面对如今正走向全球化的文明世界所出现的纠葛与阻碍，倾注日本人所有的理性、意志与情感，自我觉悟到跨越了科学与人类两个极端的、现代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整个原理，树立起引领时代步伐的、全新的“日本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