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视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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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百家讲坛》《世纪大讲堂》等学术类电视节目的热播，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开始走出象牙塔，利用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体进行文化传播，当代知识分子与电视也呈现出不可分割的关系。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地利用电视完成自己的文化传播的使命，保持自己作为大众良心的责任感意识，以一个“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桥梁”的姿态独立于世。
[关键词]《百家讲坛》；知识分子；电视；责任意识
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应该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扮演怎样的角色的问题一直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存在中追问的问题。“出则仕，人则隐”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士大夫的生存模式，在大众传媒盛行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用传媒的大众的传播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伴随着《百家讲坛》《世纪大讲堂》等学术类电视节目的热播，这种文学知识分子用电视媒体传播学术思想的现象也被学界炒得沸沸扬扬，知识分子是否应该用电视来实现自己传播文化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是否应该走向媒体?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个背景：晚清报业的兴起与古代的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
晚清报业的兴起与古代的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是我们讨论知识分子和传媒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取向是单一的，惟有通过科举仕途才能实现自己的学统的价值。“学而优则仕”也是一切文人包括有社会责任的学人走向话语岗位的惟一的途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康、梁诸君子都把改变中国的命运寄托在开明的君主身上，企图通过白上而下的变法实现自己的经国大业。晚清时期经历了甲午战争和的再失败这些头脑清醒的士大夫终于明白过来，科举制度的废除也使这些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从千年的宦海梦中惊醒起来。晚清报业的兴起正是知识分子转型的实践产物，一方面作为由这种士大夫转型来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期刊连载获取“笔润”，足以谋生；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些士大夫在传统的庙堂之外找到另外一种发表言论的言说方式，使传统的文人可以在庙堂之外从事政治活动，从传统的权力系统之外分割出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可以通过这种政治空间的平台实现自己的民主参政理想。而当时的由士大夫转型来的知识分子也乐于利用“报刊”这种形式作为自己的进行思想启蒙的工具，被一些报刊中推上主编岗位的，如主编《小说月报》的茅盾，主编《学生杂志》的杨贤江，也都是经过新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选择作为报刊主编也证明他们对于报刊作为工具进行思想启蒙的厚爱。这是在中国讨论传媒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背景，直到今天，知识分子仍然利用报刊来表达自己对于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比如说《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等各个报纸都设立“时评”版面专供知识分子言说便是当代报刊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重要体现，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运用大众媒体实现自己的话语言说的典型的事例。
《百家讲坛》和《世纪大讲堂》是知识分子借助于电视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案例。电视这一媒介也使传统的以文字为基础的学者从幕后走向了台前，从宁静的书斋走向了热闹的演播大厅，直接面对在场和不在场的观众进行文化广播。余秋雨是电视对文字型的知识分子收编的典型案例，他的成名最早是在文艺美学的学术领域，后来在他的《文化苦旅》，但他后来也上电视开讲并在电视节目中担任评委，走出了自己的书斋而通过媒体较多地介入到大众文化中来。他在电视中频繁地亮相，他不仅在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当评委，而且随《凤凰卫视》拍片，也在迎接十六大的专题片中作嘉宾主持，人们常常对他作为知识分子与媒体频频触电颇多微词，但是他自己却对他参与这些电视活动这样评价说：“这样的文化活动(指的是随凤凰卫视拍片)，不仅影响了国内，而且影响了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经过我们的介绍，他们认识了中国文明曾经有过的伟大、辉煌和忧伤。”余秋雨认为自己作为一位学者参与电视节目的制作并没有削弱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意识。再以《百家讲坛》为例，其定位是“让专家学者走出象牙塔，为百姓服务，做学术大师和普通百姓的桥梁。”而于丹、易中天、王立群这些本是象牙塔里的大学教授的知识分子与电视的结合无疑就是精英知识分子转入大众媒体移换知识分子话语岗位和文化立场的最好佐证。以王立群为例，他自己专注于《文选》研究几十年，很难想象普通的文学大众能够轻松的接受这种纯学术的研究，而借助于电视，王立群却实现了自己的学术传播的理想，也为自己在社会上赢得了声望。可见，传统的知识分子正是借助于电视使自己从精英走向了大众，利用电视这种公共的传播空间实现自己的话语言说，为自己的文化资本的传播找到了场所，而电视也借助于知识分子提高了收视率。
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针对电视媒介作为传播手段的优缺点的进行了集中论述，他在书中以“快思手”和“媒介常客”概括那些在电视中发言的知识分子，批判电视只是赋予一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餐，提供已经消化过的文化食粮，提供已经形成的思想，从而使电视只是成为一种极少有的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使“知识分子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一种‘在固有思想上运作的工具’”。可是悖论却在于他的这本《关于电视》的书的内容正是由他的几次大型的电视讲座汇编而成的，他的这种对于电视的批判正是通过电视这种传播媒介才得以广泛流传。布尔迪厄对于电视的态度也呈现出两面性，也难怪他在书中也这样说道“抱有偏见，断然拒绝在电视上讲话在我看来是经不起推敲的，我甚至认为在条件合理的情况下有上电视‘讲话’的责任。”。他认为知识分子也有责任利用电视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布尔迪厄典型的代表了以文字为基础的知识分子对电视的矛盾的看法，具体到《百家讲坛》中知识分子利用电视进行文化传播的现象，学者也在这种现象的批判中呈现出对于电视的矛盾的态度。首先以陈力丹的《教授走进直播间的学理追问》中提出“教授是电视台的工具性的符号”；黄顺铭等撰文还把教授的概念拓展到知识分子，认为教授在电视中走向明星化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浮躁的表现；与这种态度相反的是一批学院乐观派的学者的态度，例如张国功就指出“知识分子应该走进大众传媒，为在消费社会中饱尝失去焦虑的当代知识分子提供切入社会实践领域的契机”；更有乐观积极的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的不介人才会造成电视的平庸。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李泽厚在评价《百家讲坛》时的观点，他坦言“他们(上电视讲坛的知识分子)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他认为面对20世纪90年代传统的学术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中边缘化的趋势和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知识分子借助于电视传媒的优势，用生动的通俗易懂的传播方式传播中国的古典文学，可以焕发大众群体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也可以解决精神极度贫乏的人们的道德的困惑问题。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知识分子走向电视这种 大众媒体的现象呢?知识分子又应该如何扮演自己在电视中的角色呢?
麦克卢汉曾从媒介演化的历史角度将人类的历史概括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他认为：人类历史上有3种基本的技术革新，一是拼音文字的发明，打破了部落人眼耳口鼻的平衡，突出了眼睛的视觉；二是16世纪机械印刷的推广。进一步加快了感官失衡的进程；三是1844年发明的电报，预告了电子革命的来临，恢复了人的感官平衡态，使人重新部落化，他称这种电子媒介使人整合，回归整体思维的前印刷时代为重新部落化的过程。其实用麦克卢汉的这种对于人类历史“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思考方式来概括人类文化的传播阶段，那就是“口语一书面一口语”的过程。在部落化时期，人类的交流包括文化传播基本上还是通过口耳相传，而在文字发明之后，文化的记载便呈现出了以书面为记载的传承方式。在电报、电视、网络这些文化传播媒介到来之后，以电视为例，电视在进行文化传播的时候不仅调动了人们的视觉，而且将听觉纳入到这种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电视实现了我们可以一边做家务或者喝茶、吃饭时运用听觉这种部落化时期的文化交流方式去阅读名著，实现与大家的交流，我们不再仅仅局限于依靠那种文字型的空间媒介，而是更多地用口语这种时间性的传播媒介进行文化传播。在当代，用QQ视频聊天代替了那种鸿雁传书式的表达思念的方式，恋人之间更多的是运用电话和短信来传递彼此的思念，聊天这种网络媒介的交流也会成为未来人们交流的主要方式，情书和家书的消弭并不是没有可能，电视这种口语传播媒介不仅仅是人类未来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还会成为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许，这种变化正应了麦克卢汉的那句话：“媒介会改变一切，不管你愿意与否，它会消灭一种文化，引进另一种文化。”而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的出现也许就会使以文字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终结，使人类重新回到以口语为主的文化传播阶段，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要做的只能是更好地利用这种媒介为我们服务，这就是我们思考电视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根本出发点。
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说到：“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应该要在最能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电视虽然在提供信息时遮蔽了某些思想，但是它也提供了反思和批判的机会，知识分子不应该拒绝将电视作为一个平台，一个鼓吹启蒙、启迪民智的平台，而应该充分利用这种电视提供的出境机会表达自己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毕竟，电视这种传播媒介越来越广泛的被人们接受，知识分子不应该仅仅只是在学院的象牙塔里做一个文化的守灵人，而更应该深入地介入社会做一个文化的开拓者，像萨义德说得那样站在大众最能听到的地方表达自己的声音。
知识分子在介入电视时还应该把握好自己如何介入和介入的“度”的问题，知识分子在介入电视时必须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意识，坚持自己良心的责任感意识，努力拒绝电视中的商业和政治的侵染，努力提升电视的文化品位和人文力度，让电视作为传播的公共空间更好地为知识分子的话语言说服务。最后，知识分子在利用电视作为平台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同时还应该思考如何更好地运用其他的现代大众媒体，如网络、广播、公益讲座、主题展览，表达自己的声音，更好地运用大众媒体这种公共的言说空间为自己服务，让自己能够真正成为连接精英和大众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