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越跑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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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一直是中国家庭最隆重的仪式，但现在中国人不惜费尽两家心力操办的婚礼，却经常将最庄严的环节变成了胡闹――宣布新人“结为夫妇”这么一个庄严的任务，往往是由婚庆公司的司仪来完成。

一个收了钱却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竟庄严地宣布了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仪式。其荒谬程度相当于美国总统宣布就职的时候，不是手按《圣经》而是手按菜谱。

中国传统婚礼，历史悠久。基本上直到晚清，正式的婚礼依然要依照《周礼》的精神指导。

《卫风・氓》一篇：“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可见，要有媒人，要算吉凶，男方迎亲，女方有嫁妆，这些程序都已经存在了。

在《礼记》中详细记录了结婚的合法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和亲迎六大程序，合称“六礼”。

贵族比较讲究，六礼要齐备，但对于普通平民来说，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以适当简化。

一千多年后的北宋，《政和五礼新仪》将六礼简化为四礼，南宋朱熹又在《家礼》中进一步简化为“纳采，纳币，亲迎”三礼，基本也就是订婚、下聘、迎亲三个环节。

在宗族社会，婚礼是结两姓宗族之好，所以婚礼的仪式往往和宗族有关。为了象征女方嫁入男方家庭，除了夫妇的同席合卺（共饮合欢酒）之外，还要拜男方舅姑、祠堂，以向男方家族标明，新娘已成为家族的一员。到宋代，还演化出了拜天地、拜父母、夫妻交拜的礼节，在展示新成员加入宗族的意义上是一致的。作为婚礼的见证的，是天地和家族的祖先、尊长。

到了晚清民国，农村自然经济已逐渐瓦解，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依托乡土社会所发展起来的宗族分裂成人口更小的家庭单位。旧式的婚礼，自然难以为继，西式的“文明婚礼”又在城市兴起。这种婚礼仪式，被中国的新派人物首先接受，并逐渐过滤和嫁接成中西结合的新式婚礼。

1927年底，全国直播的蒋宋联姻就采用了基督教婚礼和传统婚礼结合的形式，汽车代替了花轿，白色婚纱代替了红色婚服，为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此后各种达官贵人竞相效仿，掀起了举办“文明婚礼”的热潮。

对中国的新郎新娘来说，这种“文明婚礼”最仪式性的部分，除了保留中式传统的拜天地父母外，就是有了证婚人。证婚人是基督教的习惯，在基督教的婚礼中，有一定地位的神职人员担任证婚人，代表神见证夫妇的结合，只有在证婚人面前举行婚礼才有效，这被社会和法律所认可。而在中国，证婚人则选择德高望重的长辈或师友，以受人尊重的道德人格力量，来为新人的结合作证明。

比如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证婚人是梁启超;而和宋美龄结婚，证婚人中有前辈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还有德高望重的蔡元培。

改革开放后，婚礼再一次迎来了深刻的变化，只不过，这一次变得比较茫然，没有方向。

随着计划和管理的放松、经济情况的好转，一些传统婚俗开始复苏，在婚姻仪式上的花费也越来越多。

不过，传统的宗族已破碎，婚礼上庄严的证婚人自然跟天地祖先没有太大关系;宗教又没有成为普遍的信仰，请神父证婚也不合适。既无法回归传统，又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于是，这个难题就交给了应运而生的婚庆公司。

20世纪80年代末，婚庆公司在北京应运而生，经过几年摸索，婚庆公司选择并固化了一些婚礼环节，将其分类并形成行业标准。现在的新婚俗到此时才算是慢慢固定下来。

婚庆公司制定几个固定的婚礼规格供消费者选择，消费者因此省事儿了许多，婚庆公司也能通过将婚礼标准化操作来有效降低运营成本以获得利益。听起来貌似是双赢的结局，但限于婚庆从业者的文化水平、操作能力和盈利压力所限，易于规模操作，利于产生利润的环节，自然会更多地被婚庆选择并采用。新婚俗也难免随之跑偏，比如婚庆公司的司仪越俎代庖地宣布新人结为夫妇。

在婚庆公司的眼中，婚礼最重要的并非体现婚礼的喜庆庄重、文化传承或是纪念意义，而引导婚礼向炫耀消费发展以增加收入，维护各方面利益（如“婚庆四大金刚”：主持、跟妆、摄影、摄像）或许才更重要。但对普罗大众而言，无论是传统的婚礼，还是西式的婚礼，都是他们所陌生的，大部分时候只能听任婚庆公司摆布。所以婚礼环节越来越多且流于形式、越来越跑偏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摘自“壹读微信公众号” 图/黄煜博 张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