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隐忧与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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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长理论主要研究新知识和新技术是如何产生的，是宏观经济学的前沿领域。这一理论是美国领导新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理论推进器，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发展转型同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以该理论为依托，对中国自主创新战略进行简要分析有一定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制造业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毋庸置疑的是，数百项工业产品全球产量第一是以高消耗、高排放为代价获得的。

一方面，高消耗使得资源瓶颈日益凸显，如中国铁矿石进口占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铜、铅、锌、锡等贵金属消耗超过全球的40%，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近60%……这些是中国工业粗放式发展的真实写照。因此，仅从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上看，如果中国持续以往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无法实现。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和政府政策的引导，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用技术创新加快资源节约型产业将是必然的选择。

另一方面，高排放导致环境压力剧增。2013年以来，雾霾天气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工业排放是雾霾天气形成的诱因之一。有报告显示，除了海口、拉萨等少数城市外，中国数百个大城市中，90%以上的城市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中国水污染的情况也异常严峻。在水利部2010年监测评价的3902个水功能区中，水质达标率仅为46%；17.6万公里河流中，38.6%的河长水质劣于Ⅲ类。2013年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守护绿水青山，留住蓝天白云，是全体人民福祉所系，也是对子孙后代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政策引导，更需要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落实机制。例如，企业减少“三废”排放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改造资金从哪里来等。

第二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是让中国的GDP变“绿”主要手段之一。而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创新的推动力不可或缺。在传统产业中，减少单位GDP的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需要更好的技术；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产业的发展更需要新技术的支撑。问题在于，新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从何而来？

创新路径更理智

获得新技术的第一个路径是通过与技术领先的企业进行产业合作来掌握新技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曾经尝试过“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借助政策优惠和广阔市场的吸引力，让大量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办厂。“三资”企业对增加供给、丰富市场、增加税收、提高就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从整体上看，这种战略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作用相对有限。即使是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无论是家电业，还是汽车业，核心技术大都掌握在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手中。中国汽车产业本土品牌发展的严重滞后就是这一问题的真实写照。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通过中外合作兴办“三资”企业来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战略是不成功的。

中资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与外方合作是否可以较快提升技术水平呢？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走出去”的企业实力强，可以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得外方的技术，如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等案例。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企业更多的是到相对落后的国家合作办企业，意在获取当地的市场或资源，而非合作方的技术。不多的中资企业收购外资企业的案例，往往也面临诸多财务、法律以及企业文化整合风险。因此，通过“走出去”办企业来获取新技术的模式目前还不能担当中国技术创新的主导模式。

获取新技术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是购买国外专利，消化、吸收，然后再创新。这种方式符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也符合累积性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依托市场研发资源，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是社会化分工的题中之义，也有助于弥补企业短板，发挥后发优势。事实上，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直接从专利市场购买新技术，从而推进新产品的商业化。中国高铁产业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与最初购买德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四国的世界高铁技术巨头企业的专利，尔后边消化边吸收，结合国情进行再创新的产业战略密不可分。如果国际专利市场能更加开放、自由，中国将从中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新技术。

对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主体来说，以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是更为理智的选择。理由有三：第一，没有充满活力的自主创新体系，中国将无法维持经济大国的地位，更不会实现经济强国，自主创新是实现“中国梦”之必须。第二，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研究人才队伍，具备自主创新的人才基础，即自主创新是可能的。第三，发达国家和产业巨头对中国急需的关键技术设置贸易障碍，导致一些关键技术不是买不来，就是买不起。换言之，自主创新是中国不得不攻克的关键。

自2005年中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以来，自主创新战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契机。但中国自主创新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营造有利于激发研发人员进行创新的体制、机制。

现状喜忧参半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研发（R&D）投入已经达到1.1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9%。全年国家安排了3543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118项“863”计划课题。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43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1002家。全年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累计支持设立141家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近390亿元。全年授予发明专利权20.8万件，签订技术合同29.5万项。

单从以上数字看，中国的自主创新如火如荼，成绩喜人。无论是国家或产业层面对研发投入的力度和增幅，还是专利授予数量，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成绩必须肯定，这是无数研发人员积极进取的结果。然而，更深入地分析中国的自主创新形势，可以看到诸多隐忧。

第一，专利成果中发明专利比例偏低，且增速下滑。在2013的131.3万件专利中，能真正代表自主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比例只有15.46%，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另一个事实是，和2012年相比，中国发明专利授予数量下降4.1%。而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韩国知识产权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发明专利授权量都是正增长，其中韩国增幅高达12.2%。另外，有国外专家认为，从商业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发明专利的含金量相对较低，不少科研机构的专利没有市场导向，申请下来后就束之高阁，并没有形成相应的经济价值。2011年全国专利调查数据显示，作为创新主体之一的高等院校的专利实施率不足三成。

第二，大中型企业没有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企业是市场的微观主体，通过“边干边学”获得新技术，从而取得竞争优势本是市场游戏规则的基本逻辑。但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除了部分优秀的大中型民营企业外，中国的创新活动很多是由小企业来完成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研究发现，2009年至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只有10%左右的企业有专利活动。这些年，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创新能力一直备受诟病。

第三，政府在自主创新体系中的效率堪忧。毫无疑问，政府在基础性研究中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类研究投入大，见效慢，外溢效应明显，私人资本一般不愿介入。但是，在偏应用、易产业化的研发方面，政府的缺陷显而易见。政府部门难以掌握专业知识前沿，缺乏市场信息，没有承担创新风险、分享创新利益的市场主体身份。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这类研究主要由私立研究机构和企业完成。反观中国的情况，大量的研发活动是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存在资金投向结构欠合理，投入效率低，产业化比例低等问题，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腐败问题。

第四，自主创新体系的人才支撑不够。新增长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最优秀的人才应该从事技术创新活动。从微观而言，创新的付出可以通过专利转让、商业化、上市等途径为创新者带来巨大财富。

从中观而言，一个企业的新技术能给同行带来溢出效应，让积极的后进者在模仿中进步，让保守者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从宏观而言，创新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然而，中国的人才配置状况却让人堪忧。虽然中国每年有数百万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业，然而，这些人才大多是首选公务员，而不是去企业一线，参与到创新中。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教授所言，中国需要优秀的公务员，但更需要从事创新的企业家。

另外，在微观层面，还存在阻碍技术创新的因素。例如，对创新者的激励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包括产权认定、利益分享、投资保护等；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打击力度不够，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不浓，导致“山寨”产品横行于“市”。

市场力量破局

2013年中国专利授予的地区分布，前两名北京、广东，专利授予数超过2万件，是超一流创新地区；紧随其后的江苏、浙江、上海均为1万多件，列第二阵营，是中国的一流创新能力地区。而与这些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宁夏、海南、新疆等9个省区专利授予数量不足1000件。

仔细分析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一个规律，除了北京是因为首都集中了大量国家级科研机构、著名大学以外，创新能力最强的四个地区都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与此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发达、人才最向往的地区。

换言之，自主创新需要这些条件：第一，市场活跃，民营经济发展充分，企业家创新意识强；第二，毗邻高等人才培养基地，有足够的创新人才储备。数据显示，处在深圳的中兴、华为两家企业在2013年的专利申请量分别以2309件和2094件居全球企业专利申请量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可见，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市场主体才是自主创新的本源。其实，美国最著名的技术创新基地――硅谷也是因为有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再加上斯坦福大学培养的优秀人才资源才获得成功。

如果说市场力量是中国自主创新的根本的话，从短期和局部领域的自主创新看，政府的作用也不可或缺。不过，当前我国政府需要反思的是，如何高效用好宝贵的公共资金，充分尊重科学技术规律和市场规则，科学引导技术创新的方向？

行政性力量的过多介入并不利于创新，这是我国政府转型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我国的创新体系中也应淡化政府角色，做到引导但不干预，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支持基础性学科的知识创新和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关键技术创新。例如，在科技立项以及结项评审中，应改变由政府机构或事业单位主导的局面，而借助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强化独立性，减少权力、人情等因素的影响，提高科技立项的可行性和科研资金使用的绩效。

（作者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章不代表本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