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纹艺术与欧亚草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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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出土了大量含有动物纹饰的器物。从已知考古资料入手分析,发现其产生与商周时期黄河流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有关,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了以斯基泰类型为代表的欧亚草原动物纹的极大影响,这一切背后的推动力则是欧亚大草原上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的民族迁徙浪潮。

[关键词]动物纹;商周青铜文化;希腊―斯基泰艺术;民族迁徙;欧亚草原之路

[中图分类号]K875/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05-06

在传统史家眼中,“鞍马为居,射猎为业”①的游牧民族往往象征着荒蛮与落后、蒙昧与无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游牧民族社会的不稳定性及其自身的流动性导致几乎没有任何文献资料流传下来,故缺乏史料的引导与佐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世的史籍大都由农耕民族的史家所撰写,故存在立场的局限性。这样的结果使学术界常囿于传统史观而无法正视游牧文化的价值。

然而,这一局面因游牧考古的兴起而有所改变。随着各种新发现不断公诸于世,游牧民族也能创造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文化这一观点已为学术界共识,而不再只是个别学者的先知先觉。如在各种游牧文化遗存中常常发现的散见于各种金属器上(以金属饰牌居多)的动物纹饰,大部分皆制作精良,且造型栩栩如生,就是很好的佐证。在我国境内,此类动物纹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及河套地区,故又称为“鄂尔多斯动物纹”。但该称呼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因其在中国境内北方广大草原地区皆有发现,且特征不尽相同,故不宜以点带面地称为“鄂尔多斯动物纹”,而应以“北方草原动物纹”命名似更为恰当。

从已知相关考古资料来看,北方草原动物纹最早始自公元前9世纪,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达到繁荣阶段,而衰落于公元初年,即晚期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欧亚草原上气候波动、纷争频仍,发生过多次大规模、大范围的民族迁徙。这种人口流动大大加速了草原之路上的文化融合,并在草原风格的动物纹饰牌上留下了鲜明的历史印记,从中既能看到商周青铜纹饰的历史渊源,又能看到黑海沿岸斯基泰艺术的强烈影响,实为研究古代游牧社会意识形态、人口流动、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工艺技术水平的珍贵实物资料。

本文以整个欧亚草原为视野,以我国北方草原地带发现的动物纹饰牌为切入点,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北方草原动物纹的起源与发展及其与整个欧亚草原民族迁徙、融合之间的关系。

一、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欧亚草原之路

这一时期欧亚草原上的民族迁徙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初年。

在第一阶段,北非绿洲日渐衰落,两河谷地更替频繁,希腊城邦尚未崛起,遥远的东方则处在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蜕变的阵痛之中,农耕文明的曙光直欲破晓,而孕育着游牧文明的欧亚草原却风云激荡,“迁徙的民族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②对于该时期草原上的情况,不论古希腊还是中国史籍,相应记载皆付阙如,在无史可依的情况下,传统史学为之束手,考古学与比较语言学则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比较语言学研究结果,今天广布在欧亚大陆上的不同民族大部分属于印欧语系的各个语族,就目前所知,印欧语系共包含11个语族,分别是印度伊朗语族、亚美尼亚语族、希腊语族、阿尔巴尼亚语族、罗曼语族、凯尔特语族、日耳曼语族、波罗的语族、斯拉夫语族、吐火罗语族以及安纳托利亚语族。比较语言学家通过对这些不同语族语言的分析,发现其具有同源性,“大约于公元前四至三千年由单一语言分化出来的”。③而这一语言被称之为“印欧共同语”,而操该语言的民族则被称为“印欧共同语民族”,当是今日印欧语系诸民族之共祖,“分布在由现在的俄罗斯南部到东欧一带,其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阶段。这个共同语民族由于某些原因,大约于公元前3000年,各部族逐渐进行迁徙,有的移向西方进入欧洲,有的移向东南方或东方即亚洲方向”。④先是属于安纳托利亚语族的卢比人与赫梯人翻越高加索山到达两河流域,希腊语族向西到达巴尔干半岛,印度语族“在里海地区分成两支:一支走上沿里海南下的道路;另一支迂回到里海北部,经阿富汗进入印度”。⑤与印度语族关系密切的伊朗语族也在到达里海之滨后一分为二,“一支迂回到里海北部,形成了以中亚的沙漠和草原为活动天地的斯基泰人等;另一支大约沿里海南下进入扎古罗斯山中,形成了建立古代东方史上最大的世界帝国的波斯人和米底亚人”。⑥

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初年这一阶段,东西方逐渐进入有史的古典时代,当时的史家开始关注欧亚草原局势,其中尤以希罗多德所著《历史》记述最为详尽:“从包律司铁涅司人的商埠向北,最近的居民是希腊斯基泰人。而在他们的那面,是另一个称为阿拉佐涅斯的部落……有着和斯基泰人相同的风俗……在阿拉佐涅斯人的上方,住着耕作的斯基泰人……在这些人的上方是涅乌里司人……以上乃是沿叙帕尼司河、包律司铁涅司河以西的诸民族。”⑦叙帕尼司河当为今日之布格河,包律司铁涅司河则为第聂伯河,而“包律司铁涅司人的商埠”应为两河交汇处之奥尔比亚。根据上面引文提到的“希腊斯基泰人”,可推断奥尔比亚地区之于希腊化世界,相当于长城沿线之于黄河流域,属于农牧分界线性质。对于这一观点,刘雪飞也在《斯基泰人与希腊罗马世界的关系》一文中给出了相似的判断:“奥尔比亚在早期希腊殖民时代即脱颖而出,主导着斯基泰人与希腊人的关系。”⑧

向东越过第聂伯河则很快便进入牧业斯基泰人领地,“这些游牧民的居住地向东一直扩展到盖罗司河,这之间距离是十四天路程”。⑨盖罗司河以东,“则是被称为王族领地的地方……伸展到塔纳伊司河……越过塔纳伊司河之后,便不再是斯基泰了”。⑨塔纳伊司河即为今之顿河。由此可知,斯基泰人游牧的区域相当于之黑海以北、第聂伯河与顿河之间的区域。

顿河以东直至伏尔加河流域属于撒尔玛提亚人(希氏称为撒乌罗玛泰伊人)势力范围,其间夹杂着布迪诺伊人、杜撒该塔伊人及玉尔卡依人诸民族,其具体分布区域由于希氏常混淆东、北,故不甚清楚。

从伏尔加河再向东,不久就进入“粗糙的和多岩石的地带了。过去很长的这一段粗糙地带,则有人居住在高山的山脚之下,这些人不分男女据说都是生下来便是秃头的。他们是一个长着狮子鼻和巨大下颚的民族”。此“粗糙多岩石”地带,当为哈萨克丘陵地带。“高山”应指今之阿尔泰山。至于“秃头”、“狮鼻”及“巨大下颚”一说,则能看出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新疆阿勒泰地区曾发现过光头、塌鼻且口型较宽的石人,可为此说之佐证。光头人以东分布着伊塞多涅斯人,有中国学者考证其即汉文史籍所载之塞种人。

以上就是希罗多德所确知的欧亚草原,再往东的地域“便没有人确实地知道了,因为高不可越的山脉遮断了去路而没有一个人曾越过这些山”。希氏将这一界限以外的民族称为“极北居民”。曾有学者提出所谓极北居民当指中国人,但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希氏明确记载了当地的气候状况,如“在一年当中要睡六个月的民族……都是极其寒冷的,一年当中有八个月都是不可忍耐的严寒……充满空中、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能够看到或穿越到那边的土地上去的羽毛”。我国长城以北的广大北方地区,属于寒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无霜期只有100天左右,有的山区甚至全年只有七月一个月不下雪,到了冬季白昼很短,因此才会有所谓“睡六个月”、“八个月严寒”、“充满空中的羽毛”之说。而公元前5~6世纪活动在长城以北的民族,应当为我国史籍中所记载的“鬼方”,亦即有的学者所谓的“原匈奴”。

以上即为截止公元前5世纪时的欧亚草原格局,然而草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生活于其中的民族必然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四季更替而迁徙,在迁徙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民族间的碰撞与融合。希罗多德笔下就记载了这样一次迁徙:“所有这些民族,而首先是阿里玛斯波伊人,都一直不断地同相邻民族作战;伊赛多涅斯人被阿里玛斯波伊人赶出了自己的国土,斯基泰人又被伊赛多涅斯人所驱逐,而居住在南海之滨的奇姆美利亚人又因斯基泰人的侵逼而离开了自己的国土。”这次由东向西的大迁徙,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故国内一些学者将其起因归结于“周穆王伐西戎”这一事件,虽证据尚不充分,仍可备一说。

同时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希氏的记载证实了早在丝绸之路前,就有一条草原商贸之路存在,有学者称之为“黄金之路”、“毛皮之路”及“草原丝绸之路”等。如“包在麦草里面的供物都是从极北居民那里搬到斯基泰来的。当他们过了斯基泰之后,每一个民族便依次从他们的邻人那里取得它们,一直到亚得里亚海”。还有一条记载可作为间接证据:“直到这些秃头者居住的地方,这一带土地以及居住在他们这边的民族,我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为在斯基泰人当中,有一些人曾到他们那里去过,从这些人那里是不难打听到一些消息的。从包律司铁涅司商埠和黑海其他商埠的希腊人那里也可以打听到一些事情。”商埠消息的来源自然是自东方而来的行商,因此,这条联系着东西方文明的草原商贸之路的存在已是不言自明。

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初年这一阶段,欧亚草原上发生了几件大事,依次是亚历山大东征及推行希腊化政策并建立希腊化巴克特里亚、匈奴崛起于蒙古高原、秦汉北击匈奴及张骞凿通西域、北匈奴西迁等,东西方史籍皆有记载,不作赘述。

二、关于欧亚草原动物纹起源的不同观点

因为这种动物纹风格的装饰在整个欧亚草原带皆有发现,又因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以动物纹而闻名,故关于其起源问题,学界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草原风格动物纹的创造者是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其他地区的动物纹是受斯基泰艺术的影响产生的;伊朗的鲁里斯坦是动物纹艺术的发源地,鲁里斯坦艺术在斯基泰艺术形成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斯基泰人在前亚居住期间和其他前亚文化并列,互相借鉴,其中包括了复杂的选择某些近东艺术成分的过程。这种成分成为高质量的斯基泰艺术形成的基础。动物纹艺术是多元性的,它们的一系列肖像图案的共同性应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统一。

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倾向“多元起源论”,然而笔者也有一些不同的粗浅看法:

首先,“斯基泰动物纹”的命名同“鄂尔多斯动物纹”一样,也有以偏概全之嫌。动物纹在广阔的欧亚草原各处皆有发现,虽然其艺术风格有普遍的共通之处,但各个地区因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产力水平而造成在共性之外又各具特色,故不能一概而论。国内学界当年在命名龙山文化的问题上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所以,我们可以将黑海沿岸的动物纹命名为“草原风格动物纹斯基泰类型”,然后依此类推,又有“鲁里斯坦类型”、“阿尔泰巴泽雷克类型”、“西伯利亚类型”及“鄂尔多斯类型”等。当然,本观点能否成立,尚需验证。

其次,我国北方草原动物纹起源不等于斯基泰动物纹起源,这是个范围问题。探寻我国北方草原动物纹应从周边入手,往西到斯基泰文化为止,即从直接的影响因素入手,而非间接因素。

再次,多元起源并不意味着各源头独立起源。在世界文明史上除了个别地理环境极端闭塞外,几乎没有哪个文化是真正不受外界影响而“独立”起源的,更不用说广袤无际的欧亚大草原了。欧亚草原自古就是民族迁徙融合的大舞台,如大草原的西半部,所以,当斯基泰人于公元前9世纪崛起于黑海之滨之时,很难说其动物纹艺术没有受到繁荣更早的爱琴海文明、两河文明的影响。与之类似,我国北方长城沿线,自古就是草原游牧文明同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过渡地带,因此,在这里发现的动物纹艺术应亦同所谓的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及商周时期发达的青铜文明皆有渊源。

三、我国北方草原动物纹的源流

我国境内动物纹的起源,在长城地带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在兴隆洼文化中就已发现陶鸟形镂孔器、石猴、石^等原始艺术品,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其后的红山文化中动物题材的艺术品、装饰品则多有发现,如辽西喀左东山咀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玉璜饰,辽宁凌源牛河梁大型积石冢和女神庙遗址中出土的玉鸟、玉龟、三连玉璧、鱼形饰、玉猪龙、马蹄形玉箍,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的龙形玉等多件雕刻精美的玉器。这些发现为中国北方早期青铜器动物造型研究提供了可资比较的依据。在稍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现了表面带有凸起纹饰的青铜铸件及表面绘有繁缛花纹的陶器,但是带有动物形象的纹饰和立体雕塑品尚未发现。

带有动物纹的早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最早出现在商代中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安阳一期,主要以鄂尔多斯式即北方式的青铜刀或短剑为表现载体。如河水藁城台西村M112出土的兽首匕形器。其次是陕西绥德头村出土的一件马头刀,山西石楼后兰家沟蛇首匕,青龙抄道沟出土的羊首曲柄剑、鹿首弯刀,兴隆小河南发现的北方式羊首柄弯刀等。这应是北方式青铜器中最早出现的动物纹样造型。这时的动物纹饰造型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脱离了原始的石刻或泥塑的动物造型领域,向着青铜器方面发展,这和商代中前期约当二里岗上层发展起来的高度青铜文明相一致;动物纹样和造型出现在随身携带的短小青铜武器之上,且多见于柄首;动物造型的内容与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紧密相连。

这一时期的动物形象多采用圆雕手法,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而在铸造工艺上则多采用双合范铸成,在目、鼻、口、耳等部位用绿松石镶嵌,通体配以网格纹、齿纹等,造型古朴浑厚。这显然是吸收了中原商代青铜冶铸工艺的结果。但网格纹似来自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而齿纹又具有卡拉苏克文化的特点。从相关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商代我国北方有许多与国或方国,有的臣服于商,有的则和商战事频仍,如鬼方、舌方等。这些所谓的“方国”当是活跃于长城地带的游牧部落集团。有理由认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早在商代中期,相当于公元前13世纪左右起源于中国北部长城一线,即传统意义上的农耕游牧分界线。当时北方游牧文化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影响,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及至商代中晚期,北方青铜文化在表现内容上以反映游牧民族文化特点为主题并开始形成独特风格。而在表现手法上逐步向规范化发展,同时纹饰也逐步多样化。艺术手法从立体的圆雕向着半浮雕发展,并为后来的平雕打下了基础。可见,中原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明在制造工艺及造型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在北方式青铜器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周早期的动物纹样,仍以立体圆雕为主,具体表现在兵器、马具及部分佩饰品上,如马首、鸟首凹格短剑、鸟首柄刀、卧虎柄、夔龙纹柄、蟠蛇纹柄短剑以及兽纹柄刀等。这一时期,动物纹样沿着商时风格继续发展,但其风格已远不如商时气势雄浑。除圆雕技法外,在器柄上开始运用半浮雕和平雕花纹,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完整形体的兽首柄刀和剑。西周后期,以各种动物形象为主题的小件青铜饰物、饰牌开始出现,种类也逐渐增多。在长城一线东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区发现较多。根据文献记载,当时活动于该地区的民族主要有山戎和代戎,前者分布在燕山以北,后者居军都山以西,其文化既受周文化影响,又独具特色。其青铜器以直刃式饰有动物纹和几何纹柄的青铜短剑为代表。葬者身上佩戴着各种青铜饰牌与饰物。这一时期,长城地带东部的动物纹饰牌,显然和河套地区有别。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饰牌一般和直刃式青铜短剑共出,大型墓葬中则常与春秋早期的铜礼器共出,如宁城南山根石椁墓、怀来北辛堡春秋墓等。饰牌的特点是一般形体较小、扣钉于衣服之上。常见的有马形、鹿形、熊形、羊形、驼形、蛙形、蹲踞虎形、变体兽形等。饰牌中虎多作蹲踞式,这点和中原地区相似,而与鄂尔多斯式立虎纹不同。

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动物纹饰牌逐渐丰富起来。以马、羊、虎、熊、蛇及各类飞禽等家养和野生动物为主题的动物纹饰牌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涉及武器、服饰、马具、生活用具等诸多方面,已逐步向具有独特风格的青铜器系统发展。其时燕、晋以北的戎狄部落集团活动频繁,如晋北的林胡、楼烦,燕北的孤竹以及后来的山戎、代戎都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且与中原互有攻伐。长城地带东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可能与山戎有关,冀西北可能为代戎,二者在动物纹的风格上基本一致。长城带的西部,特别是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动物纹,据《史记•匈奴列传》相关记载:“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寒。”推测其早期应属林胡,楼烦可能也包括所谓的“先匈奴”遗物。在燕国北部自“齐桓公伐山戎,山戎走”之后,燕山以北、军都山以西地区渐次并入燕国,故其文化呈现着和周燕传统文化相一致的趋向。而燕赵长城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则呈现出趋同情况。

自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动物纹样广泛应用于饰牌及武器方面。大型动物纹饰牌大量出现,主要发现于内蒙伊克昭盟桃红巴拉、土默特旗水涧沟、和林格尔范家窑子、乌拉特中后旗呼鲁斯太、凉城毛庆沟、准格尔旗西沟畔、准格尔旗玉隆太、速机沟、补涧沟等多处墓地,出土的北方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透雕手法,在题材、内容、风格上均呈现出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其时代表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独具风格的动物纹青铜饰牌在西起新疆、东到呼仑贝尔草原的广大地区皆有分布,已基本上完成其艺术风格、题材、内容等方面的统一,我国北方草原动物纹艺术已步入成熟阶段。这种艺术风格的趋同与成熟,与这一时期匈奴人崛起于蒙古高原并逐渐统一欧亚草原东段、形成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的历史背景相一致。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后,“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控地东及辽河,西至葱岭,北临贝加尔湖,南抵长城。冒顿单于的统一,为北方草原动物纹在内容和风格上的统一提供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并最终使其成为匈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类型。

不难看出,同欧亚草原西部一样,我国北方草原动物纹艺术的诞生也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长期碰撞与交融的结果。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即上文提及的屡见于先秦文献中的“戎、狄”,其真正的历史面貌究竟如何?考虑到商周时期的疆域范围以及匈奴尚未崛起的历史背景,上述这些以“戎、狄”为名的北方民族或许并非是传统意义上横行于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而很可能是处于农牧过渡地带的畜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这一观点也就是所谓的“戎狄非胡论”。笔者认为该观点较为合理,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空间原因。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纬度、海拔的升高,降雨量逐渐减少,植物带的变化一般遵循雨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森林草原―稀树草原―半沙漠―沙漠的顺序,也就是说从中原黄河流域到蒙古高原这一空间范围内,生态环境基本处于一个渐变的过程。因此,人类的生产、生活形式也在逐步转变,由农耕到半农半牧,再到游牧,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并非人类主观意愿所能左右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并无天然的、绝对的分界线存在,畜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往往扮演着游牧与农耕两种异质文化碰撞的缓冲与过渡地带这一角色。其次是时间原因。竺可桢先生将我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分为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四个温暖期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为第一个温暖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初,为第二个温暖期;公元600～1000年,为第三个温暖期;公元1200～1300年,为第四个温暖期。四个寒冷期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至公元前850年左右,为第一个寒冷期;公元初到公元600年,为第二个寒冷期;公元1000～1200年,为第三个寒冷期;公元1400～1900年,为第四个寒冷期。第二个寒冷期相当于西周时期,这一时期气候寒冷干燥,引起河湖枯竭断流,土壤、草场严重退化,牧业民族被迫由定居式的畜牧经济转入迁徙式的游牧经济。戎、狄所处的时代,游牧经济尚未真正形成,因此其为畜牧民族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认定公元前1000年初活动于长城一线的牧业民族以定居式畜牧经济为主,那么我国北方草原动物纹艺术发端于此的说法就解释得通了。因为畜牧民族相对于游牧民族更易取得手工业优势,这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其一,畜牧民族居于农区与牧区之间的过渡地带,两种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既熟悉各种草原动物形象,又与农耕民族为邻,便于吸收其先进的手工业制造工艺与技术,这两者的结合就形成了动物纹艺术产生的必要前提;其二,畜牧民族一般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定居,这就为固定的手工业中心的形成和技术工艺的传承创造了条件,也有利于独特艺术风格的保持。以此类推,如果定居的畜牧经济是动物纹产生的大前提,那么其制造工艺、主题方面的演变以及最终统一风格的形成则是游牧民族大范围迁徙所带来的文化交流的最终结果。在公元前1000年初的民族大迁徙中,斯基泰人为伊塞多涅斯人驱逐,背离故土,最终在南俄草原找到了新的落脚点,他们“从中亚老家带来了大部分的动物主题,以及对动物风格艺术的浓厚兴趣。公元前8世纪,斯基泰人从西亚的亚述人那里吸收了先进的冶金技术以及某些动物主题。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斯基泰人开始接触希腊北部城邦,并从希腊人那里学到许多新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情趣”。早期斯基泰动物形象主要为虎、豹、鹿、鹰等形象,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发生变化,至公元前3、4世纪时,豹的形象为狮子所取代,而鹰则逐渐演化为格里芬,具有强烈的希腊文化色彩,故而亦有学者将这一时期流行于欧亚草原西部的艺术形式称之为“希腊―斯基泰艺术”。欧亚草原东部,即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我国北方草原动物纹在产生之初吸收了中原的先进冶金技术与艺术范式,而在其艺术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则受到了斯基泰艺术的强烈影响。这应与公元前1000年前欧亚草原上屡次发生的民族迁徙有关,匈奴的崛起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四、结论

我国北方草原动物纹约于公元前1000年初发端于农耕游牧的过渡地带,即后来的长城一线,在其诞生之初可能并不能称之为动物纹,而用动物纹饰命名更加恰当,因为其造型风格与后世广为流行的草原动物纹尚有一定的差异,只能算作后者的雏形。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斯基泰动物纹的传入,与中原青铜文化相融合,在我国北方逐渐形成了富有浓郁草原文化风格,同时又独具特色的动物纹艺术。

在针对古代游牧民族的族源、生产生活方式、迁徙规律以及历史去向等方面的研究中,因缺乏相关文字记载,传统史学往往为之束手,故而实物资料几乎成为惟一可资凭借的依据。动物纹饰牌作为古代游牧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类型,其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各个环节都同欧亚草原上的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紧密相关。如能通过细致深入的研究探寻两者之间的具体联系与规律,则很有可能为揭示古代游牧文化开辟新的途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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