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民间工会暗潮涌动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珠三角民间工会暗潮涌动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由于劳工关系变化，以及基层工会组织缺陷，在农民工集中的珠三角地区，大量涌现地下工会、同乡会、工友会等组织，其身份尚处于灰色地带。

张治儒始终未放弃他的工会梦想。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中国，工人权益是个沉重的话题。

这个37岁的湘西汉子，最近正筹划组建“珠三角流动工人俱乐部”，像企业家、金融家俱乐部一样，“2亿农民工，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应该有一个组织来替他们说话。”

20年前，张治儒是第一批闯荡南方的农民工。那个年代工厂里打人很普遍。“一个工人被保安活活打死，几个月后，这些保安又大摇大摆地回来上班了。”张治儒对此难以释怀。

他开始和一些工友探讨组建工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东莞市政府正在推动各区的工会建设，当时的市工会主席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他，张治儒很快回厂组织了30多名工友，在他打工的鞋厂组建工会，并担任工会主席。

然而，他们的工会很快与工厂势同水火。“你自己开个厂，搞个工会给我看看。”鞋厂老板把张治儒开除出厂，工会随之流产。

“在工厂组建一个工会很困难，确实也干不了什么事。”2004年，张治儒再次发起成立了一个完全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工人维权组织――深圳市外来工协会。

这一次，他跑遍了深圳市所有的政府机关，“但没有一个愿意做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谁也不敢批。”

当时，张治儒的梦想多少显得孤单。但眼下随着劳工关系的变化和政策思路的改变，形势已在潜移默化地改变。2011年7月，广东省《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再次释放了鼓励农民工组织发育的信号，工人自主的工会同乡会、工人俱乐部这些组织有望获得正身。

谁的工会

七年前遭遇注册无门之后，张治儒放弃登记，租了一间办公室挂上招牌，对外向工人发放传单，积极发展外来工入会，会员达400多人，还创办了“深圳外来工维权网”。

2006年3月，由于一些外来工交不起劳动仲裁处理费，被迫放弃自己的维权行为。张治儒开始联合十余家劳工服务组织发起百万人签名活动，要求取消劳动仲裁收费。

“后来事情越闹越大了，政府感觉不对头了。”张治儒说，2006年11月，他的外来工协会被深圳市民政局取缔，不仅是摘了招牌，也被没收了所有财产，参与的人员还被有关部门找去谈话。

但事隔一年多，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实行免费劳动仲裁。张治儒备感欣慰，这让他坚定了为劳工维权的信心。

现在，他在深圳宝安区嘈杂的布龙路边租了一层楼的两个门面，创办了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每天，他提着一个黑皮公文包，在珠三角多家工伤定点医院进行工伤探访，为遭受工伤的外来劳务工提供详细的法律咨询。每个月，他还坚持开展一期免费法律和职业安全培训班。

张治儒并不满足现有的格局，他的梦想是创建一个农民工工会，外来劳工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属于自己的工会组织，“才能体面地工作和过有尊严的生活”。 穿着统一工作服的新一代打工族，维权观念更强。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每年深入珠三角调查，据他介绍，2010年该地发生的上千起集体罢工维权事件中，有30-40%有组织。这种组织形式大多出现在罢工过程电但如昙花一现，罢工结束后便解散了。

刘开明认为，目前工人仍然缺少一个正式的组织去策划、行动，更多地依赖于群体成员的联络和社会民众的同情，行动发生的范围较多地局限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企业聚集的地区。

而传统的工会近乎功能失效。在2010年6月21日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工人的罢工中，一位工人表示，他们曾经通过公司的工会与厂方谈判，但始终没有结果。“我们看不到工会的任何作用。”他说。

在珠三角地区，一些工人说不清楚自己所在的企业是否有工会，也搞不明白自己有无工会会员的身份。他们会反过来问，“工会是干什么的？”

据相关调查，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推进基层工会的组建工作，但实际造就了企业层面大批的“空壳化工会”。这些企业的工会大部分纵在雇主的手中，经费拨缴与组织构成不受地方工会的管辖，经常在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中作为雇主的人。

2007年4月7日至8日，广东深圳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300余名吊车司机的罢工行动中，工人们提出要自己组建工会，而且“工会只能是由全体一线员工选举产生”。在2007年8月23日四川成都云内动力有限公司的罢工行动中，数千名工人也表示对公司工会漠视工人权益的强烈不满，向成部市政府提出了成立自己的工会，选举工会主席和职工代表的诉求。

研究劳动关系的学者称，现在工人的自我组织形式欲求越来越强，但政府没有适应调整，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罢工事件的不断发生。

同乡会和兄弟会

“农民工是最弱势的一个群体，在现有的体制内得不到任何帮助，就会抱团取暖，形成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刘开明说。

目前珠三角的打工者刘开明估计有5000万，基本上是按照地籍活动，以地域划分、以同乡联系的自发的“同乡会”非常活跃。

这样的“同乡会”聚集的外来工一般多达上万人，核心成员大概四五十人左右，他们平时可联系上千人，为同一地籍的外来工提供保护。据刘开明介绍，深圳目前最大的“同乡会”是“河南帮”，平时专门为河南农民工提供保护的人有四五百人，他们行动起来可以联系数万人。

一直以来，“同乡会”活跃在“地下”，他们住的地方就是办公室，没有招牌。一般谁出道最早，谁的拳头最重就可以担任“大哥”。他们在一起经常联系、聚会。平时在工业园区开没赌场、发廊、饭馆等营生。“政府一直是坚决否定并打击的，但只要他们不犯法，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刘开明说。

一些工厂附近，还有一种以工友形式组成的团体叫“兄弟会”，比“同乡会”的规模更大，不仅跨厂区，也突破地域限制成立。这样的团体，大多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为工友或同乡提供保护，并收取保护费。

“如果有工友受工伤了，工厂没给补偿，这样的组织团体就会出面，通常由带头大哥和厂方谈判，如果不解决，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出头。”刘开明说，“兄弟会”最简单最原始的方式是报复、威胁，这和黑社会使用的手段相似，“但目的主要是保护他们的兄弟不受欺负。”

与此同时，一部分自学法律，自己打官司，继而帮老乡讨工伤赔偿的工人维权者，开始成立类似春风服务部的劳工维权组织。四川阆中出来打工的廖晓峰1998年8月在广州番禺成立“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专门帮助工人用法律维权。一些工伤工友聚在一起也创办了类似的服务机构，隐藏在深圳成片的工业区边。他们的活动不用张贴广告，厂里有他们很多的志愿者，只要打几个电话就通知出去了。

从2002年开始，珠三角地区专门为农民工免费维权的非政府组织进入蓬勃发展阶段，2002年至2003年间，一年内新成立的此类组织有10多个。目前，这样的劳工维权组织在深圳大概二三十家，大部分无法通过民政局注册。为继续生存，他们或在工商部门登记为企业，按章纳税，更多的则是不注册法人，成为黑户。

从创办以来，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一直以工商注册的企业名义运作，“从事公益服务却还要缴税。”张治儒认为，“我们本身是一个农民工工会，只是不敢公开叫这样的名称。”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中国，工人权益是个沉重的活题。

“我们愿意代表工人去谈判，但企业不接受我们。”张治儒说，他们也曾参与罢工，当时有工人请他作为谈判代表，并获得了当地劳动部门的同意，但最后“企业不愿意跟我们谈，我们名不正言不顺。”

迄今为止，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为上万名外来工提供了法律援助。2008年明，服务部又在东莞长安、塘厦成立分支机构。“但目前服务部只是提供法律援助，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很难介入当前的劳资纠纷。真正代表工人去参加集体谈判的机会还是很少。”

张治儒的外来工协会曾得到一些会员和社会热心人士的资助，其中还有政府公务员的支持。“他们每月拿出一点钱来资助，我们能够勉强活下来。”舂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现在门口设置公共电话，还对外提供打字、复印等有偿服务来维持服务部其他开支，但他坦言，“我们的生存经费主要还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基金会。”

和他一样，大多数劳工维权组织都在接受海外资金援助维持生存。“他们实际没有什么经费来源。”刘开明说，目前多数劳工维权组织面临资金不稳定，而政府的政策又不明朗。

合法化的障碍

在张治儒眼中，“同乡会”近似于黑社会。

一名四川籍外来工为讨回5万多元工伤赔款，来到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咨询，张治儒建议他先做工伤鉴定，然后提出赔偿，到法院诉讼。但考虑到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年时间，他最后通过“同乡会”索赔。

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拿到赔偿款了。请“同乡会”出面当然要花钱，“同乡会”从中抽走了18000元，他最后得到3万多元。

刘开明介绍说，一般有规模势力的“同乡会”，大多与黄赌毒有染。如果没有维权精英的介入，很难有所作为，相反可能演变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中国人民大学劳资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认为，近年发生的罢工事件中，劳工维权组织实际很少参与组织策划。现实是厂外人无法获得工人的信任，一般都是他们信任的工人骨干成为代表，由他们组织策划。

网络的发达减少了工人的组织成本，而且为工人提供了组织的平台，且便于自我保护。2010年明南海本田罢工发动之后，工人们还建立了一个名为“团结就是胜利”的QQ群。通过这个QQ群，他们可以随时传递罢工的动态，与媒体和律师、维权人士实现互动。

现在，张治儒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工人的法律培训中去，他希望通过这种思想启蒙式的教育唤醒工人集体维权的意识，培训一批有组织能力和谈判能力的工人代表，让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非我们这样的组织机构”。

7月14日，广东省委十届九次会议闭幕，当天下午新闻会上，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介绍《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时表示，广东将畅通农民工融入城市渠道、鼓励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发育成长。

令农民工感觉振奋的是，《决定》称将探索在外省人口集中地建立以地籍为纽带的党团组织，有人认为，抱团取暖的“同乡会”有望借此走出暗地。

张治儒对此持观望态度。“对政府的表态不要期望太高。”他说，2007年深圳市宝安区政府也曾召开专门会议并出台相关文件表示对劳工维权组织的认可，但现在没有任何政策改变的迹象，“老是放烟雾弹，一阵风而已。”

从《决定》来看，张治儒认为劳工维权组织仍然不属于政府放低门槛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范畴之内。

1999年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各地民政部门要严格控制业务宽泛、不易界定的民间组织，禁止设立气功类、特定群体（退伍军人、下岗待业人员、打工者等）类、宗族类和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民间组织以及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悖的民间组织。”

“今后的发展道路要看政策环境。”张治儒说，如果政策允许，他们可以很快转型为真正的工人自主工会。

今年明，张治儒准备再次实现他的工会梦想，他将正式召集组织成立“珠三角流动工人俱乐部”。“如果像上次那样被取缔，我们还是会以其他组织的形式成立。”张治儒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尽管这样的工人组织很难被政府认可，“但我们仍然要去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