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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庆西先生―直坐在窗边的书桌前,以便随时展示电脑文件夹中他拍摄的古建筑的照片。这种言图并茂的交流方式,沸腾起来瞬间可以冰释任何人和古建筑之间的隔阂。
“中国古建筑的屋檐是翘起来,檐上的装饰,龙、寿字,还有万字,也就是佛教符号d,合起来寓意就是长寿万福。”面对着他所拍摄的故宫太和殿的飞檐一角,他原本的慢条斯理陡然变换成语速加快、音调飞扬,“屋檐就像是鸟的翅膀飞腾,飞起来可。”
他顿住,盯着照片看上十来秒,给我们点时间消化,也似乎在等待那角屋檐拍拍屁股飞起来。没那么多术语,点到为止,却足以把一个古老遥远的建筑说得血气方刚。
那种聊到心头好的精神气,总会让人低估楼庆西的年龄――这位清华大学的教授、古建筑学家已经82岁了,看起来清癯而儒雅。师从梁思成先生,从事建筑历史和理论的研究,近20年来,―直致力于对中国乡土建筑的调查和挽救,螳臂当车般与古村落的崩析做抗衡。
下村调查看点,是楼庆西每年必做的事情。今年年初他还去了安徽合肥的一个古村落’直到5月心脏病发作装上了心脏起搏器,他才暂停了入村的工作。
可他并没有闲下来。除了每天在老伴监督下的定时散步外,他就把自己摁在电脑前,整理与古村落、古建筑相关的书稿。他想用自己多年来的积淀唤起越来越多的人对“老祖宗的东西”的关注。
80年前,他的老师梁思成先生在1932年写成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谈到,保护传统建筑,首先应让广大国民知道这一类型建筑的价值、在世界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只有这样,国民才会有保护的意识。
“这是根本的办法。”他觉得老师的话放在今天依然奏效。
求学中经历的磨砺事
楼庆西最新出版的书叫《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五书》,从“千门之美”、“户牖之艺”、“砖雕石刻”、“雕梁画栋”,―直谈到“装饰之道”。书籍的装帧已经足够清雅上乘,楼庆西还是觉得不够尽善尽美,“印刷的时候我没有盯在机器旁边,图片稍微印深了一点。”
但凡与专业相关的,他都希冀做到最好,不留瑕疵。楼庆西把这归因于师承自梁思成先生的“精品意识”。
1949年,楼庆西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1946年清华大学设建筑系,他是第四届学生。当时的氛围绝对让现在的学子们羡慕:全系不过才40来人,这四届人成天混迹于一间大教室里,教室犄角摆上十几把椅子,不上课的就可以窝在那里做设计。
建筑系主任是梁思成,教学生的标准就是严谨到极致,经常讲的话是:“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1931年初中毕业考入中国营造学社这个私人兴办的学术团体时,师从梁思成,帮忙做调查测绘画图。彼时,梁思成就拿出家里所有的那些国外建筑书,给莫宗江看,说这是世界水平,要达到这个水平,要按这个目标画。这种高规格自然也被梁思成带入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楼庆西记得,做学生时,梁思成在病榻中设计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草图,指定莫宗江画北京蓝天下纪念碑的效果图。莫宗江画蓝天,是先用水彩画上很浅的一遍,再一层一层地画上去,画了,七遍,以表现当时北京天空的那种透明蓝。
1953年,楼庆西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留校,进入建筑历史研究组,作为梁思成的助教,负责画图和拍照。
在梁思成手下做助教绝对不轻松。梁思成强调绘图基础,教学生的是“法国古典系统画法”,先用铅笔勾勒建筑形态,再用水墨渲染气氛。中国古建筑中的各种色彩的质感,黄溜溜的顶,青绿色的彩画,红色的柱子,都需要用水墨的黑白灰来表现。示范版的绘图,便是由助教来完成。
“第一遍用铅笔画,梁先生来检查。第二遍画墨线,用鸭嘴笔,梁先生检查画墨线够不够标准,两根线交头,不能出头。第三遍画正式图。梁先生每次要用放大镜来检查我们的图,一点不行你就得改。”楼庆西回忆道。
梁思成要求“眼高手高”,横平竖直以及一毫米的差别,不能借助尺子,全靠眼力。有一次,1960年左右,用的纸很差,楼庆西用铅笔打了底稿并自我检查后,拿给梁先生看,戴上老花镜的梁先生在图上标上一个个红圈――线条接头接得不太顺,有个小疙瘩等等。
如是这般,一张示范画往往会耗完一个暑假,而精品也就此诞生。楼庆西做助教时的第一张画被挂在资料室中,保留到现在。
能被梁思成首肯挂在建筑系里的作品,都属上品。这些不仅构成了建筑系内部高水平的氖围,也构成了接待外宾的门面,金日成、西哈努克每次来清华大学都会到建筑系参观,一律是梁思成负责接待。
建筑摄影的技术也是做助教期间夯的基础。负责照相的楼庆西,每次完成一批摄影,都要通过莫宗江的检查。“”前,调查颐和园建筑群,颐和园有一条“寻诗径”,照了半天把片子拿给梁思成和莫宗江看时,两位老师都不太满意。梁先生说,拍得很清楚,但是缺乏一种意境。就为了这一张照片,楼庆西便来来回回去了若干次,在暗房洗片也是几进几出。等他后来用彩色胶卷拍出来,莫先生说有点味道了,可彼时梁先生已经不在了。
后来,等楼庆西当上教授,他把他求学中经历的这些磨砺事,都原原本本地讲给他的学生,梁思成1960年代的很多批注他都保留着,他便连说带图地给学生看。
师承自梁先生的这种“精品意识”的传统,这种知识之外的恒定价值取向,他想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走入乡间地头
自1989年起,楼庆西和陈志华、李秋香两位教授一起,带领学生入乡间地头,开始了中国乡土建筑的研究。
这种将历史、社会、文化的考量引入建筑的研究方法,亦是师承自梁思成等一代学者。老一辈学者梁思成,起先对中国的古建筑也是―无所知,梁思成选择从眼前的故宫开始,边拿着清代的工程做法,对照着实物,边请健在的工匠来讲,在这个基础上,梁思成用现代的绘图和现代的语言,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此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足迹从宫殿延伸到庙宇,从北平漂泊到李庄。
梁思成研究的多是宗教建筑,楼庆西和陈志华、李秋香这个自称“两个老汉一个姨”的三人组,开始了在前辈基础上的拓疆。
1989年,陈志华和李秋香应邀到浙江龙游做古建测绘。在附近的建德找老朋友时,寻到了新叶札彼时的新叶村,文峰塔、文昌阁等几百年的老建筑都保存得异常完整,那么一大片建筑扔在那没人理,这让一直在清华大学教授外国建筑史、临近退休的陈志华动了研究古村落建筑的心思,“欧洲人研究欧洲建筑多细啊。我们去看圣马力诺的一个堡垒,人家把墙上每块石头都画出来了,这还不算,哪个墙缝长了棵小树,人家都画出来了。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干过呢?”
很快,楼庆西也举着相机加入了这支小队伍。他最初拍古建筑,还是从建筑系资料室借的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时期的老相机,测光还得用对光圈用的纸做的表。
做乡土建筑的研究相当于坐“冷板凳”,比起做建筑规划、建筑设计,做这事完全不来钱。一穷二白没经费,仅有的一点经济支持来自台湾的《汉声》杂志,给他们预支稿费,然后将调查内容在台湾出版。
动员学生跟着他们做调查,没有真金白银,便只能靠真枪实弹,就跟他们说,“你们来了,不能坐卧铺住宾馆吃大餐,但保证你们学到东西,给你们讲课,还教你们照相。”
哪个村落有意思就去哪儿,选择的大部分村落都是默默无闻的村子。一路颠簸着,经常坐“蹦蹦”,走的是机耕路,下雨时成烂泥路,不下雨时则是满天灰。吃住常在老乡家里,一天伙食费5块7――7毛是一斤大米的钱,5块是副食的钱,为了省钱,常常自己起伙,1990年代初,农村的东西便宜,这些钱可以做个四菜―汤。
到底穷到什么地步?就这5块7,乡土组只出3块,剩下2块学生自己出。有个女生,为了省2块,愣是抠到每天就花3块钱。还有个男生,半夜偷偷溜队逮蛤蟆,第二天大家一吃,锅里的蛤蟆肉算是多出来的油腥和福利。
浙江建德市的新叶村是他们的第一个点。他们经费少,测绘拍照片时都得掰扯着手指头算,惜胶卷如金。结果碰上正在隔壁村做调查的日本学者,财大气粗得很,摄影机随便拍。对方可冷他们,干脆跟他们说,“你们别拍了,要什么图片都跟我拿。”
经济上的拮据并没有让他们在专业态度上缩水。他们的调查结果通常是跟中国营造学社一样的四大件:一份很详细的调查报告,包括村庄的历史;一套主要建筑测绘图,绘出整个村子所有的房屋建筑、田野和道路;拍摄一套照片.有的地方还会做保护规划。
尽管有人私底下说他们是疯子或傻子,可他们自己知道做这件事的价值。
乡土建筑的多元形态、活泼装饰以及植根其上的非物质文化,都让楼庆西大开眼界:“想了解封建社会,到故宫去,想了解农村社会,就到乡村去。乡土建筑记录了农村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不了解乡土建筑,就不算了解全部中国古代建筑。”
陈志华也有一番类似的解释,“梁启超曾说过,《二十四史》与中国历史讲的都是帝王家谱,你把《二十四史》全部读完还是不知道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历史中90%的老百姓的生活我们都不知道。乡土建筑作为乡土社会的史书,正好补充了半本历史,把他们的历史、生活、思想、组织、风俗者记录下来,非常清晰。我们要做的,就是解读这本史书。”
跟乡土建筑的不断消损赛跑
楼庆西和另外两位教授的调查是跟乡土建筑的不断消损的赛跑。尤其是1995年以后,他们差不多进入一种抢救性保护的状态。
比如,跟文物贩子的较量。
楼庆西常常说,古村落的保护比故宫难。作为封建王朝中心区的故宫,早已终止了它的物质功能,而古村落不一样样,作为人们的居住聚集地,当地人的生活变化最直接地就表现在房屋的变化上。当地人想提高生活质量,第一步便是去掉看起来既不通风、也不采光的花窗户,第二步便是木墙改砖墙,放上沙发、电视机。
往往等楼庆西赶到时,古村落建筑的窗户已经被取掉了,被废弃的丢在储藏室里。楼庆西会把那些积了厚厚一层灰的窗户用小牙刷刷净,衬上白纸拍照。而他们前脚一走,文物贩子后脚就到,收走了窗子。
不能阻止老百姓改变生活,但他们曾试图给文物贩子打电话,劝他们手下留情。
还有,跟乡村城镇化速度的比拼。
陈志华老师还遇到这样的情况:在浙江兰溪,有保存着完整大宗祠的古村落,里面挂着83块匾,或记录状元、进士功名的,或是用做拜寿,那里大概是全浙江唯一有这么多旧匾的村。然而就在他们离开不久,一场大火便将古匾全部烧尽。在楠溪江,某位副县长称自己的老家就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水口建筑群,他们一天都没敢耽误地赶到那儿,可惜刚刚被拆得一干二净。
有的地方政府认为,保护古村落不能产生GDP,只赔钱不赚钱。楼庆西便会耐心地跟人解释古村落的价值。而经由他们的调查报告,一些村落一跃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了旅游热门景点后,当地政府在经济上开了窍,但是过度开发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在楼庆西眼中,开发旅游和古村保护,并非总是―对悖论。
“你觉得保护得好的古村落的典型是哪里?”
“周庄。”他答得斩钉截铁,尽管这个答复多少让人有点意外。
在人们心目中,周庄早已不是周庄了。他原来也这么看,直到一次会议上跟周庄的老镇长聊天,对方跟他说,周庄硬件没破坏,古老的房子、道路、桥梁没破坏,因为开展旅游,有了钱,花了上亿改善了上下水道的污水处理,而且老百姓的古建保护意识增强了,至少不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