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研究局对当前中国经济动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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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以来,该项目组的研究人员就陆续在其网站上发表有关的研究报告,至今已经有6个年头。本文是一个后续的研究,主要分析2008年该项目组的研究成果和特点①。这一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一共发表了8篇工作手稿,从数量上来看,并不是最多的,但是从文章内容的研究深度来看,可以管窥国外“非中国学”研究人员中对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模式和特点。

一、以动态热点经济问题为核心的追溯研究

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的研究人员非常注重对当代中国热点经济问题的研究。在2008年所发表的8篇手稿中有3篇是以中国经济的三大热点问题为核心展开的研究。盘点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2008年的热点问题与之前又有很大的不同。研究者选取了3个热点问题,即资本市场的剧烈变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在这些既是热点、又是重要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体现了中外学者合作的特点。上述3篇手稿都是多人合作的成果,作者数量平均每篇大约是4人,其中中国籍或华裔作者占作者总人数的一半。

众所周知,2008年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中国A股市场的起伏居于世界前列。从2008年初沪市开盘的5200多点跌至年末不足1600点,中国股市经历了从“牛市”到“熊市”的狂风暴雨。探究中国股市狂跌的原因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乃至普通股民讨论的中心话题。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查尔斯·卡洛米瑞斯、雷蒙德·菲斯曼和王永祥教授合作发表了《管制经济下国有股如何获益:来自中国国有资产出售的实证研究》②一文,他们并不是就热点问题谈热点问题,而是把眼光追溯到2001年至2002年中国股改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查尔斯·卡洛米瑞斯和雷蒙德·菲斯曼都有着研究企业问题的学术背景。查尔斯·卡洛米瑞斯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知名研究员,雷蒙德·菲斯曼更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社会企业项目的研究主任。正是这样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能够搜集中国企业的相关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在该文中,作者以2001年7月24日A股市场中国有股减持,以及2002年6月23日国有股停止减持的两项决议,及其对股市收益率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即国有股比重较大的企业在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中收益率降低,在2002年国有股停止减持后收益率反而上升。该文选取的实证研究对象一共有107家企业,都是B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减持A股并不会影响B股的股本总量,因而作者得出的结论排除了因卖盘增加而导致股价下跌的可能。如果排除了国有股减持导致的卖盘增加对股价的影响,那么上述结论便与中国学者所理解的国有股减持对股市的影响恰恰相反。为此,作者作出了解释: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背景下,国有股、国有企业股,更广泛地说,任何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的企业(如企业高管曾任职政府部门或与政府关系密切),其所能获得的特殊收益超过了股改的收益以及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社会成本。因而作者认为,在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中,制度因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能认为任何自由化的举措都能带来正的收益率。值得注意的是,与2008年“大小非”解禁及国有股减持不同的是,文中所研究的2001年至2002年的股改是在没有支付“对价”基础上作出的两项决议。众所周知,自2005年中国股改新方案实施后,非流通股只有在向流通股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方可流通,那么2008年的国有股减持对股市收益率的影响又将有哪些值得考虑的因素呢?囿于新的数据尚无法获得,我们只能对新的研究拭目以待。

“三农”问题一直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自20世纪70年代农业改革拉开序幕以来,农村经济已经取得显著进步。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农业制度和农产品市场化改革,也受益于国家各项农业政策的支持。2008年,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从农业补贴到农村金融,从农业技术创新到农村基础建设,农村土地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一个长被关注和研究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研究员刘宇与世界银行贸易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威尔·马丁、斯坦福大学农业问题研究专家斯科特·罗泽尔合作发表了《农产品贸易改革与农村的兴盛:来自中国的经验》①一文,追溯了中国农产品国内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变革历程。该文通过各种农产品价格的历史数据,揭示了自1980年至2005年中国农产品国内政策市场化、贸易政策自由化的发展过程。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农产品国内价格的扭曲(如采购机制)、进出口农产品的税收保护、配额等措施极大地阻碍了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发展;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人为压低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农产品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上述对农产品国内价格、进出口价格的限制逐渐被取消。作者认为农产品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是一面双刃剑,它一方面改变了农产品价格扭曲的机制(主要是压低),增加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WTO条款的相关规定也取消了对农产品贸易的税收保护,对农民收入又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然而,事实证明,1980年至2005年,中国农民的收入是不断提高的。作者认为,中国农产品贸易改革与农村兴盛的经验在于:在推进农产品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同时,中国政府积极贯彻了其他的配套农业政策,保证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中国政府在推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整合农村市场、提高市场效率、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改进农村教育和医疗条件、减免农业税负、增加农业补贴、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8年是中国经济改革30周年,研究30年的改革和发展经验,一直是国内理论界的热门论题。不仅仅把中国的经济改革描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还要看到市场机制以外的其他制度的综合变革。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社会科学中心经济学院李瑶、约翰·沃利教授,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张顺明教授以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赵西亮合作发表了《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国际影响》②一文,探索了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全球经济、教育和文化交流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作者通过反映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成果的若干指标(如专利权、出版物等),以多国比较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变革在国内外产生的正面影响。作者认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具有独特性,即它是低收入国家中唯一一个以高等教育变革作为教育体制改革切入点的国家,因而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具有国际示范效应。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注重高等教育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发展战略的改革模式,在其“立竿见影”的实用性背后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公,以及将接受高等教育作为识别和雇用人才的唯一标准的偏颇。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以2008年热点问题为基础展开的历史追溯研究,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的一大研究特点。其实不只上述3篇文章,从余下的5篇文章中也能看到中国热点问题研究的影子。但是,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研究人员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也只能是以热点问题为依托,来追溯其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方式有助于我们对某些重大的带有全局性的经济问题作全面的了解。

二、持续关注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问题

出口问题一直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重点。这不仅仅因为外向型经济模式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是因为世界各国都比较关注中国在加入WTO后将要实行的多国贸易模式。对外向型经济问题的研究构成了前几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主要研究内容。在2008年的3篇纯粹出口问题的研究手稿中可以看出,研究人员还是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

其一,研究视角由宏观转向微观,从更广泛意义上的外向型经济研究转向比较微观的出口产品的研究。例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研究员王志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魏尚进教授撰写了《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出口结构的不断升级?》①、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济局研究部罗伯特·库普曼、王志、魏尚进合著的《中国出口产品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中国制造?评估加工贸易盛行环境下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②、美联储纽约分行国际研究部詹姆士·哈里根和美国经济咨商局邓海燕合写的《中国的地区比较优势》③等文章,都体现了研究对象的微观化趋势。

其二,注重出口产品结构和单位产品价值的研究。如上文提到的《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出口结构的不断升级?》和《中国出口产品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中国制造?评估加工贸易盛行环境下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这两篇文章,有两位作者分别参与了不同文章的写作,从题目上看,二者似乎论述了相互矛盾的主题。然而当我们仔细探究二者的逻辑联系,便会发现两篇文章事实上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和单位产品的价值的。在《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出口结构的不断升级?》一文中,是以中国出口的几大类产品(即出口产品结构)与发达经济体出口结构的差异为自变量,通过回归分析证明了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提升的最主要因素在于:人力资本的提升、政府对高新技术区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不是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的投资等因素。因而中国出口结构的提升是一个出口结构优化的过程。而《中国出口产品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中国制造?评估加工贸易盛行环境下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一文,则通过构建新的衡量出口产品国内国外附加值比重的模型,重新计算了中国出口产品的I-O系数(即投入产出系数),从而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外附加值较高(国内附加值较低),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出口产品相对而言国内附加值偏低;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类别国内附加值偏低,其生产投入中进口产品比例较大;而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类别国内附加值相对较高。因而从价值角度衡量,中国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并不高。就两篇文章而言,前一篇主要是从整体产品结构的角度论述中国出口产品复杂程度上升的原因;后一篇则侧重从同一类别产品国内附加值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出口产品单位价值不高的原因。前者注重整体结构,后者注重单位价值。因此两篇文章得出的看似矛盾的结论并不矛盾。加工贸易、外资企业并非影响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最显著因素,但却是造成中国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较低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从价值的角度考量,影响国内附加值的某些加工贸易的产品类别,主要是由发达经济体出口,此类产品并没有在中国整体的出口结构中占据主要比例。

《中国的地区比较优势》一文,则以出口产品的重量、运输距离及单位价值的联系为纽带,通过对中国多个贸易伙伴国进出口贸易市场份额的实证分析,阐释了中国的地区比较优势。文章认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不仅仅在于H-O定理(即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也称资源禀赋理论)所揭示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还包括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比较优势。文章运用迪尔多夫贸易中的地区比较优势的概念,以伊顿———考图姆双因素模型为实证分析工具,从运输成本和运输产品重量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的地区比较优势,即中国在周边市场上(如日本、韩国、中国的香港特区、中国的台湾省等)有着重量较大的产品的比较优势,而在远距离国际市场上有着重量较小产品的比较优势,而中国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则随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三、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经济问题的模式,这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大特色。在2008年的8篇文章中,有5篇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

首先,从计量分析的数据来源看,文章中所运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权威数据统计机构。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总署、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及各国政府数据资源等。如《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出口结构的不断升级?》与《中国出口产品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中国制造?评估加工贸易盛行环境下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等文章的数据均来自中国海关总署,而《中国的地区比较优势》一文的数据则主要源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的贸易统计数据。其次是在数据处理和模型构建上,力求符合中国国情。例如《中国出口产品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中国制造?评估加工贸易盛行下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一文中,作者认为以垂直专业化分工著称的HIY模型并不能用来分析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国外附加值,因为HIY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一国出口产品和国内出售产品使用进口投入品的程度是相同的。很明显,中国的实情是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的比重远高于国内产品的生产,因此文章的作者通过重新计算I-O系数,构建了反映中国国情的KWW模型。

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马科斯·查门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应用经济和管理学院艾斯瓦·普拉萨德教授合作的《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为何持续增长?》①一文,以中国城镇居民的家庭储蓄为研究单位,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自1995年至2005年增长7%的原因所在,作者认为,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的年龄结构并不符合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假设。作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的年龄结构是U型的,即认为中国高储蓄的年龄阶层是青年人和老年人而并非中年人,这与传统理论恰恰相反。作者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独特的储蓄年龄结构和持续增加的储蓄率源自中国特殊的经济背景和金融环境,即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方面增加了改革中各种社会群体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改变了公共部门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所提供的国家福利,增加了城镇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支出压力。出于预防动机,居民不得不增加储蓄以应对大额支出,尤其是青年人(住房支出)和老年人(医疗支出)。与此同时,没有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为改革中的各种社会群体提供便利的贷款融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合理回报。因此,作者建议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熨平储蓄和消费的差距,以实现更加合理的储蓄结构。由此可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有关研究人员,在运用计量模型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时,有意识地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也注重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深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产生的各种原因。

最后是实证分析的具体方法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包括逐步回归法、分段回归法的运用、虚拟变量的引入,以及对时间序列影响的控制等。例如《管制经济下国有股如何获益:来自中国国有资产出售的实证研究》一文,便运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依次将企业“国有股比重”、“国有法人股比重”以及企业高层的“政治联系”等变量加入回归分析,分析每一个变量的加入对总体显著性和其他变量显著性的影响。文中回归变量———企业高层是否具有“特殊的政治关系”是一个虚拟变量。而《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为何持续增长?》一文,则运用了分段回归的方法,将1992年至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储蓄和支出的数据分成三个时间段,即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2001年、2002年至2005年,通过对每一时间段的回归分析,得出了某一时间段最显著的影响变量,以及不同时间段不同的影响变量。在分段回归的过程中,作者还大量引入了虚拟回归变量(主要是一些定性变量),如一家之主是否在某一年龄段、家庭中是否存在一个或多个国有企业职工、是否承担医疗风险、是否拥有住房等等。由此可见,实证分析体现了复杂多样的具体方法的运用,目的是达到研究的精确性。然而,除了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之外,我们也应当看到那些没有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而仅仅通过数据和图表分析问题的文章。与构建模型的实证研究相比,仅仅依靠数据和图表的分析方法较少运用数学工具,因而相对简单易懂。如上文提及的关于农产品贸易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文章等。事实上,对于理论研究而言,采取何种研究方法主要取决于所要达到研究目的,而不必囿于某一特定研究范式。

四、国内经济问题与国际经济问题研究相结合

从本文前三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2008年的研究中,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的研究人员既注重中国国内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注重与中国经济相关联的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并将二者结合起来,这是他们研究中国经济的又一特点。在全部的8篇文章中有4篇是关于中国国内经济问题研究的,另外4篇则偏重于与中国经济相关联的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既包括对中国出口贸易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经济往来的研究。前者主要是本文第二部分谈及的有关出口结构、出口产品附加值以及全球贸易市场上出口产品地区比较优势的3篇文章。加拿大“国际治理改革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尼·贝萨达与西安大略大学社会科学中心经济学院约翰·沃利、王洋合作撰写的《中国在非洲经济活动的增长》①一文研究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经

济往来的活动和效果。作者在文中描述了中国在非洲经济活动增长的领域(如石油等能源领域、基础建设领域),以及在不同非洲国家的经济表现。总体而言,中非双方进出口贸易额由2000年的10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733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30%;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也以大致相同的比例增长,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流出存量自1990年的4900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5.6亿美元。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研究特点外,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也非常注重制度因素的作用。研究人员往往将对论题的研究置于中国经济体制变革和制度变迁的大环境之中。例如《管制经济下国有股如何获益:来自中国国有资产出售的实证研究》一文,就凸显了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对国有资产出售过程中企业股市收益率的影响。《农产品贸易改革及农村的兴盛:来自中国的经验》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国际影响》两篇文章,则专门探讨了中国农产品贸易制度和教育体制变革的历程及其影响。《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为何持续增长?》一文,认为中国住房、医疗、教育体制及国有企业变革的经济背景及不健全的金融环境,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储蓄年龄结构和持续高增的储蓄率。

从以上对2008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的研究内容、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来看,研究人员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又有了不少新的突破,既有传承,也有创新。在中国经济备受世界瞩目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非“中国学”研究人员,参与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