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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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国留英经济学会和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共同举办的“经济全球化、竞争环境与中国经济增长”国际研讨会于2003年9月6日至7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会议收到了来自英国、法国、瑞典和中国等高校与科研机构提交的论文150余篇。与会学者就经济全球化、竞争环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及其出路

中国区域经济的演进和发展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英国Surrey大学的刘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呈缩小趋势,但自1990年以来,区域经济差距逐渐扩大,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缩小的迹象。经济性、地理性和历史性等因素使得东部自然地处于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中央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采取措施使不同区域具有同样的开放度和经济自由度;(2)采取措施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因素;(3)提业发展指导;(4)帮助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鼓励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配置经济资源。

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的李国平和范红忠认为,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生产要素过度地集中到了核心发达区域,而是在过去的50年里,生产向东部沿海不断集中,而人口没有相应地向那里集中。我国生产的极化程度不高,人口的极化作用过低,因而核心发达区域的生产与人口分布高度失衡。因此,逐步完善人口流动的市场机制,鼓励中西部贫困人口向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核心发达区域流动,是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有效策略。同时,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代替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目标之后,只有将环境因素纳入比较优势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和指导专业化生产活动。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需要对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创新。

英国Leat大学的吴忠民博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开放与体制改革互动的结果,开放取决于体制改革,开放促进了体制改革。产业发展战略的变化、政府鼓励人口流动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较为有效地扩大了就业。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使许多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这也是影响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瑞典G¨oteborg大学郑京海等提交的论文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工业制造国。中国不断增加的生产能力会对其他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有些方面甚至有能力影响世界的工业生产。从1985年到2003年,中国产业结构方面最明显的变化是大量国有企业的退出和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除少数垄断产业外,国有企业在非垄断产业不再占有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促进了竞争,提升了效率。实践证明,所有权和市场结构两个方面的变化都是中国工业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

剑桥大学教授DavidWall认为,加入WTO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有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区域经济的集团化大体上是符合WTO的原则和宗旨的,但在某些方面区域经济集团化对WTO具有一些负面影响。现在,各国对WTO基本原则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在许多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现在,世贸组织最大的威胁来自美国。世贸强调的是非歧视性,如果只对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提供优惠而不是全部,则与世贸协议精神相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要考虑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的影响。如果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能够加快,则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刘树成研究员在专题发言中,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国际上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独具特色的结论。他还分析了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提出了“有扩有控、有松有紧、扩控结合、松紧结合”的宏观政策思路。具体地说,就是在总需求管理方面,控投资,扩消费;在产业部门之间及内部根据不同情况有扩有控;在地区经济结构及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有扩有控,从而实现中国经济持的续稳定增长和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他还就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认为应该从纯理论层面、经济政策层面和政治层面等多个层次和角度分析这一问题,提出只有综合考虑影响汇率的各个因素,才能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厦门大学的马理认为,不发达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全球化的经济策略,但事实上却未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短期内可使发展中国家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却可能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发展的陷阱”,原因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短期正效应和长期负效应。短期看,它对经济的拉动既可发挥立竿见影之作用,又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政府对实行该政策有较大的偏好。但长期看,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剩余大量流失,发展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制约,净出口趋于回归,加之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国民经济会不稳定。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唯有抓住积极出口引致的时差与暂时优势,积极培育国内市场,才能赢得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知识要素与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化和提升

知识已成为影响经济成长的最主要的要素之一,目前全球经济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知识———知识创造和应用能力的竞争。西安交大司训练、陈金贤认为,知识流转和产业演进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知识流转机制的有效性和高效性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也是促进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指标;产业结构演进的基础在于知识流转的方向,因而产业结构演进必须成为以知识流为指向和动力的演进模式。进入21世纪的中国恰好缺少知识流转和产业结构演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正确把握这一机制,有助于中国在新世纪实现产品的有效生产和供给、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更加合理,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加充足。

西安交大的魏建忠、段新民认为,对教育的投资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对中国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改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知识获取、知识创造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很大。虽然教育水平的提高大大改进了劳动力的生产技能,但是从1978年到2000年,这种提高呈缓慢下降态势,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和教育质量的下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未能显示出劳动者素质的变化和生产技能的差异,因而这种工资率水平不能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生产潜能,因此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改变这种状态以释放劳动者的潜能,从而产生效率改进效应。

英国的RichardSanders教授等认为,新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但是如果政府不能建立有助于新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新经济不可能自动实现。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面临改造旧经济和发展新经济的双重挑战,因此国家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平衡发展和转轨的过程。高新科技是发展新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使用的渐进主义和实用主义策略仍可以用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863计划)、火炬计划和高新产业开发区计划,以及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向生产能力转化的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的政策安排有助于克服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中国具有产权模糊、公共企业家等路径依赖特征,但这些特征是帮助中国发展新经济的主要基础。如果没有这些路径依赖型的制度安排,中国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四、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

公司治理是近些年来各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部分与会代表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英国格林威治大学的陈健博士等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应该从分析企业的产生,特别是以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的产生开始。与此相关的产权理论、理论、不完全合同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了人们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理解。他们认为,上述有关理论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任何将它们完全分离的做法都可能导致对公司治理问题理解上的混乱和片面。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应在不完全合同理论框架下以理论为中心来进行。产权理论提供了分析公司治理问题的基本框架,它与理论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隐含假定所有权是对剩余现金流的索取权;相反,后者把所有权看作剩余控制权,即对合同未规定的偶然事件的决策权。产权理论的一个潜在缺陷在于用所有权来界定控制权,因为相关研究表明要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开来是很困难的,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两个相同的概念。试图将这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来也不利于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因此,产权理论可能更适用于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二为一的小型或私营企业,而理论更适合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大的上市公司。尽管交易费用理论从新的角度揭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但它也存在许多缺陷,比如说,它缺乏一个界定企业边界的标准;再如,它难以解释如果将具有相同专用性投资的不同企业合为一个更大的企业且没有补偿成本的话,为什么这样做是没有效率的,等等。

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的冯根福教授对如何构造有效的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关键是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积极发挥政府在现阶段的特殊主导作用。一般人认为公司治理的主体是股东或相关利益者。这种看法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即疏忽了国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司治理主体。任何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都与该国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密切相关。特别是对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否合理,对于能否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中国政府必须认真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积极为形成有效的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奠定良好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基础。二是要恢复和重视有效投资者的作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要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按照现代公司的本质要求,重新恢复和重视发挥有效投资者的作用。所谓有效的投资者,主要是指有直接制约经营者行为能力的私人股东。中国上市公司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在于“一股独大”,而在于“一股独大”者的身份是国家,而不是有效的投资者。所以,中国要构造有效的公司投资者,一个关键环节是要尽快把国家“一股独大”改变为有效投资者“一股独大”或多个大股东共同控股。三是要有效发挥董事会的作用,特别是要在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上下功夫。四是要加快推行各种有效的奖惩机制,真正调动和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刘小玄研究员认为,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规则很难适应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市场竞争规则,所以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民营化来解决上述问题。民营化是中国企业改革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阻力在于政府对其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成本是资本和土地投入,利益是利润、寻租机会和工资。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则政府不愿意退出;如果成本大于收益,政府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等社会目标也不愿意退出。促进民营化的动力来自于经营者对其人力资本投入的未来价值的预期,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企业家进行民营化可以解决原经营者无法胜任的产权重组任务。只有解决职工的再就业和补偿问题,才能使外部经营者发挥作用。民营化的本质在于,通过所有权改革促进人力资本投入增加,这种投入增量必然创造新的价值回报。当重组后新的人力资本投入所带来的预期回报大于其投入成本时,民营企业家就有足够的动力推动民营化。在企业转让价格的确定方面可以现有的市场竞争收益率为评估标准,形成产权买卖的价格基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民营企业达成共识也是大规模民营化发生的合理的市场前提。但是,要给企业的职工进行补偿,补偿的基本方法是以当地的市场平均工资为基础再加上其他补助。政府实际的退出通常落后于最佳退出时机,二者的不一致导致国企进一步的空壳化和资产流失,也造成职工补偿不足的后果。改制被拖延的时间越长,改制成本就越大。民营化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家能够实现其最优目标,其中股权变量的选择及由此激励产生的人力资本积极地投入,是提高企业绩效的源泉。

五、金融市场发展与开放

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开放问题,也是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主要论题之一。法国的Eric教授等运用马尔科夫转换技术(Markov-switchingTechniques)分析了上海证券市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主动交易以来A股每周资本收益的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上海A股市场除熊市、牛市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投机市。这个市场对于一般的市场投资者来讲是难以把握的,它主要存在于证券市场发展的初始阶段。他们认为,投资于上海证券市场伴随有较大的风险。他们通过对上海证券市场1993年到2002年的月度资料的分析发现,通常A股市场前半年上升而后半年下降,5月份的资本收益率一般高于一年中的其他月份,该特征非常明显,可称作“红五月”效应。这个市场存在着一个能够利用这一特征获得较高收益的短暂牛市。在这一投机性市场上,以资本收益变化衡量的风险正在加大。他们认为“赌博”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

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的沈悦教授对WTO框架下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最优安排问题进行了讨论。她认为,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正式进入经济开放时代,这要求我们必须修正原有的金融改革途径。中国应当且只能进行的选择是:(1)资本账户必须开放;(2)必须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3)向浮动汇率制度过渡。她还根据Williamson和Mahar的划分,用因素模型对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最优次序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应将资本账户的开放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其次是利率市场化。

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的李富有教授对区域平行货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镑、布雷顿森林体制时期的美元以及特别提款权、美洲的美元化、过渡时期的欧元都扮演过平行货币或准平行货币的角色。平行货币具有成本替代效能、市场化渐进性效能、灵活可接受效能、平衡经济的效能等,并且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一剂良药,提高了市场透明度,推动了贸易投资等一体化建设。但它也具有过渡不彻底,直接和间接交易成本高等弊端。平行货币不仅应用在区域货币联盟中,而且作为一国或地区的补充货币。平行货币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尤其在亚洲、美洲区域货币合作中具有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