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布艺 瑰丽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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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布艺的起源，可以说自从人类学会了织布，布艺就已经诞生了。从仰韶文化和其他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陶、石纺轮和古棱等纺织工具。当时人们已经能够采到野麻纤维，捻制麻纱而织成麻布。后来有了针的发明，布艺艺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缝贴布艺可以追说到3 000年前的周朝，《周礼》中就有“刻绘为雉翟”的记述，意思是剪贴雉鸟于皇上的衣服上。以后，剪贴工艺不断发展完善。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用通草片贴制成的装饰品。商周时期，绣已经逐渐普及在衣裙之上。

汉代刺绣十分繁荣，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里的竹简“遗册”中记载着三种刺绣名称：信期绣、乘云绣和长寿绣。三国时期，吴王孙权之妻赵夫人因织绣技艺高超，被时人喻为有“三绝”――机绝、针绝、丝绝。到了南北朝时期，绣已经从衣裙发展到被褥和枕头等物品上。狮子舞自东汉传入之后，就在中原广为流传，其绚丽的外形也逐渐典型的布艺作品。

汉代以前，不仅绣工技艺在民间流传，香囊、荷包、帕袋之类的手工艺品也有流传。端午节系香袋的习俗，民间由来已久。其形小巧玲珑、秀丽雅致，是流传于闺阁的布艺佳作。汉代之前的香囊多由高级锦绣制成，内储茅草根经或掺拌香夷等香料。

魏晋至隋唐，佛教鼎盛，信徒为示虞城，选择代表尊荣与费时耗工的刺绣，作为供养佛像的方式，谓为绣佛，至唐盛极一时。这类绣佛巨幅伟构，绣法严整精工 ，色彩瑰丽雄奇，成为古绣的特殊成就之一。

到了文化兴盛的唐代，布艺更为普遍和繁荣。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唐代用青绢制成的幡，上面用彩线刺绣。唐诗中对此多有描绘，如“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白居易《议婚》中也写道：“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由此看来，此时的绣工已经相当精致、细腻，堪称巧夺天工。传说武则天的孙女安乐公主，曾穿一条用百鸟羽毛绣的裙子，上面绣有花卉百兽，价值十万钱。唐宋“闺绣画”盛行，明代屠隆曾写道：“宋之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故眉目毕具，绒彩夺目，而丰神宛然，设色开染，较画更佳。女红之巧，十指春风，迥不可及。”在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闺绣”的产生并非偶然。

唐代缝贴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手工艺，叫做“帖娟”“堆绫”。前者是单层平帖 ，后者是有立体感的层层套叠。当时有诗词描绘：“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形容以拼贴装饰的衣裙很漂亮。宋时荷包一词正式取代佩囊、荷囊、旁囊之名而流传开来。 魏风威虎

布艺延续到明清后得到更大发展，明代吉祥图案达到历史上最兴盛期，图案总数达数百种之多。清代民间工艺是历史上最繁荣时期，特别是清代宫廷贵族身上佩戴的九大件中的扇囊、荷包等也多为刺绣和缝贴的布艺珍品。扇套也称扇袋、扇囊，是明清时期男子身上的重要饰件，常与荷包、香囊等物并列悬挂于腰间。题材多以恬静、文雅为主，如“高山流水”“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落花流水”等；明清时的帕袋则失去了实用意义，只是挂在大攀纽襟上，装点服饰；香囊作为腰间佩饰则盛极一时。据《古玩指南续篇》记述：“无论贫富贵贱，三教九流，每届夏日无不佩戴香囊者……庙会集市卖者尤多，盖当时夏日如不佩戴香囊，宛如衣履不齐，在本人，心意不舒，在应世不敬。故一般人士视香囊极为重要。即下级社会人士亦精心购置，绣花镶嵌，极人力之可能。富贵者尤争奇斗巧，各式各种精妙绝伦。”香囊品种繁多，动物、植物、元宝、十二属相、如意、葫芦等；荷包之盛行在满族入关后，满族称荷包为“法都”，最早由兽皮制成，以实用为主，后用绸缎制作，突出装饰性。

在清代，上至皇上，下至百姓，都喜佩荷包。其花色品种之多，应用之广，朝廷之重视，均超过前代。朝廷规矩，每至岁暮，皇帝要例行赏赐诸王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平时四时八节，皇上也要行赏以示恩宠。至今，贵州的布依族仍保留着在新婚之夜要荷包的习俗，湖南湘西的土家族把香荷包作为爱情的护身符和定情信物，蒙古族的婚礼也有赠送荷包的习俗。

缝帖布艺形势更加多样，明末清初的董小宛，曾用梅花瓣、通草剪贴于扇面上，由于精美而被传诵一时。后来，又有人创作出剪彩绒花卉。堆绫最盛行、技艺最成熟的是清代。至今北京故宫还藏有当年皇帝日常所穿用的、用堆绫拼贴装饰的袍、褂，以及插屏、坎肩、椅垫、荷包、香囊等实用品。北京雍和宫收藏着一幅据说是乾隆皇帝母亲亲手制作的，用了上万片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绫绸布料组合、拼贴的画像。清代时民间已经有了从事堆绫的作坊，只不过普遍应用在生活用品上。

近代及当代民间布艺可谓百花齐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许多新的布艺品类，如挂件、软雕塑、布贴画以及狮子舞、耍龙灯等大型布艺。当代布艺艺术的发展，意味着民间布艺创作进入了另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