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史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文章探讨了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现状，并且对其今后的研究发展方向作了初步分析，从而就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作出冶金史研究的回应。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摘要]文章探讨了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现状，并且对其今后的研究发展方向作了初步分析，从而就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作出冶金史研究的回应。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谢乾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院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2006级博士生，云南农业大学教师，北京100083

[中图分类号]T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127―04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摘要：历史开创了自然史与社会史之后在科技史中实现了自己的自我认识；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科技史史料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同时还具有科学价值；科技史的建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科技史的思想基础是历史科学而不是科学哲学；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必然表现为科技史的当代主义；科技史中蕴含着一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崭新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摘 要：历史开创了自然史与社会史之后在科技史中实现了自己的自我认识；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科技史史料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同时还具有科学价值；科技史的建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科技史的思想基础是历史科学而不是科学哲学；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必然表现为科技史的当代主义；科技史中蕴含着一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崭新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摘 要：梳理中国气象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传播前辈科学家们的科学精神，对当今的气象科学研究有着承上启下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张静教授新著《气象科技史》在丰富翔实的历史文献基础上，以人类对大气现象的认识、利用和干预为线索，从气象科技史的不同侧面予以了全面的研究：既有天气现象认识史、大气光象认识史等通史性研究，又有如天气预报发展史、物候学和气候学发展史等专题性研究，并对中国历代重要气象人物和气象典籍进行了勾稽和介绍，是近年来该领域不可多见的研究成果。该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体例等方面都有所创获。文章对该书研究内容、方法、体例方面作了评介，充分肯定了著者的学术观点以及该书在气象科技史研究领域内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气象科技史；学术成果；继承；发展；评介

张静教授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气象文化与气象文献研究，有着扎实科研水平和丰富的科研实践，发表了一系列与气象文化相关的文章（《方以智中的气象学思想》等），参与了国务院重大古籍整理项目《中华大典・地学典・气象分典》的编纂。《气象科技史》（以下简称“张著”）是张静教授多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结晶。张著勾勒了始于远古，止于20世纪中期的世界气象科技发展历程。著者在丰富翔实的历史文献基础上，以人类对大气现象的认识、利用及干预为线索，从气象科技史的不同侧面予以了全面的研究：既有天气现象认识史、大气光象认识史等通史性研究，又有如天气预报发展史、物候学和气候学发展史、气象仪器发展史等专题性研究，并对中国历代重要气象人物和气象典籍进行了勾稽和介绍，传播了前辈科学家们的科学精神。该书文献丰富、考证严谨、结构完整，将气象科技史的学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一、南信大气象科技史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南京气象学院（后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因“气象”立校，以“气象”强校。中国气象史志研究会成立之初挂靠于该校，俨然该校是国内外气象科技史研究重镇。该校以王鹏飞教授、陈学溶教授等为首的气象学家们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气象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奠定了该校气象科技史研究的传统，发表了《王鹏飞气象史文选》、《中国近现代气象学界若干史迹》等气象科技史著作。2010年该校成立了气象人文研究院，之后该校的科技史硕士点也利用自身特长，突出科技史的气象特色，该校的气象科技史研究是传承而又发展着的。张著是该校气象科技史研究继承与发展的成果，是气象科技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学术成果。

二、谋篇布局的逻辑性与内容的完整性

张著是一部综合性著作，内容涉及气象通史和气象专题史的诸多方面。该书结构合理，条理清晰。

（一）谋篇布局的逻辑性。认识是实践的基础。该著先是叙述从古至今人类对天气现象（风、雨、雷、电等）、大气光象（晕、虹、宝光、海市蜃楼等）认识的历史过程，接着展开人类对天气现象的利用与干预（风能的利用、人工降雨等）、天气预报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只有在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在过程中总结规律并利用，才能预测未来天气状况，为生产与生活提供方便。例如，古人就是通过观察云的颜色及其变化、风向与风速的变化等归纳天气变化的规律和预报气象的方法等。古人通过观察动植物的变化，石头、炭、琴弦等对大气湿度的感知来预测晴雨。早期的天气预报就说人们通过观测天象、物象等变化的个体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的总结都离不开对物候与气候的观察与认识，所以著者在天气预报发展史的后一章内容中，补充阐述了物候学与气候学的发展历程，增强了该著的逻辑性。

摘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研教双优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经过几年实践，形成了鲜明特点。即宽口径、厚基础的模块化课程设置，师为导、生为主的研讨式课堂教学，重艺术、强技能的课堂延伸和实践教学。学生的研究、教学能力普遍得到了提高。

关键词：研教双优；人才培养模式

2008年我校历史学科在教育部人文基础学科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的基础上，再获教育部、财政部批准，立项建设“研教双优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9年，历史学又获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这既是对我院本科质量工程建设的肯定，又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围绕着如何将学生打造为擅教善研、专精复合的“研教双优型”历史教师，实验区立项建设以来，大胆探索，在课程设置、课堂建设、课堂延伸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基本形成了宽口径、厚基础的模块化课程设置，以师为导、生为主的研讨式课堂教学模式以及重艺术、强技能的课堂延伸和教育实习体系。

一、宽口径、厚基础：模块化的课程设置

我校历史学门类由历史教育、基地班、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三个专业构成，以历史教育专业学生为主，全部为免费师范生。三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均由三大模块构成，即通识类、专业必修类、专业选修类。通识类课程除马克思主义、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数据库等基础课外，还规定学生必须自主选修理科类、艺术类课程，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与艺术素质。专业必修类包括历史学专业基础课和教师教育课程，前者主要有中国通史（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纪史、近代史、现当代史）、中国历史文选、历史科学概论等。教师教育课程除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科教学论外，我们还特意设置了教师口语、教师书法、现代教育技术、历史教学技能训练等课程，使学生掌握必备的技能与艺术。专业选修类则结合本院教师研究状况，开设各种课程多达105门。这类课程旨在加深、拓宽学生已有历史知识，注重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在三大模块中，历史教育专业更加重视基础课程，学分分布依次为47、67、34，共计148学分，学分分布比例分别为32.9%、44.7%和22.4%。基地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更为宽阔的视野和较强的研究能力，其中，通识课、选修课的学分达到47和48，在总学分中的比例分别为34.8%和35.6%。相比之下，专业基础课的学分及比例分别为40和29.6%。

为强化基础教学，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大力加强精品课程建设。近年来，我们围绕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申报国家级精品课程，先后获得“中国近代史”、“中国历史文选”、“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古代史”等四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并由知名教授领衔组成强大的师资队伍。如中国近代史教学团队由马敏、朱英、刘伟、彭南生等教授加盟，中国历史文选以周国林、刘韶军、董恩林、张固也等教授为主体组织教学力量。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教学团队、课程群、网络教学资源、教学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终于在2010年获国家级精品课程立项建设。截至目前，中国近代史国家级精品课程已通过专家验收，并被评定为优秀，其他精品课程建设扎实向前推进。除此之外，我院还有世界近代史等省级精品课程。

二是开发具有本校特点的系列化教材，在课堂教学中深受学生欢迎。近几年来，我们先后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化概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纪卷）》、《世界通史（近代史）》、《世界通史（现代卷）》、《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文化学》等系列教材。这些教材不仅深受学生欢迎，而且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些教材被多所大学采用，如周国林主编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文选》，在“选目的新颖性”、“解题的立意”、“编排格式的讲究”、“适当的图文配合”以及“附录的采用”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章开沅、朱英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2009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该教材邀请了国内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师大、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大、郑州大学等多位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参与编写。不仅突破了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分界线，将1840－1949年间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而且多有创新，如“注意历史新知识的增补、传授，也注意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的介绍，史实的叙述尽是精练，减少篇幅，学术研究的介绍则加大篇幅，不仅向学生讲授什么是近代史，同时也引导学生学习怎样认识近代史。”同时，每章正文后“列本章小结、学术综述、参考书目和思考题，目的是开阔学生视野，促使学生将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有机结合，激发学生的思考与研究兴趣。”该教材出版后，深受授课教师和学生的喜爱，“是反映史学发展趋势和适合阅读对象的成功之作”，已陆续被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历史专业作为教材使用。

三是坚持教授授课制。我院现有教授38人，是教师队伍的主体，他们教学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厚，教学艺术高超，课堂深受学生的欢迎。但教授们课题多，科研压力大，加之时下科研工作的量化考核机制，使得教授们给本科生上课的积极性不高。为了鼓励教授上本科讲台，我们将教学与科研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聘任制下，如果教授的本科生教学工作不达到一定的课时，将会影响其下一轮聘任，在年度考核中，如果教授没有本科生教学课时工作量，则教学考核为不合格，进而影响其绩效工资。这样的制度设计旨在确保每位教授每一学年至少为本科生开设一门课程。

[摘要]科学技术史不是单一学科的历史，它不仅是一部综合的历史，而且是科学历程的历史。科学技术史从哲学方面来说是做事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从人文方面来说则是科学精神对人生观的影响和科学家留给后人的学术成果。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关键词]科学发展 哲学 意义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113-01

科学史研究是描述和记录各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还揭示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在面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的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一、科学技术史使人的世界观改变并让人们形成新的思维方式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科学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就是对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马克思很早就说过，科学进入人们的生活，它比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形式更为有效影响和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

回望人类思想的每一次变革，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的改变总是影响着人们世界观的改变和新的开拓性思维方式的形成。具体表现大致有如下几方面：（1）科学术语到处被运用；（2）科学方法被广泛使用；（3）科学理论到处被引证；（4）大科学家被人们爱戴。

从科学史与方法论的关系上来说，首先我们看到：每一部科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史；再者，科学的不断发展促使着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逐渐融为一体。研究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很好地开拓世界观的改变和开拓性思维方法的形成，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摘要：从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入手，简要论述了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问题，以及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几种不同的取向。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历史科学 内史 外史

广义的历史是所有人的生活历程。科学探索和技术创造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产生，才使人类的生活和其它动物的生活产生了质的区别。技术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变化轨迹；科学的历史同人类精神、思想和世界观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技术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较晚。但是，由于科学理性的巨大力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前进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史、社会发展史别引人注目的内容。

1　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

科学技术史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描述的是科学和技术从生产到发展的史实，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历史。它是历史学领域中发展较晚、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接壤位置的边缘学科。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SONTON.1884-1956）曾经指出，历史学发展中最早的领域是政治史、军事史，以后才是经济史，最后才是文化史。在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宗教史是最早出现的，然后是艺术史，出现最晚的则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出现这样的研究顺序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系统的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近代科学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17世纪。在这之前，历史的其他分支早已有人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了。经过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技术机械化、19世纪欧美国家实现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理论化之后，从经济在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带动下获得飞速发展的史实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对科学技术历史的考察，才明确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又经历了为世纪社会实践的检验，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日益发挥了关键能动的作用。正是这种日渐深化的认识，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置于它应有的位置。

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科学史于门外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历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其实，历史学研究的深人，要求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战争、政治和帝王将相的范围内跳出去，向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延伸，把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也包括进去。这种新的历史观就必然会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然，科学史的发展也是其中。科学史的发展不仅从内容上是对历史学的重要补充，而且它将人们的历史观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动作用等更广阔的领域。

第二，研究内容的差异。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史家常需阅读的是一些科学著作，这些科学著作则往往专业语言很强，对于多数只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过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难看懂。这样一代传一代，造成一些历史学家对科学史越来越生疏。

摘 要：石油类高校越来越重视在专业教育中渗透石油科技史教育。作为一门文理交叉学科，石油科技史课程的开设在国际化石油人才培养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有助于把人文精神融入石油专业教育；有助于形成“纵向认识”，总结科学研究方法，激发创新精神；有助于增强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认识科技与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石油科技史；科学与人文；创新精神

中图分类号：N09，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5-0046-02

作为科学技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石油科学技术史是石油类高校根据行业特色所开设的具有针对性的课程，主要研究石油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揭示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预示未来石油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等内容。随着国家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石油类高校尝试在专业教育中渗透石油科技史的教育，并逐渐在大学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中开设石油科技史课程，帮助学生在学习和今后的工作中打破专业的局限，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工作。这些尝试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肯定。具体来说，石油科技史教育在石油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有助于增强爱国主义精神

一方面，通过了解中国的油气开采技术曾创造出领先世界的光辉成就，教育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具有非常辉煌的历史，石油科技史也不例外。我国曾是世界上发现和利用石油、天然气最早的国家之一。自秦汉时期起，我国的劳动人民就开始采集、利用石油和天然气。以钻井技术为例，西汉时期 “世界第一井”――邛崃火井是世界公认的开发天然气的第一口井。进入宋代庆历年间，四川的少数民族发明了卓筒井，其“冲击式顿钻凿井法”领先美国750余年，开创人类机械钻井的先河，是世界钻井之父。中国早在明代正德年间就在乐山打出了第一口油井，而在300年后的1859年，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洲的第一口工业化油井――德雷克井才开始开凿生产石油。通过古代石油科技史的讲授，让学生了解到我国的油气井开发技术曾经独步全球，必然会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忱。

另一方面，系统讲述在中国近现代石油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中，石油科技人才历经艰辛和曲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帮助学生建立专业热情，继承和发扬热爱祖国的传统。油气资源开发无疑是个艰苦的行业，然而，石油科技史上翁文灏、李四光、孙越崎、黄汲清等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在国外完成学业后，放弃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回国献身石油事业，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做出了表率；解放后，为了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中国石油工人和科技人员发扬“为国分忧，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教学实践表明，石油院校的学子们正是受到这些石油事业先辈们的鼓舞，才有今天“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响亮口号，真正体现出“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后化石能源时代”的今天，油气的需要不断增长。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对外能源依赖越来越大。面对这一挑战，在石油类高校中进行石油科技发展史的教育将会激励学生把爱国主义热忱转化到实际的专业课学习和将来的工作中去，依靠以石油地质为中心的一系列相关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采收率，减缓油气资源的枯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