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论文范文精选

一、经济刺激政策需要更好的金融服务相配合

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以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政策[1]，包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2]，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等。这些政策能否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保障程度。

1.在扩大内需方面，为拉动农民消费需求，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家电下乡”、“微型客车下乡”的推行力度，并希望通过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合作建立区域性农村商品采购联盟、加快发展农资连锁经营、推行农资信用销售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资料、机具设备和农民日用消费品市场。显然，在实施上述措施的过程中，从生产厂家、批发和零售企业到最终消费者，都需要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托收承兑、结算等方面的服务。在城市，住房和汽车无疑是重量级消费品、房地产贷款、汽车金融是连通生产和消费环节必不可少的链条。目前正在推行的家用电器消费信贷，也对促进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

2.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推动自主创新，促进技术升级，积极发展和推广环保技术和新能源技术，是节能减排、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主要手段。最近中央制定了十大重点产业振兴规划，振兴措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通过支持大型企业集团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淘汰部分落后产能和老旧技术，实现较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专业化分工。而上述一系列举措，如果没有巨额资金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

3.在扩大投资保增长方面，更是需要金融的配合。在4万亿投资计划中，中央财政出资1.18万亿，其余近3万亿需要地方和社会出资配套。据有关方面测算，今明两年需地方配套1.12万亿元。按2008年四季度水平估算，各级地方政府有能力承担的配套资金总计6200亿元，资金缺口达5千亿。如果考虑到各地合计20万亿左右的投资计划，需要从金融市场筹措的资金量更加庞大。

4.在促进就业方面，由于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远远大于大中型企业，因此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确保其资金流动顺畅，理应成为落实刺激经济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大幅下挫，制造业出现生产过剩，经济明显减速。在这一背景下，宏观政策对金融体系的要求有着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是要求金融体系快速传导货币政策，实现政策意图，使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后释放出来的流动性能够有效进入实体经济，货币信贷能够合理平稳增长，满足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大量资金需求。

一、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型构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在逐步认识到金融中心对区域金融发展重要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我国各区域经济中心分别就金融中心的建立与辐射展开论证。例如上海、北京、大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等都在争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由于定位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有限而宝贵的金融资源。基于这一现状，对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析论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斟酌筛选和模型分析给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层次和必要条件。

(一)城市的初步筛选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方面尤为明显。因此，通过一些重要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合理的排除一些条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区，进而甄别出合乎条件的城市，通过模型的进一步检验，最后确立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理论界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国只能出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辅之以若干区域金融中心。根据经济和金融的相关指标比较，有理由排除中部和西部的绝大多数城市，尽可能地在东部寻找国际金融中心。在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和区域涵盖面的情况下，选取了东部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大连、青岛，中部的武汉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十个城市作为备选选项。

(二)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

里德(H.C.Reed)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潜力理论，不同于以往静态区域金融聚集力或区域金融竞争力分析。该理论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图1)。本文基于里德理论，通过分析经济、资金、基础设施和软实力等都可能导致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量化研究城市是否具备金融中心成长潜力，这一潜力将导致哪一级的金融中心成形。

根据图1，我们将金融中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国内部的金融中心，包含地区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三个范畴，其影响范围逐步从地区扩展到全国；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为邻近国家和政治“领地”；第三个层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已扩展至全世界。三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有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区域辐射力等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上，从而使各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数量呈“倒金字塔”形状，即第一层数量较多，第二层数量居中，第三层数量极少。

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必须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软实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着力点。因此，本文根据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选取了四组54个指标，构建备选城市的经济实力(EP)、资金实力(CP)、基础设施水平(IL)和软实力(SP)等四要素结合的国际金融中心潜力值模型(TFP模型，由孙剑在《中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划分与构建模式》中构建)，如下所示：

摘要：本文采用动态产业集群模型与方法以及经济学原理，通过对金融中心和金融服务产业的研究与分析，说明金融服务集群的经济动因,以及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动态特征，从而为研究国际金融中心(IFCs)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部门分布特征和金融产业政策奠定基础，同时展望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及其未来发展战略。

关键字：金融服务，金融中心，产业集群

1.引言

金融服务产业总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etal,2001)。Patterson(1913)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随后Smith(1929)阐述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历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据亚洲各个金融发达城市历年来的金融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别分析(SMDA)方法,动态比较和分析亚洲金融格局,从而明确了东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国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过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和金融部门的数目，表明各个金融中心的集群发展过程。至今，纽约、伦敦和东京依然处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Edwards(1998)在经济学家杂志上首次将三个城市称之为”资本之都”(CapitalsofCapital)。

根据Kingderberg(1974)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Kingderberg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

O’Brien(1992),Portus(1996),Gehrig(1998)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O’Brien与Portus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IFCs的金融活动包括(Kaufman,2000)：(1)外汇交易(FOREX)，如现金业务，掉期和交换业务等；(2)全球性的股票、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如期权、期货交易活动；(3)货币管理、支付、清算、收购与兼并、保险理赔等。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中心的层次结构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将纽约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用以区别于其他的地区金融中心。他认为香港、新加坡、巴拿马等地区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服务的顾客，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相当稳定安全.这些外资银行往往来自于国际金融中心。Sassen(1999)则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处理来自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和政府的复杂的资本流动和运作，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和全球管理，而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仅仅是管理资本流动或发行债券的窗口,国内发行债券或上市，均有国际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机构(如JPMorgan,DeutcheBank等)参与发行和购买，因为地区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地区性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有利于获取信息，减少交易成本.Poon(2003)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1980年的资本市场分为三个层次，1990年资本市场分为四分层次，而1998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划分为7个层次，其中纽约伦敦占据第一层的位置，东京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法兰克福同属于第二层，中国台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层。由于新兴国家的开放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他认为，局部信息与时区不同都是金融市场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业务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国际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个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资产。伦敦纽约东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机构管理资产以及58%的全球外汇市场(Sassen,1999)。McGaheyetal(1990)认为国内外金融服务竞争主要源于金融服务机构和产品的集中，及其国际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集中与全球化决定了金融服务机构在其他的国家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时，必须考虑地区成本与优势，优秀的金融人才，先进的通信与信息技术，以及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与全球化的观点并不能对新兴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释。

[摘要]近年来，世界和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使人们对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担忧与日俱增。本文通过分析国际收支失衡、资本市场失衡以及借贷市场失衡这三种形式的金融危机以及典型历史案例并结合中国现状论证了中国目前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关键词]金融危机风险泡沫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出现了较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是产生了通货膨胀现象，2008前三个月，CPI指数分别达到了7.1%、8.7%和8.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尤为剧烈，08年一季度食品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1%，并且市场对价格上涨的预期仍然很强烈，其次是中国股市发生了剧烈了震动，自07年10月创下新高以来到08年4月22日跌破3000点，上证综合指数累计跌幅达已超过50%。第三，从较为长期的角度看，由于人民币汇率存被低估，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导致外汇占款过多，国民经济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大量的资金进入股市、房市，造成泡沫，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第四，美国的次级债问题实际上已经把美国的信用风险分散到了全球，中国也不能例外。综合以上原因，人们对于我国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担忧与日俱增，一些学者和专家甚至指出，中国爆发金融危机已不可避免。

所谓金融危机，是指资产价格急剧下跌与许多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破产为特征的金融市场的大动荡。在世界有几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一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即所谓大萧条时期；二是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的暴跌波及全球；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包括阿根廷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尤其著名的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这些历史上著名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金融体系运行状况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判断中国是否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一般来说，金融市场爆发危机是由经济体系失衡引起的，具体来说，分为国际收支失衡、资本市场失衡和借贷市场失衡。下面笔者就来就来具体分析这几种情况，并结合历史上金融危机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来判断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一、国际收支失衡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大都发端于此。一般来说，由国际收支失衡引起的金融危机的国家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汇率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往往出现了经济不景气，政治动荡等现象，继而国民对本国货币失去信心，对美元等外币需求上升，央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必须抛出大量外汇收回本币，但是随着负面消息继续出现，货币当局最终无法捍卫固定汇率，宣布货币贬值，导致本国货币崩溃。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泰国的情况为例，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泰铢一直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主要盯住美元，随着泰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降低与经常项目赤字的持续上升，泰铢被高估，泰国央行被迫发出大量外汇维持固定汇率，到1996年下半年，泰国金融市场就出现了挤提风潮事件，1997年2月，国际游资又大规模抛售泰铢，1997年7月2日，泰国放弃已实行十多年的联系汇率制度，当日即贬值19%，8月，泰国政府宣布暂时关闭16家金融机构，还宣布境内外泰铢实行统一汇率，从而引发了市场的恐慌，再度掀起抛售泰铢的狂潮，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和泰国一样，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汇率也急剧下跌。那么中国会不会因为国际收支失衡而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呢?应该说不会。首先，中国自从实行汇率改革以来，就已经不再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虽然由于央行的干预，人民币汇率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但是，与东南亚国家的情况相反，人民币汇率不是被高估，而是被低估了，从2005年7月21日至2007年4月30日，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超过13%，并且还有升值的预期，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贬值预期。其次，中央银行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由01年的2000多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16000多亿美元，储备规模居世界第一。有了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就可以有效抵御国际炒家的投机，避免外汇市场发生剧烈动荡。所以，我国因为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二、资本市场失衡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的检验。

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在阐述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据此提出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变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加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蔓延,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因此,笔者在阐述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据此提出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传染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纵观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从1636-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一直到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力度都在不断加深,对世界经济的危害日益严重。尤其在目前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市场也呈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因此,金融危机很容易由一国传染到另一国,而且还会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金融危机传染”。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涉及金融系统、投资和消费、实体经济部门、社会信用等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是一种多方面的综合效应。总结分析历次金融危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传染机制。

(一)贸易传染机制

贸易传染机制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贸易,恶化另一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基础运行状况。贸易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得以实现的,即一国发生危机通常会造成货币贬值,这既增强了对直接或间接贸易国家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又使得国内经济(国民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减少了国外的进口。具体可分为“贸易伙伴型传染”与“竞争对手型传染”两种。前者是指货币贬值使得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使得其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情况恶化,产生金融危机。后者是指使得与其有着共同出口市场或共同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国的产品竞争力相对减弱,引发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其贸易竞争国的货币会竞相贬值,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和加剧。

(二)金融传染机制

一、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师与学生的英语水平优待提高。在中国这样缺乏外语语言环境的背景下，双语教学对学生和教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格的双语教师不但要有扎实的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而且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我国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师大都是专业课教师，这一类教师对于学科体系、基本框架以及专业理论十分娴熟，但英文水平普遍不高，除了少数留学人员外，大部分教师不能够用流利的英文来授课。《国际金融》课程内容相对较难，加上英文授课，如果教师无法用准确流利的英文讲授，则会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难，影响后期金融专业知识的学习，从而失去了双语教学的意义。甚至有些专业教师往往最后把双语教学变成了中文教学，导致双语教学名存实亡。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也是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之一。从大学英语教学效果来看,英语课堂大多数气氛比较沉闷,台上教师唱独角戏，课后一旦脱离课本,除了会最基本的单词表述外,多半是无从下“口”,更谈不上口语表达的多样化。因此，薄弱的英语水平给双语教学的顺利实现带来了困难。

2.教学内容无从取舍。国际金融是一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的课程，内容既包括理论，又涵盖实务；既有微观问题，又有宏观问题；既有自己独特的专门领域，又有与其他经济学科相关的交叉领域。其内容涉及到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汇率问题、国民收入、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等。同时国际金融又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边缘性学科，要学习国际金融学，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学、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的基础。正是由于其内容丰富复杂，在国外大学，管理学院与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的内容是不同的，前者注重国际金融实务，而后者则注重国际金融理论和国际贸易。而我国出版教材中内容既包括国际金融理论又包括国际金融实务，教材内容过多，所以中西版本的教材内容存在差异。如今，许多高校采用了双语教学，这就意味着学校将引进外国原版教材，而对于原本已经习惯了中国教材的教师来讲，同一门课程中外不同的教学内容，使得教师在授课内容方面不知如何取舍。

3.教材内容与中国国情脱轨。双语教学应该选择原版教材，没有原版教材的双语教学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美国原版教材更新快、版本多，能够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最新的“原汁原味”的专业知识。然而，原版教材内容过于“美国化”，几乎与中国国情脱节。以丹尼斯.R.阿普尔亚德的《国际金融》教材为例，其中的金融资料、案例大多只涉及美国，只有在汇率部分提到了中国。中国学生对于美国的金融环境、背景都不了解，造成教材过于“美国化”，忽略了中国的涉外金融业务和理论的分析，从而与中国国情脱节。

4.双语教学方式过于单一。在过去的双语教学过程中，往往是“满堂灌”的方式，这种教学方式的弊端就是教师快速讲解，信息量大，知识点辨识程度低。《国际金融》的课程内容逻辑性强，开设双语教学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运用英语来交流、分析、讨论金融问题。而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忽略了学生的参与性，与双语教学目的相悖。

二、解决双语教学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双语教学师资的建设。作为国际金融双语教学的教师，其英语水平的高低是能否顺利推进双语教学的基础。首先，教师自身课后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相关专业英语知识，勤加练习。其次，学校可以组织从教师参加英语培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教师出国学习与交流，或者引进外籍教师来从事双语教学的工作。此外，学校应组织对双语课程的教学进行严格的检查与监督，促进双语教学目标的实现。

2.增加学生的专业英语课程。双语教学对于学生的英文水平要求相对较高，许多学生在接触到双语教学时感到难度大，其原因在于前期的金融专业英语课程没有到位，有些学校甚至没有开设专业英语课程，使得学生在从中文教学一下子过渡到双语教学的过程中无所适从。因此，笔者认为在开设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之前，应该安排学生学习金融专业英语，为双语教学打好基础。

内容摘要近几十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己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资本来源和获取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开始推行积极的引资政策，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进入，并在1993年成为引进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到了2002年，中国则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我国。我国政府积极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最终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外资的大量流入使得外商投资的技术投入通过多种渠道溢出到我国经济中，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

资本作为国际要素流动的重要方式，将对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产生长远影响。从中国经济的实现背景来看，经济开放对我国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外商投资作用举足轻重，而技术进步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广义而言，技术进步既可以依赖于自身研究、开发，也可以借助于对外界的模仿、吸收、消化和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外资在东道国的经济促进力。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外溢金融业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最大受益者，利用外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

随着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时代的到来，跨国银行的进入和发展这一趋势将会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强化。面对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完全采用限制、抵制的措施是不可取的，它不仅违背了市场竞争规律，同时也必将为国际社会所诟病，加剧国际摩擦。为实现既减少摩擦，充分发挥跨国银行进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又保护本国银行业这一看似矛盾的目标，政策组合和互补已成为重中之重，而只有充分掌握跨国银行进入我国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才能对症下药，寻得良方。

二、FDI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金融中心评估指标比较分析约束条件

论文摘要：建立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首先简述国际金融中心指标评估方法，然后通过比较上海与北京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的现状，探讨上海竞争成为国内金融中心的优劣势。最后，文章总结了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约束条件。

一、前言

国际竞争的根本，在于对国际金融主导权的竞争，在于对全球资本的控制权、支配权的争夺。拥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一个大国的长远发展和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上海作为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首选目标，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其框架雏形已经基本形成。上海通过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的建设和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进入跨越性发展的时期，即中国金融中心、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建设同步进行。但是，上海同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可以用评估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进行考量。一个城市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是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通过国内城市在建设金融中心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的比较，可以找出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不足之处。另外，研究世界成熟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因，比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成熟金融中心在各个方面的差距，将有助于找到影响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制约，从而制定出应对措施，以更好地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二、金融中心的评估指标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金融中心是这个国家金融交易最密集的城市。然而，对于交易的种类、交易的范围大小、金融机构的特点，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总的来说，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能称为金融中心，主要需要考察以下三个方面。

1．流动性。流动性是金融中心信誉的保证，高流动性可以使金融中介以低成本迅速地完成大量的大额定单，并且使价格的波动风险最小化。所以，资本是否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也决定了该国家是否能吸引大量的投资者。一个城市经济的自由度和该城市中金融中介的成熟程度决定了在城市中参与投资交易的资本的流动性。流动性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资本流动的约束越少，资本流动的渠道越多，代表资本的金融工具就越能被人接受，资本的变现能力就越强。决定资本流动性的因素包括个人的选择、意愿交换、竞争自由度、对个人和财产的保护、信贷市场的管制和对外贸易的自由度等。

2．收益性。资本的收益性可以从降低成本以及提高收益率两方面来进行考量。所以，资本的规模和交易成本可以用来衡量资本的收益性。金融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不同的金融产品可以具有共同的成本。另外，如果有大量的卖者在同一地点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那么买者的搜寻成本将会大大地降低。具体来说，反映金融中心交易规模的指标可以包括：金融中心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金融中心国内上市公司数量。对于金融机构以及企业来说，在他们的总成本中，决策成本是主要成本，因此，公司总部往往会设立在决策经营成本最小的某个经济或金融中心。那么，包括外国银行的数量、外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就可以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投资交易成本的指标。

摘要：本文重点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转型的路径，在“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下，并根据中国金融的发展历程，将金融转型的路径划分为：初级发展阶段（起步期、发展期和调整期）、进化发展阶段（危机期、后危机期和完善期）和高级发展阶段（参与期、共同期和直接期）。

关键词：中国金融国际金融转型路径

中国金融改革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程，这一历程伴随着金融转型的过程。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的问题，而中国经济则面临着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这些变化已经并正在对中国金融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从金融领域来看，全球银行业发生着深刻变化，监管机构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为此，中国金融业不仅要关注宏观经济的新形势，而且还要适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银行业监管变革和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创新和整合。中国必须抓住全球金融转型的机遇，直面自身一系列瓶颈性难题，坚决踏上金融转型之路，以期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将重点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转型的路径，在“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下，并根据中国金融的发展历程，将金融转型的路径划分为：初级发展阶段（起步期发展期调整期）进化发展阶段（危机期后危机期完善期）高级发展阶段（参与期共同期直接期）。

一、中国金融转型初级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初级发展阶段（从1978年至2007年）：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扩张运行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的国民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又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源的投入来支撑，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社会保障不健全，城乡两元结构的矛盾加剧，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利用缺乏可持续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等。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经济总量呈现加速扩张态势，但充分凸显了“三大”：经济规模大，成本压力大，产能过大；三低：低端，低价，低利润。

从金融领域来看，这一阶段金融转型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充满了曲折与争议。总体而言，中国金融业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金融业已上升为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并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改革，适应了经济高速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要。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起步期发展期调整期。

1978年至1984年，是我国金融体系和结构开始了制度调整的起步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体系和结构出现了变化，最主要表现在实行金融机构多元化，打破传统制度一统天下的组织结构，建立了二级银行制度的框架。显著特点是金融制度变革的发生时期，新机构和旧机制并存，机构是新的，但制度安排的运行机制基本上是旧机制起支配作用。

1985年至1996年，是我国金融体系走向市场化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基本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为金融市场建立了初步框架。显著特点是金融宏观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从单一的行政型调控向运用经济手段转变。资金管理从统存统贷转变为差额包干的基础上，继而推进到差额控制和实存实贷，由指标管理过渡到资金管理；金融调控也从单一的行政手段直接调控向市场化运作机制调整，从开始的控制贷款规模，逐步启用中央银行的三大政策工具，发展到以比例管理彻底取代贷款规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