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象范文精选

要想探讨现象学方法在胡塞尔、舍勒和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共通性，对本质直观的分析显然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因为本质直观一般被公认为现象学方法的第一共同内涵。反之，要想把握现象学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现象学研究领域在这三位哲学家那里的差异性，那么对反思问题的关注将是一个可能的切入点。

在欧洲哲学的传统中，尤其自笛卡尔以降，反思，即哲学的反思性始终是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笛卡尔从外感知向内感知的回溯，康德对知识如何可能问题的追问，都是希望通过哲学的反思来把握原本的确然性。尽管后期的英国经验主义重又强调对感觉与反省的先后次序之划分，尽管黑格尔否认反思是达到永恒或真理的唯一途径，但反思在近现代哲学中的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反思在康德之后基本上已经被看作是划分科学与哲学的界石。

较之于舍勒和海德格尔，胡塞尔距离传统的位置更近。这一点也表现在：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中，反思自始至终是现象学思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无论是在前期的《逻辑研究》和《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中，还是在后期的《笛卡尔沉思》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胡塞尔的现象学描述分析都是在反思中进行的。甚至可以说，反思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最显著特征。现象学之所以为现象学，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的、非哲学的观点，正是因为它不是直向的思维行为，而是一种反思的活动。我们只需引用些许胡塞尔的原文便足以证明这个对大多数现象学研究者来说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所有困难的根源都在于现象学分析所要求的那种反自然的直观方向和思维方向。我们不是去进行那些杂多的、相互交迭的意识行为……而是要进行“反思”，即：使这些意识行为本身和其内在的意义内涵成为对象。

现象学描述是在对个体意指和种类意指之体验的反思中进行的。

只要意向性还没有通过反思而被揭示并且因此而本身成为课题，它就是隐蔽的。

现象学要求最完善的无前提性并且要求对自身具有绝对反思性的明察。它的本已本质是最完善的明晰性，从而也是关于它的方法原则的最完善的明晰性。

纯粹现象学是关于纯粹意识的科学。这说明，它仅仅来源于纯粹“反思”。

摘要：中国古代及现代文法与文化中，模式数字有很多。它由口头文学发端，进而融入笔头文学，到了现代又逐渐式微，有一个由隐而显，再由显而隐的完整的发展过程，在我国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关键词：模式数字 文化和文法

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很多自然科学及经济的规律和现象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进行解释，那么文化和文法之中有没有一些数学的规律与现象呢？

美国人类学家查・威尼克就定义了一种模式数字，也称“巫术数目”或“神秘数目”，指“在特定文化中出现于不同场合的数字”，“习惯上或格调上一再重复，用来代表礼仪、歌谣、舞蹈模式的数字”。

在中国古代及现代文法与文化中，模式数字有很多，本文主要就此在文化和文法上的现象做一个粗浅的探索。

一、主要的模式数字

十以内以及百十千等数字在我国都多少有模式数字的功用，我们重点谈一下二和三。

“二”是一个重要的模式数字。二进制是数学上除了十进制以外的一种重要的运算体制，也是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算数基理。这种进制在我国古代文化中也是很有影响的。如体现东方智慧与思想魅力的我国古代著作《易经》就是以二进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其他的诸子百家著作中有关阴阳思想及朴素辩证法的探讨也应是二进制的一个渊源。

现象学由德国犹太裔哲学家胡塞尔创立，它是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一大体系。1929年初，中国学者杨人梗在《民铎》杂志发表了《现象学概论》一文，正式谈及胡塞尔的现象学，此后张东荪与贺麟也先后论及，后罗克汀和李幼蒸又重新提及，因而这一批评方法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此，笔者拟对现象学分析法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运用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现象学是一种描写物自体的方法，是一种描写呈现在摆脱了一切概念的先天结构的旁观者的纯朴眼光下的物自体与世界的方法，事实上，它就是用直接的直觉去掌握事物的结构和本质。”[1](P56)罗曼·茵加登和米·杜夫海纳是现象学美学的杰出代表，从他们所倡导的现象学分析法的基本内涵来看，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特征:本质直观。在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中，我们通常是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西方哲学则是从普遍的观点出发，或者通过一套完整的、已有的理论来分析具体的作品。现象学则认为，要进行具体的作品研究，首先应直接面对事物本身，将先前已有的概念、定义用括号括起来，以避免在研究中受到固定思维的影响。现象学分析法就是要从芜杂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利用一张白纸的优势进行研究。当主体和客体都摆脱了固定思维的制约，我们就能直观出事物的本质。例如，研究一部小说，在开始研究之前，我们必须把目光着眼于小说内容本身，包括小说的语言、结构、作者在创作时的心境、作者计划传达的思想和文章的风格，等等，在此之前所有关于小说的定论都必须被放在研究者的思想之外。也就是说，现象学分析法强调的是理论之外的作品本身。

对此，波兰美学家罗曼·茵加登“将作品是对外在世界的反映还是对主观世界的表现问题‘悬置’起来，直接从作品本身出发，强调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地位”[2](P384)，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现象学美学和文学理论。还原本体。本体是使某事物成为其主体的关键性的东西。现象学认为，我们直观艺术作品，不是去获得它的特殊的东西，而是要获得适用于一切作品的普遍性的东西，也就是得到艺术作品的本质，“面对审美对象的人超越自己的特殊性，走向人类的普遍性”[3](P96)。茵加登在进行现象学分析时，广泛将现象学还原法运用到美学研究上，对呈现在意识的“本质直观”中的艺术作品本身进行详细的分析。经过现象学还原之后，残余的内容就具有了审美直观的性质。意向性活动。现象学基本上放弃了对美本身的探求，而把审美经验、对艺术作品的阐述、对艺术作品的接受放在了更为核心的地位。它不是对美本身进行探索，而是研究人类如何审美。杜夫海纳曾指出，艺术作品只有当它被读者体验时才能变成审美第33卷第2期吴福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现象学研究对象，艺术的审美性质只存在于读者对艺术作品的体验之中，离开了读者，艺术审美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他将作品分为两部分: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而审美经验则从属于审美对象。审美经验是“纯粹意识”、“本质直观”、“意向性的意识”，它的建立不具有任何功利性，它本身就是现象学的，是纯粹的感性，换言之，也就是一种意向性的活动。

二、由于罗曼·茵加登在他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仅以文学来考察作为艺术的文学作品，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从茵加登的现象学分析方法开始。茵加登把作品分为四个层次，即字音层、意义单位、图式化方面、被再现客体。下面我们就结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逐层进行分析。文学作品的第一个层次是声音。在文学作品中，声音发出方式的不同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不同形式，当这些声音形成一个固定的、典型的声音结构时，就成为文学作品。例如《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篇: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诗中有十个由五字组成的短句，每十字末有“柳”、“牖”、“手”、“守”等字押相同的韵，构成了古诗特有的韵律和节奏，诗中一连使用十二个叠字，六个形容性叠词。从语言的角度上看，这只是些普通的声音，本身不具备表现生活的能力，但许多声音个体组成一个固定的形式时，便具备了文学的表现力。作为一种特定的声音结构来说，只是具体语境的一部分，而在各个具体化的例子中，又保持了同一性。文学作品的声音结构确定了文学艺术作品的第二个层次，即作品的意义。

意义的本质一方面在于认识到声音组合不能还原为组成它的声音，因为它是由不可还原的新东西组成的。另一方面，声音的节奏、韵律和高低具有审美价值。凭着这种经验一方面构成了艺术作品，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审美客体。在文学作品中，每个字都有其自身的意义，如上文中的“草”、“柳”、“人”、“手”等，其意义本来是很宽泛的，像“草”，本身就有青草、枯草、田中草、路边草，等等，但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它又有了特殊的含义，在文中因为有了“河畔”两个字音的组合，才让人明白其是生长在河边的草。同样，“人”也是很泛的概念，从形象上看有高矮之分，从性别上看有男女之分，从情感上看有恋人、仇人，等等，只有与具体的环境结合之后，人们才能弄清主人公的真正身份。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作品的意义层实际上是由字音层所决定的，字音层是决定作品其他方面的一个基础环节。弄清了作品的意义，人们对于文中所出现的被再现客体就一目了然了，毫无疑问，文中出现的客体有:草、柳、楼上女、窗牖、红粉妆、素手、倡家女、荡子妇、床，等等，这是被再现客体的个体化。然而，全诗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这些形象化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些客体组合所表现出来的深刻内涵:青草生长在河畔，随着河水到了遥远的地方，这遥远之思都被那郁郁葱葱的园中柳色深锁，从而营造出一种宁静祥和的意境。

文中的色彩是画龙点睛之笔，青是冷色的，红色则是温暖的象征，又暗含着一种热闹的意象。冷色与暖色的交替出现，是为了体现一种寂寞中的和谐，和谐中的寂寞，而这正是作品所要体现的内涵。由于“文学作品中的被再现客体都是以图式化方面出现的”[4](P282)，所以我们在分析被再现客体时必须借助于图式化的力量。茵加登现象学认为，客体总是大于图式化方面，而且，图式化方面落实到具体的意象时，总是让客体显出许多空白和不定点。它使整个古代文学作品富于含蓄蕴藉的特征，同时使我们在解读古代文学作品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想象思维。

摘要因“墙”有着秩序和规范的象征，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男女隔墙相恋、逾墙而从的情节，往往成为突破封建礼制、追求自由爱情的行为象征；这种具象之“墙”以外的“心墙”意象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更多，如鲁迅、张爱玲和钱钟书的作品中都有突出体现。

关键词墙；意象；心墙

一、“墙”意象的生成

墙是房屋界域的标志，这是墙作为建筑的一部分的本来自然属性。墙的存在象征着人与外界的隔离。在儒家伦理文化中，“墙”又是秩序和规范的象征，象征着男女之别、男女之防、男女之隔，这时的“墙”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文化功能。

由于“墙”有着秩序和规范性象征，“跳墙”就被蒙上了一层伦理色彩，成为具有贬抑含义的词语。《孟子·滕文公下》谴责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行为，其结果是“父母国人皆贱之”。在孟子那里，“墙”则被赋予体现男女之防之伦理秩序的文化内涵。“钻穴逾墙”是悖越礼制的大逆不道行为。

在中国文学场景中，男女爱情尤其是男女私情往往与“墙”或“跳墙”联系在一起。不得其允的青年男女，一旦两情相悦，常常会通过“跳墙”的方式来完成男女二人的“相见欢”。《诗·郑风·将仲子》中就有“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的记载。战国时宋国的美男子宋玉，在其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中，提到东家之女子“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汉语成语“偷香窃玉”讲述的是晋代美男子韩寿的“跳墙”故事(事出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第三十五》)。该故事生动地再现了“垣墙重密，门阁急峻”情形下两个有情男女逾礼幽会的细节。同时，由于这个故事的存在，后人就把“偷香窃玉”当做男子通过不合礼法的方式得到心上女子的代称。“跳墙”也成了“突破礼法”、“逾越规范”的代称，富含文化和伦理意义。

“墙”的这种特定文化内涵在唐诗和宋词中也有反映。唐代的王维、李白、李商隐、元稹都在自己的诗作中使用过这种积淀了特殊文化意蕴的“墙”及其相关意象。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曰：“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虽然作者声称写作的目的是“止淫奔”，但事实上，这种“墙头马上”的故事仍是“窃玉偷香”的别种“逾墙”演绎。李白有《效古》“自古有秀色，西施与东邻”，王维有《杂诗》“王昌是东舍，宋玉次西家”，李商隐有《楚宫》“王昌且在墙东往，未必金堂得免嫌”。元稹的“墙”文化意识最为浓厚，其《古艳诗》《压墙花》都以“墙”意象统领全诗，在其传奇代表作《盈盈传》中，“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宋词中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将男子隔墙闻听女子的娇笑而生发出爱慕的心理感受准确而细微地表达了出来。此外，秦观的《调笑令》词、赵令畴的《元微之崔盈盈商调蝶恋花词》、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都有对“墙”意象的描述。

元代的散曲中也频频出现“墙”的字眼。“粉墙高似隔银河”(兰楚芳散曲《沉醉东风》)、“数枝红杏，闹出围墙”(滕斌《题情》)等，这里的“墙”往往象征的是闺房、家室或道德伦理规则。在白朴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墙头马上》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之后，更有元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明阮大铖的《燕子笺》、清代李渔的《风筝误》等戏曲小说拿被赋予特定文化内涵的“墙”意象大做文章，直至今天，我们仍然把男女之间的婚外恋爱行为称为“红杏出墙”或者“出墙”。

自从胡塞尔第一次将现象学引上道路并且海德格尔第一次对现象学进行彻底改造以来，时间便处在他们的思考中心。与对原初经验的现象学寻求相符，这两位思想家在时间理解上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区分：在所有之前为我们所日常熟悉了的那种时间与一个原初地经验到的时间相对峙，海德格尔在他后期的报告“时间与存在”（1962年）中将后者称之为“本真的时间”。在“转向”后的思想中，他在这里和其他地方用“本真”(eigentlich)一词来标识这样一种“实事”(Sache)，即某种构成现象学的一个根本的争执区域的东西，它在那些对它而言原初是“本己的”东西中表明自身。[①]

据此，“本真时间”应当被理解为如其在对它来说是本己的东西中所显现出来的那种时间。在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本真”这个形容词已经具有了这个基本含义，但它原发地所涉及的“实事”在当时就是人的此在；被标识为“本真”的是那种此在在其中“决断地”接受它的“必死性”(Sterblichkeit)的生存方式。尽管海德格尔自三十年代以后放弃了对“本真”形容词的这种生存论的使用。但即使在“转向”之后它也仍然以隐蔽的方式在他的思想中继续起作用。我在后面还会回到这个上来。

无论是在《存在与时间》中、还是在以后的“时间与存在”中，“非本真的时间”都在于：时间对我们显现为各个当下、各个现在的次序(Folge)。这些“现在”可以在某些发生事情的时段(Phasen)上——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在“各个运动”上——被计数(anzählen)，通过这种方式，对时间的理解也成为可能。自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定义以来，流行的——至少在西方文化中——便是这种把时间视为现在次序的观点，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这种时间观称作“庸俗的时间理解”。由于现在次序构成一个固定的形式，我们在其中遭遇到所有在时间中个体可定位的客体，因此这种时间在胡塞尔那里叫做“客观时间”。在由爱迪·施泰因所汇总的哥廷根时期的文字中，他把客观时间与“内意识”相对峙，在三十年代的后期手稿中，他把客观时间与“活的当下”相对峙。由于胡塞尔以此来标识时间原初在对它而言是本己的东西中被经验的方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他那里也有本真的和非本真的时间之间的区别，尽管他并没有使用这些概念。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实事(Sache)上一致的命题在于，从本真的时间来看，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把时间视为现在次序的时间观应当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派生的理解。据此，现象学具有一个双重的任务：它不可以局限于对本真时间特征的澄清，而是也必须指明，非本真的时间是如何受此决定的，或如何因此而得以可能的。在胡塞尔那里，这个指明在于：他试图表明，客观时间是如何在内时间意识中“构造起”自身的。在这两个思想家之间尽管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他们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作为现在次序的非本真时间之所以具有这种特征，是因为那个被理解为现在的当下的缘故：现在次序的以前此刻是曾经存在的当下，现在次序的将来此刻是尚未到来的当下。由于这里的问题在于从本真的时间经验出发澄清作为现在次序的时间，这两个哲学家必须特别注意：当下在本真的时间经验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出于这个原因，胡塞尔将他的时间现象学植根于一种对我们各次当下的时间意识的分析之中，在这里，在感性感知中进行的对一个对象的体现(Präsentation)构成一个范例。胡塞尔在此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②]：具体地经验到的现在不是一个未延展的界限，而是现前域(Präsenzfeld)：当下意识以“前摄”(Protention)和“滞留”(Retention)的形态自身展开到某个——依赖于各个注意力程度的——宽度之中，并且作为具有“原印象”的视域环境、作为体现之核心的视域环境而共同当下地(mitgegenwärtig)具有正在到来的最近将来和正在消失的最近过去。

这样一种关于现前域的意识从本质上不同于作为现在次序的时间的意识，这个区别在于，前者自身是一个发生——用隐喻的方式说是一条“河流”——，而被构造的客观时间作为现在次序却具有一个固定的、不动的形式的特征；在这种形式中，原初的时间方式停滞下来。胡塞尔在所谓《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的文字中以及在最近（2001年）编辑出版的1917/18年贝尔瑙手稿中设想了不同的时间图式，他试图在这些图式中尽可能详细地展示现前域－发生，展示在其原初性中被经验到的时间的“原流动”(Urstrom)。

据我所知，在迄今为止的时间现象学中人们还没有注意到，在作为发生的时间和作为不动的形式的时间的对立中，在哲学的时间理解中的第一个重大分歧又回返了。尽管时间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作为对“运动”(Bewegung,kínesis)的“计数”(Anzahl,arithmós)而与运动相联结的(Physik219b2)，因为时间只能在运动上被读出，但对他而言，这样一种说法是荒谬的，即时间本身是某种被运动的东西；时间作为数字毋宁说是不动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自然科学的假设：借助于现在次序的各个位置的可数性，时间可以得到精确的计量。与此相对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在《蒂迈欧》中所做的第一个时间定义，在这个定义中，时间被规定为永恒的形象，这个形象被称作“活动的”(Timaios37d5)。

时间是由神圣造物主所创造的感性世界的基本秩序要素，按照《蒂迈欧》的极端表述，关于这个感性世界的发生不能说：它存在(ist)，而只能说：它生成(wird)(27d5/6)。据此，只能承认时间作为感性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生成的特征，亦即具有运动的特征。存在始终被保留给永恒。亚里士多德决定背离他的老师而赋予时间以一个存在，因此他在《物》中将时间定义为某种存在着的东西：它是“根据以前和以后的运动数量”。生成意味着对多个时段的穿越(Durchlaufen)。因此，柏拉图在他对由他引进哲学的“永恒”(Ewigkeit,aión)的时间定义中说：永恒固存(beharrt)在“一”之中，即固存在一个排斥多的单数(Singular)之中。将时间理解为固定的形式、理解为一个与现在次序相关的数量的做法，乃是对亚里士多德时间定义的追随；而把时间视作现前域发生的看法则回溯到柏拉图的时间观上。

【摘 要】庄子曰“文灭质，博溺心。”意思为花样名堂过多，反而会掩盖掉事物的本质，事物过于驳杂就会让人糊里糊涂。庄子说的本意是对写文章而言的，对于我们目前的语文教学而言，何尝不是如此。语言大家张志公先生说过：“说法越多，头绪越复杂，目的越不明确。结果是教者辛辛苦苦，学者迷迷糊糊”。认真反思当前的语文教学行为：很多的时候，教师就好象带着学生在闯迷宫。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教学现象

1 呼唤语文教学回归简单

语文教学的最大技巧是无技巧，语文教学最高境界就是简简单单的听、说、读、写。语文最本质的属性是工具性，听说读写，这是语文教学之本，追求简单，就是回归语文最本真的教学。

简单的语文教学应该有这样三个指向：其一，是最为扎实的教学。诸如识字、写字、读书、背诵、作文之类。其二，是最为有效的教学。教师的教，应该力求用最简单的语言引动学生最丰富的情感体验，学生的学应该力求用最短的时间读出背后的深刻。其三，是最为和谐的教学。课堂上没有教师的一厢情愿，更加追求教学的情趣和灵动；课堂上没有刻意的花样翻新，更加追求教学的自然和朴实。

2 “简单”的语文教学是什么

2.1 简单的语文教学是大量的读与写。简单的语文教学强调底气，语文的底气来源于大量阅读。经典的诗文要大量背诵、大量阅读，不需要疲惫不堪的设计，但要有一个简约地阅读指导，要有一批必读书籍。教师要与学生一起大规模畅读名篇名著，与学生一起写读后想到的、观后看到的，与学生一起分享交流读与写、观察与习作的成功快乐！只要抓住“读与写”这两条教学主线不放松，即按照教语文的规律去做，谁都能把语文教好，谁都会学好语文！

2.2 简单的语文教学是学生真正的自主参与。我们呼唤在课堂中与学生平等对话，在对话中教师注意倾听，听出学生对文本理解的程度，听出学生内心的需求，听出学生的“弦外之音”。前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教研活动，听了一位老师上《我和祖父的园子》一课，课中教师让学生质疑问难，有学生说“为什么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这个问题在听课者看来并没有什么价值，可是这位老师在瞬间的沉思后说：“我听出来了，你是想问为什么花儿活了？”此刻的学生思维一下子打开了，提了多个很有价值的问题。这正是教师对学生的倾听与尊重，学生才那么投入地参与课堂。学生的主动参与，是学生生命的唤发，智慧的生成。用生命点燃生命，课堂因学生的参与而变得和谐、自然而又精彩！

提要：胡塞尔将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称作“第一哲学”，强调它是一种由最终根源奠立的普通的开端和基础，它正是要那些最初的、自身包含一切存在与真理之起源的东西，即超越论的主观性。一切真正的科学都必须从这种科学中寻求它们的全部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它们的一切的、一切其他原则的最后来源。胡塞尔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表明，这一思想也是贯穿于数千年哲学史中的统一动机，并且已在上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就。胡塞尔所提出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正是要揭示这种超越论主观性的领域。他称这种方法是一种全新的反思方法，是彻底的纯粹的对自身的思考，是完全不同于态度的“非自然的”态度。但是胡塞尔在这里提供的不仅是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而且同时还提供了一种有关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即现象学还原的“”。

关键词：超越论的现象学；第一哲学；现象学还原；共主观性

胡塞尔的《第一哲学1923/1924》构成了从1913年《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理念》到1929年《笛卡儿式的沉思》之间他的思想进程中现象学的里程碑和高峰；正如胡塞尔在1923年8月31日致茵加登的信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在现象学意义上并具有“第一哲学沉思”形式的哲学体系之构想，这些沉思作为“开端”，一定会从根本上开启真正的哲学。

胡塞尔在这里将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哲学称作“第一哲学”，是要强调，它是一种由最终根源奠立的普遍科学之开端部分和基础部分，它正是要研究那些最初的东西和自身包含一切存在与真理之起源的东西，即超越论的主观性（transzendentaleSubjektivitit），纯粹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又称“第一哲学”为“考古学”。第一哲学将严格科学的哲学当作最高目的理念。这种严格科学的哲学是彻底有根据的哲学。它是以确定的绝对自明的基础为根据，按照最严格的方法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

《第一哲学1923/1924》由上卷《批判的理念史》和下卷《现象学还原的理论》两卷组成。上卷《批判的理念史》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是对超越论的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历史导论。在其中，胡塞尔按照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诡辩哲学的反应中产生的，并作为内在的主导目的决定以后科学发展进程的哲学目的理念，对哲学的历史进行了批判的考察。根据这种哲学理念，哲学应该是由认识者对他的认识成就进行普遍的和最后的自身考察，自身理解，自身辩护而来的认识，或者说，哲学应该是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科学，而且应该是普遍的科学。在这种批判的考察中，使胡塞尔感兴趣的是历史上对作为认识之统一来源的超越论的主观性的认识。考察要揭示贯穿于数千年哲学史中的动机之统一。这种动机作为发展的推动力，存在于一切想要成为真正的哲学，想要获得真正哲学方法的哲学之中。胡塞尔说，对于历史上的哲学的进步来说，决定性的转折在于，从前想要成为科学的诸哲学之所谓的科这里提到的哲学史上统一的动机，在胡塞尔看来，就是追求严格科学的哲学，追求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哲学之理想，而在其历史的具体实现过程中，这种动机就变成了追求实现超越论哲学之理想的各种不同尝试。胡塞尔的理念史批判正是针对这些尝试之成就与的。

在古代怀疑论哲学中，胡塞尔就已经看出了超越论哲学最早的倾向。古代的怀疑论哲学就已经以“超越论方式”将实在的宇宙，一般可能的客观性全体，当作意识的一般对象来考察了，它第一次实现了从朴素地专注于呈现着的对象向反思态度的转变，使进行认识的意识作为实行超越论功能的主观性进入到人们的视线中。古代怀疑论通过将科学的目的理念追溯到进行认识的主观性，将真实的存在本身追溯到科学真理，并追溯到认识真理的主观性，而使当时新发现出来的实在宇宙与主观性之本质关联所带有的不清晰性变得清晰可见。因此它具有划意义。

在苏格拉底哲学中，胡塞尔看到了理性批判的萌芽形式。苏格拉底的伦批判正是回溯到一切正当性的最初源泉，即确真的自明性（apodiktischeEvidenz）。他第一个认识到理性的普遍方法的必要性，并认识到这种方法正是一种以确真的自明性圆满实现的进行澄清的自身沉思。他第一个认识到纯粹的和普遍的本质之自身存在。这种本质能够在普遍的和绝对的直观中，自身呈现出来。苏格拉底的方法是通过本质直观进行彻底澄清的方法。他要求用由这种本质直观而来的普遍理念对道德生活进行正当性证明。

胡塞尔给予柏拉图哲学以最高评价，称柏拉图有关严格科学的基本思想决定了欧洲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命运。在柏拉图那里已经有了“全部科学的总体”这个概念和“普遍科学的统一”这个概念，而这所意味的正是新的哲学。这种新的哲学的理念就是要成为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科学，它力求在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方面都达到最终的有效性。在这里已经有了关于这种哲学之必然奠立和已经必然划分为“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两个等级的概念。柏拉图将存在者看成是意义，并且认为，只有确真自明的被给予之物才可作为真理来认识。柏拉图第一个从诡辩哲学的悖论中看出了属于哲学之理念的真实存在、真理和认识活动三者的本质联系。柏拉图的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它是第一个科学论，并第一次使科学成为可能，正是因此它是科学之历史的起源。柏拉图意义上的科学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这样一种认识，它要求对它的每一个论断，每一个论证步骤，都能够作出普遍原理的说明。

内容摘要：叶舒宪先生在他的专著《与狂狷》中对“”这一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中的出现、演变和影响做了深入而生动地描绘，特别是考察了“”现象对人的人格与人类社会的特质起到的难以磨灭的作用。叶先生的书主要是人类学方面的探索，在这里，本论文要做的是研究“”与文学之关系。

关键词：文学 “”现象 关系

叶舒宪先生在他的专著《与狂狷》中对“”这一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中的出现、演变和影响做了深入而生动地描绘，特别是考察了“”现象对人的人格与人类社会的特质起到的难以磨灭的作用。叶先生的书主要是人类学方面的探索，在这里，本论文要做的是研究“”与文学之关系。文学中的确存在着“泛化”的现象。比如，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查泰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K”、《简・爱》中的“罗切斯特”、《红楼梦》中的“贾政”、《寒夜》中的“汪文宣”、《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河岸》中的“库文轩”、《源氏物语》中的“源氏”等等。他们或者是自身为“作者”（或者是“隐含的作者”？）所“”，显得羸弱不堪；或者是为“批评者”所“”，其形象在读者面前变得猥琐不堪；又或者是为“作者”和“批评者”合谋“”，身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

对于文学中存在的“现象”，学界中确也有人注意到，但都是就单个作品中存在的“现象”进行解读。比如，在国内就有陈坤的《“去势”与“”：张爱玲对男性的书写》（名作欣赏，2009年第3期）；张大伟的《“”悲剧的多维反思》（山东文学，2004年第2期）；罗玲的《被他者后的自我变异：从拉康镜像理论浅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专刊）；李金博、张进德的《被的女儿性：从贾府丫鬟们情感世界的集体失落看红楼梦的悲剧主题》（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葛荣玲的《被的英雄：对孙悟空与哪吒故事的一种新解读》（百色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魏智渊、原晓喻、温鸿博的《被了的人性世界：评潘军小说》（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袁方的《传统文化和自我内在引导对人的“”：与之比较》（湖北社会科学・人文视野，2006年第9期）；潘志明的《金斯顿小说中的双重批评功能》（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王建成的《青春期症的焦虑：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性启蒙》（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肖敏《试论新世纪文学中“情结”的文化隐喻：以、和为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6年卷）；徐静的《威廉姆斯剧作中暴力的极致：强斯・维恩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段建军的《羞涩、遮蔽与：的文化解读》（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孙祖平的《和漂泊的生命诗意：话剧观后》（上海戏剧・杂说，2009年第12期）；王博《还是救赎：现代性的危机与困惑：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巴金的所传达的生存焦虑》（学理论，2010年第24期）；李玲《以女性风情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叙事立场的反思》（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杨博雅的《最美丽的丧失是对理想的：对的文本细读》（安徽文学，2010年第12期）；陈晓明的《本土、文化与美学：评从到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张媛的《男性历劫和女性的双重主题：试阐的男性写作视角》（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韩冷的《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京派男子的焦虑》（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等等。

对一些经典作品的经典式解读（这里主要指社会历史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对作品的解读）也不令人满意，这些解读充分体现了作者与论者对于作品主人公的“双重”。例如，对我们所熟知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三部作品进行的解读。这三部作品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三部力作，分别代表了三位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平。他们的作品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家庭生活的题材，反映了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人性的光辉与沦丧。三部作品都写了关于女性出轨，最终导致家庭破裂的故事。故事情节的相对简单决定了作品在叙事层面上的技巧舍弃与精神层面上的着重探讨，这也将这几部作品从“通俗”的沟壑拉了回来。这样的追求也使得文论家在批评这几部作品时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精神层次的探讨，也许这也正是作家们所希望的。然而就是在精神层次的讨论上，批评家们也多是将焦点集中在家庭伦理层面与女性身体和精神自由追求的表现上。传统的社会伦理批评家们将作品故事的发生定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堕落上，很少关注到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情感的发展变化，而现代女权主义者则将目光过分地投向女性性心理与追求自由的方面。

当然，批评家们在三部作品上的关注点还是有所差异的。在《安娜・卡列尼娜》上，作者成功的将批评家们的目光吸引到他在作品中的喋喋不休地议论上，虽然读者比较厌烦作者的这种“拖沓”的叙述风格。对于安娜的出轨的评论，批评家们大多忽视了作者的原意，从而将其归结为卡列宁的官僚本质与无聊的个性上，或者是将安娜的追求自由的精神过分推崇。而对于《包法利夫人》来说，这部作品在叙事上的开创性也引起了批评家们的广泛关注，有些文论家甚至认为这部小说实际上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在精神的层面上，人们总是将同情的目光播撒在爱玛的身上，认为她的出轨是因为包法利先生贫乏的精神，是可以原谅的！毫无疑问，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所引起的争议更大，女主人公对于性的觉醒与追求使得女性主义者们倍加推崇，而对于作者将梅勒斯作为查泰莱夫人的性启蒙者则显得不以为然，她们觉得女性完全有能力自己觉醒。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们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表现出来的作者对于工业时代机器对身体的损害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研究。当笔者阅读这三部作品时，给自己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女人的出轨与丈夫的可怜，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的不幸，然而，批评家们却有意无意的将其忽略了。我们注意到，研究三部作品中的三位丈夫的文章很少，从同情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这也许是出于一种对女权主义的规避。但我们必须尊重原作，尊重我们最初的感觉，从文本出发探究作者的真实意图，为那些被的丈夫重新立言，重塑他们的形象。

综上所述，我们从对于单个中国或外国作品的一些研究性文章来看，它们分别涉及到了男性、女性、身体残缺、精神、多重等各个方面。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从这些文章的覆盖面来看，它们涉及到了古今中外的各个时代的作品，所以，不难发现，“泛化现象”在文学中应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当前，文言文阅读越来越引起重视。但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就是时间花得最多，学生反倒越学越没底，越学越陌生，越学越没味。这就要审视教学过程中一些不太合适的做法，反思一些错位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错位，做法与训练效果就不会很好。久而久之，文言文教学陷入一个怪圈子：越是老大难，就越多花时间，学生却越迷茫。时间花了不少，学生考分却上不去，这究竟为何？文教学只重视外显知识，而忽视内隐学习，文言文教学必将陷入误区！

一、文言文阅读“外显知识型”教学现状剖面图

“外显知识型课堂”是指将古文中文言知识外显化，包括通假字、古今异义、一词多义、特殊句式等。不是说这些外显知识不重要，但如果课堂灌满这些“分类”的知道点，古文便谈不上阅读了。若将这种常态化的课堂用坐标来展现的话，以课堂为圆点，以教学为横坐标，以学生学习为纵坐标，那么，横坐标上“分类”了的知识点罗列，究竟能使学生有多大的学习空间，学生阅读的厚度究竟会有多高呢？

一篇有血有肉的文章，往往只让学生概括几层段意；饱含情感的文字，往往只让学生注意它是不是通假字，是否存在词类活用现象……文言文教学几乎成了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汉语教学，文章中富含人文价值的因素被舍弃了，经典的写法也被漠视了，学生所在的纵坐标只能越来越远离文本，远离有血有肉的课堂。整个课堂便出现一个怪画面：教师坐在井底，教学生数天上有几颗“星星”，学生齐说有实词、虚词、通假字……

二、文言文教学“内质阅读”思考

现有的文言教学课堂，教师一上课便抛出“要读懂文本”，并以此为文言文教学的终极目标。结果在落实这一目标上却犯了张冠李戴偷换话题之误，将课堂的“字字落实、句句会译”当作读懂文言的内涵，岂不有些肤浅？

不错，翻译以“字字落实”作为主要的原则，以完成“信、达、雅”的要求。这也是中学阶段文言教学不可承受之重。文言文有其独特的表达与艺术魅力，连专家学者也只能将“信、达、雅”作为一种追求，又怎能以此要求一名高中生！阅读的特质告诉我们，即使个别词句不明白，也不一定会影响我们对文章的初步理解。文言文“内质”阅读，应重在发现文本中闪耀的人文光芒，并以此接受文本的情感熏陶，完成涵养积淀。我们回望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这五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精髓都附载在一个一个神奇的方块字上。中华民族的丰富内涵、传统美德，古文都有“载体”之重任。可以这么说，阅读古文，如同行走在精神家园中，古文中的人人事事才是活的有价值的。我们应抓住古文中的人文内容，优美的文字，潜心抓住附载在文言上的情感，主动接受其熏陶，完成内质阅读。

可惜，我们文言文教学课堂，学生能接受这样的人文阳光吗？

文学已经进入一个命名的时代，看一看这20年来文坛变幻了多少旗帜，弄出了多少名堂，足以证明此言不谬。特别是1985年全国范围的“方法论”热，在吸收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和移植自然科学方法的热潮中，新方法伴随着新观念蜂拥而至，也纷纷进入文学批评、研究领域，于是理论家、批评家们的“命名”欲望大增，采取中西嫁接、移植加创造的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名词、新术语，以至于到80年代末期被另一些理论家嘲讽为“新名词的狂轰滥炸”、“新术语的大换班”，即使他们也曾或多或少参与过这种命名活动。

自卢新华的《伤痕》开创了“伤痕文学”潮流以后，新时期以来这种文学命名现象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渐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知青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乡土小说”、“新历史小说”再到9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文学”、“青春文学”、“新感觉小说”、“新体验小说”以及新世纪以来的“新世纪文学”、“玄幻文学”、“开放文学”、“新状态文学”、“行走文学”等等，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学命名中，文学研究者对命名的热衷可见一斑。这种狂热的“命名情结”不仅仅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在对作家的命名上亦是如此，“美女作家”、“少年作家”、“美男作家”、“玉女作家”、“新青春派小说掌门人”、“文字女巫”……这些命名一个比一个具有“诱惑性”，这种命名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满足了某些批评家们的“命名情结”，而且成为了当下文坛“不可或缺”的一道亮丽而独特的风景，成为了我们描述文坛现状所无法避开的词汇。

一般来说，对文学的命名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事先的“预设”，一种是事后的“归纳”。“预设”式的命名，是对一种还没有完全显出，而只是初露端倪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所进行的命名。这种思路带有相当的敏锐性和时效性，是一种预言性的文学命名。“归纳”式的文学命名，是对过去的，或正在发生而已经相对稳定的文学形态所进行的命名。这种思路是对经过历史筛选和实践检验的文学史实的理性思考和总结，是对一个时段的文学比较接近学理的身份确认。回想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历程，为文学命名，着实有一种名称蜂起，时不时“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气象。我们不否认适当的文学命名有助于更好地进行文学研究，这种文学命名是必需的，但正如“万物皆有度”，对文学命名过分的狂热必然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盲动性和时政化，不但不利于文学研究，反而会把文坛搞得纷乱芜杂、名目林立，给研究者造成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使得研究者目眩神迷，以至最终造成文坛的混乱不堪。

穿透这种狂热的文学命名现象，笔者以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文学命名的狂热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文学与经济的挂钩。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形式，席卷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市场化”成为了衡量事物的一个无形的标尺，在这种情境下，文学这种“精神食粮”也在所难免被贴上了“市场化”的标签，与市场经济建立了联系，进入了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为了增加作品的销量，刺激人们的“购买欲”从而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一些作品就会被冠之以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名字。

其次是文学圈与娱乐圈的联姻。随着文化市场时代的到来，文学界的人士在通往娱乐“天堂”的道路上也不甘示弱。“美女作家”首先打开了文学通往娱乐“天堂”的大门，“美女作家”们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推向市场的同时，也大量自己的个人生活照，借助现代整容术、化妆术和摄影术等高科技手段，“美女作家”在照片上赢得了几乎可以跟演艺明星一决高下的效果。“美男作家”也及时跟进，呼应着在娱乐界和大众文化领域里的“男色时代”。像我们上面所说的“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玉女作家”、“新青春派小说掌门人”等等，文学开始变得越来越像娱乐界了。

再次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如今文学批评界、理论界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即文学话语权的问题。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对话语/权力的阐述细致入微，对不少批评家和理论家有很大的启发。有关话语权力的思想被一些人用之于文学研究实践，甚至声称文学批评及理论研究其实就是一个话语权的斗争和表演，因而导致不少批评家、理论家在文学研究领域跑马分地，占据话语制高点对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进行“命名”，以致形成了一股“命名热潮”，给文坛带来了不少偏颇和盲视。

就“文学命名”而言，首先，我们应该对文学命名形成一种正确的认识，尽量弱化文学命名的热情，尤其是一种文学现象或一个文学阶段尚无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与前期现象或前期阶段的特征、属性难以甄别时，我们应该不动声色，静观其变。其次是适度把握文学命名的时机，在拥有了历史社会新变的稳定合力、断裂性的文学阶段已经成熟时，文学的阶段性命名才成为文学史推演的自身要求，这时的“命名”才是可能的，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再次，要正确对待命名的方式，文学“命名”体现的是对阶段性文学共通性的精神属性、思想趋向与艺术质素特征的科学涵盖，决不是基于时间维度与社会维度的单向诠释。何况，成熟的“命名”本不是为研究者提供信马由缰的由头，而是在表征一个段落的文学史意义。因此，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命名，这样的命名是否能概括这个时代总体的文学发展状况，又是否把握住了文学现象的本质等等问题，就成为文学“命名”者应该慎重追思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的命名同样也是历史的命名，它同样需要史家的广博与睿智，精警与审慎。这才是一种研究者应持的对文学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