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会学范文精选

20世纪50年代,法国文学社会学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提出了“文学辩证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创立了“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研究流派。他深受卢卡契早期著作的影响并以其门徒自居,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中新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引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科学原理赋予了纯思辨性的“卢卡契式的”范畴以一种更重实证的新倾向。戈德曼由此成功地为他提出的范畴铸成了一个系统辩证的模式,从而具体地阐述了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的探讨来揭示其所指向的社会实践意义。

一、探索文本的意义结构

詹姆逊曾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而言,“形式本身实际上只是内容在上层领域内的实现。……形式是内容本身深层逻辑最后的清晰表述。”[2](p.278)它也是某种深层的相应的社会和历史结构的标记。因此,从形式中探索这种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就是批评的任务。在戈德曼那儿需要解决的就是在伟大的作品中找出与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与集体主体世界观同构的意义结构,从而使这些深层结构和世界观得到彰显。

何谓“有意义结构”?“发生学意义上的结构过程来源这样的事实,即诸个体———以及他们所组成的各种社会集团(诸个体构成的集团,其中,诸个体发现他们或在某些时候或多或少重要的方面,或在相似的环境内处于相互的关联之中)———寻求统一一致的方式,处理那些有关他们与周围环境间关系的问题聚合体。或者换种方式说,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行为(实践),在他们自己与这些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平衡。”[1](p.61)因此,结构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一定是为了解决问题,实现目的,完成功能而存在。这样的结构才是有意义的结构。“结构本质上是由完成某一特定环境之某种功能的必然性所决定的。……结构通过其意义特性而存在,而这意义特性又来源于它要满足某一功能的不可逆转的倾向。功能只能通过结构来实现,而结构在它们恰当地完成了某一功能的意义上,又是有意义的。”[1](pp.12-1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有意义结构之中并不存在永久性的东西,随着旧有功能的丧失和新功能的出现而不断地解构和重新结构。

为什么要把文学作品作为有意义的结构来看待?此问题涉及到戈德曼研究人文科学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即人类的行为总是具有意义结构的假设。这一假设的立足点就来自于主体与客体、价值和事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戈德曼一再强调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不能把一切人文现象当作独立于主体的纯客观现象来看待。“所有社会现实都是为物质事实与智识的事实同时构成的,而这些事实也结构了研究者的意识,并且自然地暗示了各种价值判断。”[1](p.63)所以,一切历史社会事实必须与主体相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受制于特定时期内的一整套精神结构,精神结构中不同因素的有机联系建构了人类的行为。我们由此可以认为,精神结构建构了一切人文现象,当然也包括文化的创造。这些精神结构是有意义的结构,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为了回应环境所提出的问题而形成的。因此,“伟大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这种内在结构,应当归因于这些事实:在一致性的高级层次上,它们对人类面临的一系列为人类相互间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所提出的基本问题表现了各种全面的态度(即世界观)。”[1](p.83)“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在概念层次、言语或感觉意象层次上表现了一种世界观,它就具有了哲学、文学或艺术的效用。”[1](p.85)

接下来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每一种具体分析中,如何阐明人们所要研究的事实的具体意义结构。戈德曼为此提出了两个互补的认识过程:理解和解释过程。“理解和解释不是两种不同的智力方法,而是一种同样的、一种指示不同坐标的方法。理解就是在确定的情况下阐明这样或那样的文学作品中的被研究客体内在的有意义结构。解释只不过是将作为构成和功能因素的结构归入研究者的结构中,并非以细致地,但却在足以使被研究的作品起源,清晰地出现的程度上发掘出直接的总体。然而这仍需要将总体结构作为研究对象,使解释变成理解,使解释式研究不得不与一种更加浩瀚的新结构相协调。”[3](p.72)当然,这种认识过程并不是简单直线式的前进过程,而只有通过整体和部分之间持久循环的成功接近,它才能向前跨进。在《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比如,理解《思想录》中的一篇箴言,就是对这篇箴言内在一致的结构的说明;但为了能够解释这个结构,就必须与《思想录》全文进行比较,解释了部分的结构,也就对《思想录》内在一致性的结构进行了理解。而《思想录》又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结构比较中得到解释,即在17世纪下半叶起过重要作用的冉森主义世界观。解释了《思想录》的整体结构,也就对冉森主义世界观(特别是极端派的冉森主义世界观)作了理解。尔后依次将冉森教派放入穿袍贵族结构中,将穿袍贵族纳入整个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社会,最后将法国社会纳入发展至今的西方世界不断地进行理解和解释。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思想录》的意义结构便被充分地揭示出来。

二、作为社会斗争的文化实践

文化创造的主体被戈德曼规定为是一种超个人的主体———集体主体,而不是个体。戈德曼将文化创造的主体奠基于集体主体,从而也就将文化实践引入到社会实践的领域。集体主体也是有意义的结构,它是诸多个体在社会分工的过程中按照特定意义关系聚合起来的整体。在社会形成的角度上我们不可能说孤立的个体是有意义的,因为离开了整体个体既无意义也无功能。一切个体的意义与功能都必定是在集体主体的整体之内而言的。“一切历史的行动,从打猎、捕鱼到审美的和文化的创造,唯有当它们与集体主体相联系之时,它们才能被科学地研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才能诉诸于理性。”[1](p.45)在各种群体之中,“还有些对于精神和艺术生活与创作最为重要的群体:即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各个社会阶级;直到今天经济基础对于人的思想意识生活一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过并不是所有以共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群体都构成社会阶级。这种经济利益必须以全面变革社会结构为目标;这种经济利益还必须通过对现代人的优点、缺点的全面评价,通过一种理想,关于未来的人类、人与人、人与世界应当具有的关系的理想,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这样表现出来。”[4](pp.20-21)

纯粹思辨的文学探讨，具有理论的深度，看待问题更为透彻和深邃，也可挖掘到文学———社会关系的深层本质。但是，过于沉溺于理论思辨，往往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太过宏观的探讨，对于实际的文学———社会问题有时并没有给予现实的帮助，而且这种思辨的方法常常会忽视对具体文本的分析和探讨，使这种研究经常流于形而上或“大而空”的趋势，甚至文风晦涩，普通读者很难看懂，也导致其理论研究的应用或者有意义的观点局限于很小的读者范围内。马克思后来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回到了经验实证科学上来。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②另一方面，经验实证主义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相比，具有微观考察的优势，它是在现实经验和占有具体材料的基础上的一种科学研究，这种研究往往针对的问题也很具体，可操作性也很强，特别对文学———社会研究中一些具体事实或具体因素常常在数据材料方面给人以信服的结论，的确具有科学研究的优势。但是经验实证的文学社会学在其根本上也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即这种研究最常受到的诟病就是缺乏理论深度。

这种刻意规避辩证探讨，使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停留于简单的事实陈述和归纳，正如自然科学一样完全不带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意义考察，最后成为一种毫无内在关联的科学知识的罗列。“过分强调经验实践之观察和证实的维度，实证主义的推进严重地缩小了经验分析的范围。经验概括的努力愈来愈停留在简单关联陈述的水平上，而且对于卷入‘思辨’的恐惧禁锢了那些本可以帮助平衡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科学知识原子化倾向的诸连接环节的形成”。③意识到经验实证主义研究存在的困境，有些学者就试图沟通马克思主义和经验实证主义这两种文学研究，为这一问题寻找出路。如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的豪泽尔（ArnoldHaus－er），在研究中较为注重对经验事实的考察。戈德曼在发生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方法中也同样非常注重对经验事实以及历史事实的查考，也注重具体作品的分析，正是在卢卡奇纯思辨的小说发生学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当时法国较为流行的经验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以及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些优秀成果，形成了戈德曼独特的综合的文学社会学研究。

当然，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侧重点。在具有悠久的思辨传统的德国，辩证研究或许能得到更多的延续和发展，而在处于经验主义传统氛围中的英国对待纯思辨哲学的态度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的文学观念本身就具有文化特征，正如法国学者埃斯卡皮所述，“文学观念最早是描述一种社会文化事实，而不是一种审美事实”。④其实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中，美国学派强调审美特征的平行研究，与法国学派对强调不同文化间关联的“历史社会事实”的影响研究的偏执，也是出于不同文化传统对“文学”概念的理解的差异造成的。正如威廉斯对英国经验实证研究与欧陆研究的区别的解析：“把这些物质社会过程从物质社会总过程中排除出去同样是错误的，正如把所有的物质社会过程简化为仅仅是其它抽象的‘生活’的技术手段。”⑤在威廉斯看来，对经验事实及社会过程的关注之所以区别于法国和德国，关键在于“科学”这一概念在德语和英语中的不同内涵。自19世纪早期以来，德语中的“Wissenschaft”与法语的“sci－ence”一样，具有“系统的知识”或“有条理的学问”等较为宽泛的含义；而“在英语中，‘science’很大程度上专指那些建立在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基础上的知识，以及建立在对原来可以互换的‘experience’和‘experiment’两词的重要区分上。在发展的过程中，后者生发出‘经验的’（empirical）和‘实证的’（positive）之新的意义。那么，对任何英语读者来说，很难超脱这种专门含义来理解这些翻译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汇‘真正实证科学’（real,positive,science）”。⑥可见，不同的学术传统在概念的理解上表现也很明显，英国对“科学”的狭义理解使其文学社会学研究往往建立在“经验”和“实证”的基础上。因此，在德国和法国这些崇尚思辨哲学的学术氛围中，辩证法的文学社会学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正是得益于海德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理论和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滋养。而英国经验主义的学术环境，造就了经验实证的文学社会学的较好基础，而对辩证法向度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却不太感兴趣，瓦特的《小说的兴起》正是如此。

当前的小说社会学研究

作为近几百年来文学家族的核心成员，“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相对于其它文类，小说似乎取得了支配权，但是它从来没有得到经典批评层级结构给予的很多关注和地位”。⑦事实的确如此，小说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和赢得的关注远远超过在其理论上的建树。在今天学科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的时代，寻求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多样化互补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小说同样必然要进入多维的研究视野。如果按照时间维度来划分的话，小说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在当今国内外小说理论界，比较热门的是对小说的心理学研究和小说本体的语言学研究。很明显，这些探讨当属共时研究，如小说叙事学、小说形态学、小说中的时间———空间研究等。但是，任何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永远不能同历史过程相分离，它展示的永远是发展方向：来自何处，去向何方。⑧当前的小说研究中，对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发展流变，与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关联以及小说生产的具体环节，如作者、读者、出版、社会功能、各时期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社会情感、读者的接受批评等关注不多。韦勒克在谈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曾指出：“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它以语言这一社会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媒介，诸如象征和格律等传统的文学手段，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社会性的”，“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效用’，它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因此，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社会问题”。⑨即使是最纯粹的文学作品也是语言创造物，而语言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其社会性。事实上，小说这一文类与史诗、戏剧一样，“本身都与一定的社会命运相联系。个人的孤独感或集体的安全感、社会的乐观主义或绝望情绪、对心理内省的兴趣或对价值的客观标准的坚持……都有助于人们根据社会情境重新探讨文学形式”。⑩

即使是完全的审美活动也具有审美标准的历史性和社会风尚的倾向。正如洛文塔尔所论，作者的社会地位，文学作品的社会意识的历史呈现，作为文学材料的社会和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对作者和读者的影响，社会控制领域，科技变化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等等，对作品及作品的成功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影响。随着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社会学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当代文学社会学家们在进行文学研究时，把文学作为一种事物，一种现象，或曰研究对象进行考查而基本忽略其文学内容，如菲根和西尔伯曼等人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小说社会学作为文学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小说生产于其中的外部环境和历史社会发展的外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社会学的共时研究，即把小说作为一种产品，注重研究它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条件；研究这种商品的制造者，即作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传播媒介（评论家、出版商、书商、图书馆、书展等）也进行积极研究；研究作品的消费，谁消费？消费什么？为什么？这与接受美学颇具相似之处，但较注重消费者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影响等问题，这也是当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毫无疑问，无论是辩证的方法还是经验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在20世纪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小说理论在其技巧方法与文本内部分析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然而对于小说本身的发展流变及其特质的探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有的小说社会学研究成果中，主要是对小说社会学的横向研究，即小说各要素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剖析，如国内学者徐启华的《小说社会学初探》等。但这些理论都没有追溯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发生原理，缺乏对其在发展过程中与意识形态的深层关系，小说的心灵救赎本质以及小说在图像时代的未来可能路向的历史流变的整体关照。西方的小说社会学研究成果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如有瓦特《小说的兴起》的经验实证主义小说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依托于“精神科学”的哲学探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论小说的社会学》、《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等建立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的宏大结构，以及萨义德的《东方学》与《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作品，剖析小说经典化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和维持的关系等，巴赫金的《小说理论》等也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对小说社会学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小说社会学研究举隅

卢卡奇《小说理论》的小说发生学可作为小说社会学辩证法方向的代表；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以社会学方法考察小说兴起诸因素的研究，可作为经验主义小说社会学的代表；而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小说社会学可作为综合两种路向的代表。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正是在海德堡新康德主义“精神科学”的影响中开始走向黑格尔的思想产品。他从历史哲学层面考察了小说与史诗兴替关系的根源在于其“总体性”文化的存在与否。卢卡奇继承了温克尔曼、歌德、席勒以来崇尚古希腊文化的德意志传统，把古希腊文化看作完整的文化，并以此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卢卡奇认为，在史诗的世界中，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生活与意义、实然与应然、心灵与形式，都是主客一体的“完整”存在。“星光朗照”下的道路是清晰可依的。史诗后时代的人所栖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未知、无限、陌生的主客两分的世界。在无神的世界里，小说的出现正是孤独的、“有问题的”个体对自我的找寻，是一种对“总体性”的想象和建构。卢卡奇根据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把小说划分为抽象的理想主义、幻灭的浪漫主义、综合二者倾向的教育小说和趋向史诗形式的托尔斯泰小说以及难以命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卢卡奇的唯心主义的悲观论调相对的，是对小说的经验实证研究。瓦特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的名作《小说的兴起》汲取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观点，并接受了Q.D.利维斯夫人的《小说与读者大众》中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小说领域运用了这一带有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方法。瓦特认为正是在18世纪，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小说这一文类开始具有“形式现实主义”的特征。

一、教学的社会学分析

(一)教学的社会学基础

师生在教育过程的相互作用中，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从教师的角度看，职业声望、社会地位和班级教育中的角色是对其教育过程中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而在学生的角度看，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同辈的文化环境是在教学活动中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1．从教师的角度而言教师的社会地位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客观的，一是主观的，客观的影响因素是指教师受教育的程度、职业素养和经济收入及居住环境等因素;主观的因素主要是根据社会的组成分子对该职业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威望，以评价的方式获得。职业威望与社会地位是具有一定历史影响因素的，一旦形成，不易轻易改变。班级是一个小社会，而教师在这个“社会”里则需维持学生的多种关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师的价值观取向常常会受到社会价值趋向的影响，呈多元化的发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尖锐地表现出其角色运行的困难度。

2．从学生的角度而言学生是教学的对象，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及特性有利于教学活动的良性进行。其中学生的家庭背景、经济环境和社会地位对学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研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学业有显著正相关的作用，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而家庭条件差的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受到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其次，同辈亚文化对学生的学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它是指某一社会团体中成员所形成的特殊行为模式和价值观，通常受不同职业、宗教、种族、低于、社会阶层和年龄团体的影响。亚文化因素对学生也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二)班级体系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体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组成的群体，批次间具有稳定的交互作用且有着共同价值取向的体系。班级作为一个小型的社会，影响其目标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和个人两个方面。制度是规范团体行为的载体，通常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而对于个人因素而言，个人的身心需求、情感属向受到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师生关系在社会体系中有各自的角色分配，但他们的期望应是一致的。同时，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维持这个社会体系合理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师生间存在人格和需求的差异，使得班级社会体系中的师生关系需要经过不断的调试才能达到一个合理的范畴。

二、对教学社会学的研究

摘要：本文从社会学的发生学意义入手，对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能否被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梳理，认为儒学中虽然存在着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和社会学因素，但不能将其与近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社会学等量齐观。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摘要:刘勰与伊格尔顿是两位不同国籍、不同时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比较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观和文学发展观之异同,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文学的本质与文学的政治性有所裨益。

关键词:刘勰;伊格尔顿;文学观;文学发展观;社会;政治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6A-0068-02

刘勰与伊格尔顿时两位不同国籍、不同时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一千五百年以前,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包容着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体大思精,卓立千古,其文学批评理论,以今日眼光来审视,仍卓具价值。鲁迅先生曾将《文心雕龙》与《诗学》相提并论,极力推举。他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1]可见《文心雕龙》对文学理论发展史影响之巨大和深远。伊格尔顿则是当代英国具有国际声誉的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他在文学批评、美学、文化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而富有创建的学术成果。笔者以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切入点,比较他们的文学观与文学发展观,相互阐发,以知相隔千余年之文理相通之妙。

一、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

刘勰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分裂、大动荡,但思想艺术大解放的时代。南北民族大融合,南方经济繁荣,三教与玄学互相激荡。由于政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人们思想活跃,呈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多彩,成就卓著,空前繁荣,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等。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探索的时代,转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刘勰总结了前人的文论成果,概括了历史各种文学现象,写成了《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专著,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被誉为我国古代的“艺苑之秘宝”。全书近四万字,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其“体大精思”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其理论体系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千余年后的二十世纪则是一个充满矛盾,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风云变幻的动荡的世纪,一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世纪,一个展示了人类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日新月异和迅猛发展的世纪,一个弥漫着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的世纪。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使二十世纪的文学格局“三足鼎立”: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为原则和方法的无产阶级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蜂拥而起,异彩纷呈。文学理论与批评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从形式主义到接受美学,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从阐释学到新历史主义。所以这也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伊格尔顿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文论由此应用而生,具有权威性的著作颇丰,如《莎士比亚与社会:莎士比亚戏剧论文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等。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来分析与评价一些英美作家的作品,并用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去分析评论西方现当代各种文学批评流派。

1.档案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1.1档案社会学的内涵研究

如何定义“档案社会学”是其研究的基础与先决条件。保自澄在《开辟档案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提出：“所谓档案社会学，就是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关系、内在联系和基本规律的学科”。陈智为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指出：“档案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所提供的基本原理，对档案与社会的关系作专门的社会学研究。”[7]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运用社会学基本原理去研究档案。笔者认为，档案社会学是从社会学视角来审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1.2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档案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这个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弄清楚。否则，研究活动就会误入歧途，走偏方向。保自澄认为：“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档案工作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基础和条件。

（二）档案和档案工作发挥作用的范围、程度和效果的社会原因，以及档案、档案工作的社会作用。

（三）档案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心理和智慧才能发挥的社会影响。

如何其芳在《街》中所说：“理想，爱，美，幸福，以及那些可以使我们悲哀时十分温柔，快乐时流出眼泪的东西，都是在书籍中容易找到的，而在真实的人间却比任何珍贵的物品还要稀罕。”

理想，爱，美，幸福。我们苦苦的寻觅，到今天我相信这将是我们寻觅的一个终点。我们会会发现在文学遨游的现实中，找到他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文学社将给我们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在把文字的理想和现实结合的平台。

通过今天的会议，我们将确定今年5月至9月文学社的工作计划。这段时间内我们的工作计划如下：

一：校刊征稿工作。文学社将分阶段进行征稿工作，阶段分为：5月，6月，暑假，9月、在5，6，9三个月份中各班的通讯员需推荐优秀稿件5篇以上，暑假阶段推荐10篇以上。对稿件的要求是，文体，字数不限，内容可多样，但要积极向上。稿件以电子稿形式发送到文学社的邮箱。文学社将以同学为主体，参考语文老师的意见对稿件做到每稿必复。

二：社团活动。自本周起，文学社将开始进行以同学为主体的社团活动。社团活动工作由文学社社团活动小组负责。我们的活动内容将以交流写作的心得体会，探究社员感兴趣的文学现象为主，也可以有内容多样的活动。我们的每次活动都由同学自己组织，每次活动有一名至多名发起人。文学社社员和各班的通讯员均可发起活动，如有兴趣组织文学社活动的可以把计划交给社长或社团管理组。之后由社团活动组负责确定时间地点。文学社社团活动，社员必须参与，各班通讯员根据时间安排号召大家参与。下周将由社长组织一次文学社社团活动，希望大家届时参与。

三：社刊编辑。文学社作为一个社团组织，除了为潞河所有师生编辑校刊《潞园》外，我们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园地。在这份社刊中我们将主要刊登文学社社员和各班通讯员的文章，和文学社内的人和事的记录。

四：由采访组进行的对校长的采访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期的《潞园》上首卷位置刊登。

五：在暑假前，对全校同学进行征稿宣传，希望同学在暑假多写文章。

作者：匡骁 单位：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

艺术体制理论的源头———分析美学阵营中的艺术定义危机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马克思主义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一、“社会保险学”教学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过程程式化。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讲究方法，正确的方法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学有法而无定法”中的“有法”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无法”则是指教学过程中的个性化特征。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须基于教案又不惟教案。然而，从当前“社会保险学”教学实践来看，学制相对固定，教材基本不变，满堂灌现象较为普遍，学生个性遭到忽视。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灌输致使学生缺乏求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其个性才能也就不能得以全面展现。

2.教学计划相对固定，教学内容陈旧。

在教学实践中，同一个教师给不同年级学生上同一门课程使用相同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的制定与教学对象相脱离，缺少针对性。同时，不少学校保险学教材多年不变，陈旧的教学内容与变化了的社会保险观念与政策格格不入。使用滞后于时展的教材的后果是学生普遍觉得不能“学以致用”，久而久之将失去学习兴趣和动力。

3.教学过程与实际工作相脱节。

教师教学活动偏重于理论上的抽象说教，使学生学习起来如隔靴搔痒，不能触及要点。教学实践中，不少教师囿于教材、照本宣科，热衷于理论知识的讲解，未能从社会生活实践中收集教学素材，致使教学过程与实际工作脱钩，其最终结果是，毕业生缺乏专业基本技能，专业动手能力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低。

4.毕业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差。

如何其芳在《街》中所说：“理想，爱，美，幸福，以及那些可以使我们悲哀时十分温柔，快乐时流出眼泪的东西，都是在书籍中容易找到的，而在真实的人间却比任何珍贵的物品还要稀罕。”

理想，爱，美，幸福。我们苦苦的寻觅，到今天我相信这将是我们寻觅的一个终点。我们会会发现在文学遨游的现实中，找到他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文学社将给我们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在把文字的理想和现实结合的平台。

通过今天的会议，我们将确定今年5月至9月文学社的工作计划。这段时间内我们的工作计划如下：

一：校刊征稿工作。文学社将分阶段进行征稿工作，阶段分为：5月，6月，暑假，9月、在5，6，9三个月份中各班的通讯员需推荐优秀稿件5篇以上，暑假阶段推荐10篇以上。对稿件的要求是，文体，字数不限，内容可多样，但要积极向上。稿件以电子稿形式发送到文学社的邮箱。文学社将以同学为主体，参考语文老师的意见对稿件做到每稿必复。

二：社团活动。自本周起，文学社将开始进行以同学为主体的社团活动。社团活动工作由文学社社团活动小组负责。我们的活动内容将以交流写作的心得体会，探究社员感兴趣的文学现象为主，也可以有内容多样的活动。我们的每次活动都由同学自己组织，每次活动有一名至多名发起人。文学社社员和各班的通讯员均可发起活动，如有兴趣组织文学社活动的可以把计划交给社长或社团管理组。之后由社团活动组负责确定时间地点。文学社社团活动，社员必须参与，各班通讯员根据时间安排号召大家参与。下周将由社长组织一次文学社社团活动，希望大家届时参与。

三：社刊编辑。文学社作为一个社团组织，除了为潞河所有师生编辑校刊《潞园》外，我们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园地。在这份社刊中我们将主要刊登文学社社员和各班通讯员的文章，和文学社内的人和事的记录。

四：由采访组进行的对校长的采访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期的《潞园》上首卷位置刊登。

五：在暑假前，对全校同学进行征稿宣传，希望同学在暑假多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