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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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法国文学社会学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提出了“文学辩证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创立了“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研究流派。他深受卢卡契早期著作的影响并以其门徒自居,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中新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引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科学原理赋予了纯思辨性的“卢卡契式的”范畴以一种更重实证的新倾向。戈德曼由此成功地为他提出的范畴铸成了一个系统辩证的模式,从而具体地阐述了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的探讨来揭示其所指向的社会实践意义。

一、探索文本的意义结构

詹姆逊曾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而言,“形式本身实际上只是内容在上层领域内的实现。……形式是内容本身深层逻辑最后的清晰表述。”[2](p.278)它也是某种深层的相应的社会和历史结构的标记。因此,从形式中探索这种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就是批评的任务。在戈德曼那儿需要解决的就是在伟大的作品中找出与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与集体主体世界观同构的意义结构,从而使这些深层结构和世界观得到彰显。

何谓“有意义结构”?“发生学意义上的结构过程来源这样的事实,即诸个体———以及他们所组成的各种社会集团(诸个体构成的集团,其中,诸个体发现他们或在某些时候或多或少重要的方面,或在相似的环境内处于相互的关联之中)———寻求统一一致的方式,处理那些有关他们与周围环境间关系的问题聚合体。或者换种方式说,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行为(实践),在他们自己与这些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平衡。”[1](p.61)因此,结构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一定是为了解决问题,实现目的,完成功能而存在。这样的结构才是有意义的结构。“结构本质上是由完成某一特定环境之某种功能的必然性所决定的。……结构通过其意义特性而存在,而这意义特性又来源于它要满足某一功能的不可逆转的倾向。功能只能通过结构来实现,而结构在它们恰当地完成了某一功能的意义上,又是有意义的。”[1](pp.12-1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有意义结构之中并不存在永久性的东西,随着旧有功能的丧失和新功能的出现而不断地解构和重新结构。

为什么要把文学作品作为有意义的结构来看待?此问题涉及到戈德曼研究人文科学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即人类的行为总是具有意义结构的假设。这一假设的立足点就来自于主体与客体、价值和事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戈德曼一再强调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不能把一切人文现象当作独立于主体的纯客观现象来看待。“所有社会现实都是为物质事实与智识的事实同时构成的,而这些事实也结构了研究者的意识,并且自然地暗示了各种价值判断。”[1](p.63)所以,一切历史社会事实必须与主体相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受制于特定时期内的一整套精神结构,精神结构中不同因素的有机联系建构了人类的行为。我们由此可以认为,精神结构建构了一切人文现象,当然也包括文化的创造。这些精神结构是有意义的结构,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为了回应环境所提出的问题而形成的。因此,“伟大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这种内在结构,应当归因于这些事实:在一致性的高级层次上,它们对人类面临的一系列为人类相互间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所提出的基本问题表现了各种全面的态度(即世界观)。”[1](p.83)“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在概念层次、言语或感觉意象层次上表现了一种世界观,它就具有了哲学、文学或艺术的效用。”[1](p.85)

接下来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每一种具体分析中,如何阐明人们所要研究的事实的具体意义结构。戈德曼为此提出了两个互补的认识过程:理解和解释过程。“理解和解释不是两种不同的智力方法,而是一种同样的、一种指示不同坐标的方法。理解就是在确定的情况下阐明这样或那样的文学作品中的被研究客体内在的有意义结构。解释只不过是将作为构成和功能因素的结构归入研究者的结构中,并非以细致地,但却在足以使被研究的作品起源,清晰地出现的程度上发掘出直接的总体。然而这仍需要将总体结构作为研究对象,使解释变成理解,使解释式研究不得不与一种更加浩瀚的新结构相协调。”[3](p.72)当然,这种认识过程并不是简单直线式的前进过程,而只有通过整体和部分之间持久循环的成功接近,它才能向前跨进。在《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比如,理解《思想录》中的一篇箴言,就是对这篇箴言内在一致的结构的说明;但为了能够解释这个结构,就必须与《思想录》全文进行比较,解释了部分的结构,也就对《思想录》内在一致性的结构进行了理解。而《思想录》又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结构比较中得到解释,即在17世纪下半叶起过重要作用的冉森主义世界观。解释了《思想录》的整体结构,也就对冉森主义世界观(特别是极端派的冉森主义世界观)作了理解。尔后依次将冉森教派放入穿袍贵族结构中,将穿袍贵族纳入整个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社会,最后将法国社会纳入发展至今的西方世界不断地进行理解和解释。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思想录》的意义结构便被充分地揭示出来。

二、作为社会斗争的文化实践

文化创造的主体被戈德曼规定为是一种超个人的主体———集体主体,而不是个体。戈德曼将文化创造的主体奠基于集体主体,从而也就将文化实践引入到社会实践的领域。集体主体也是有意义的结构,它是诸多个体在社会分工的过程中按照特定意义关系聚合起来的整体。在社会形成的角度上我们不可能说孤立的个体是有意义的,因为离开了整体个体既无意义也无功能。一切个体的意义与功能都必定是在集体主体的整体之内而言的。“一切历史的行动,从打猎、捕鱼到审美的和文化的创造,唯有当它们与集体主体相联系之时,它们才能被科学地研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才能诉诸于理性。”[1](p.45)在各种群体之中,“还有些对于精神和艺术生活与创作最为重要的群体:即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各个社会阶级;直到今天经济基础对于人的思想意识生活一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过并不是所有以共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群体都构成社会阶级。这种经济利益必须以全面变革社会结构为目标;这种经济利益还必须通过对现代人的优点、缺点的全面评价,通过一种理想,关于未来的人类、人与人、人与世界应当具有的关系的理想,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这样表现出来。”[4](pp.20-21)

戈德曼认为原子式的个体主体是无法形成有机的总体社会的。他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例进行了论证。在弗洛伊德理论中,他将个体作为主体,将人与人之间关系描述为里比多自由满足的主客体关系。譬如:“将孩子遇见的第一批人,特别是母亲和父亲作为对象,以达到里比多倾向的自由满足,但这种满足将导致一个后果,建立极小的自治集团,阻挠任何更加广泛的社会的形成。”[3](p.103)因此,在戈德曼看来,要在单独的个体层次上使诸结构具有功能,并且阐释它们的意义和它们发生的因素,这是极不合适的。个体的建构只有与个体的社会化,与组成他不断扩展的集体范畴相联系时才能得到说明。

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是集体主体,而在主体与文化创造之间起核心作用的是世界观。“所谓世界观,乃是指一种联系紧密、不可分割的、关于人与人以及人与宇宙之间的联系的观点。”[1](p.124)世界观在戈德曼那儿并不是对某种现实的纯粹被动的静态反映,世界观建构了人类的行动“人为了能生活下去和有所指向,他总是被迫将一种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秩序引入他们对世界总体的表象中;任何集团都企图创造出一种我们提到过的同样的表象,构成文化创造主体的特别集团则企图创造出一种世界观。”[3](p.51)一种有效的世界观可以基于具体的环境而成功地使经验现实得到阐释并控制行为的方向。因此,没有这样的一次整理,任何有效的行动都是不可想像的。“这些精神范畴结构(包含思想行为和感情)也创造了各种社会现实:房屋、道路、诽谤、专制、生产关系、文学作品,以及人们用来研究这繁富多彩的事物的价值判断和理论概念。”[1](p.96)在此意义上,戈德曼认为任何社会事实都渗透着意识事实,意识事实则组织构序一切社会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并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是一个关系概念。每个阶级在与其他阶级相区别的对立关系中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当然,每一个阶级所具有的世界观也并不是自发生成的实体,它同样是在与其他阶级显在的世界观和现存的社会秩序对抗中来确定对自己、对世界、对超验原则的看法。它是对他者的回答,而不是自言自语,是在与他者形成批判、区别的关系中的一种扬弃、一种超越,而不是一个已知的确定事实。“各个集团由于其自身的地位,总是依赖于其他集团,并且这种关系又处于经常变化之中;那么这些集团对处于整个社会过程中的集团间的关系,便很少到达一种高度连贯的自我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戈德曼把他们的理论实践说成大多是潜意识的原因所在。一个集团诸精神范畴的结构过程,一般来说是潜在的。”[1](p.22)“它不属于以相对稳定的价值等级为特征的日常的经验世界。所以,人们在‘杰作’中发现的世界观不是表现一个集团成员经验的、现实的意识,而是表现理想的意识、最大可能的意识。这是一种潜在的意识。”[5](p.3)

借助于同构概念,戈德曼使艺术———社会历史转入了辩证关系之中。詹姆逊认为,形式是内容以及内容内部逻辑的投射,是一种显在的内容;而内容则是隐蔽的形式。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个都可转变成另一个,两者是一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以同构为中介,我们就可以把作为形式的艺术与作为内容的社会历史的关系纳入上述的论述中。由于同构的作用,一方面我们可以使潜在的世界观得以明晰,因而我们就可以对戈德曼作品的审美原则有深刻的理解。戈德曼认为审美价值的判断标准来自于它是否完整地彰显了社会的整体结构———一种统一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同构的原则就是要还原作品产生的具体语境,在对话语境中把握作品的形式和意义。詹姆逊还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而言的一个总体特点就是文化作品本身不是自足的,它往往是在特定语境中对对话者的一种回答、一种相区别的对抗。理解这种特定的境遇是我们了解文本的基础。

同时,我们也了解了经过同构的中介作用之后文化实践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创造包含着有利于集体觉悟的统一性和一贯性。总的说来,除了别的功能之外,文学创造还有帮助社会集团认识问题和意识到自身愿望的功能。”[3](p.56)另一方面,在争夺文化霸权的对抗性语境中,世界观具有行动的功能,并且是建构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一旦作品所揭示的潜在状态的世界观与现存秩序发生冲突时,这意味着作品已经开始参与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事实的建构,开始了对社会成员新的精神范畴结构的塑造;因而便具有了伟大的批判功能,甚至是激进的革命性作用。

三、相对总体与作品的批判性

“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样,戈德曼的研究是从这一观念开始的:个别的现象只能在总体一致的范围内才能被具体地理解。”[5](p.34)文学作品只有被放入总体性的宏观分析模式中才可以得到几近完全的解释。

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文学作品中丰富性与统一性的关系,如何面对文本的多义性。正如奥地利著名的文学社会学理论家齐马所置疑的:“‘意义结构’的概念不仅从分析本文的多样性的语义学角度看,而且从探讨几个世纪以来对拉辛作品接受情况变化的阅读理论的角度来看也是成问题的。如果把《安德罗玛克》或《费德尔》视为冉森主义世界观的表达,那么怎么说明拉辛在19世纪或20世纪的现实性呢?冉森主义既不能解释拉辛的现实性,也不能解释革新的阅读使拉辛作品经受的变化。”[5](pp.66-67)

对此难题的解决,戈德曼认为关键还是来自对总体性的界定。戈德曼的总体性可以描述为“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组成社会的各个阶级与各集团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1](p.20)。它在各阶级的具体实践中反映出来。在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总体理解为各阶级及其世界观的一个对话语境。在这个语境中,各阶级、各种世界观通过相互对立、相互区别的关系建构着自己。当然,这不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语境,而是一个有着支配与被支配的语境,是一个争夺文化的主导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建构现实世界主导权的场所。每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及其现实结构并不是孤立出现的,它一定是满足特定环境的需要并实现某种功能而存在。一旦功能丧失,它也必将消亡,而满足新要求的功能性整体也必将形成。因此,这不是一个永恒、先验的总体,而是具体时空中相对的总体。历史就是旧有结构的解体与新结构形成的不断交替的过程。每一个集团构序社会现实的精神范畴和世界表征系统“都只能当它们基于一种具体环境而成功地使经验的现实得到阐明并控制了行为方向时,才是有效的。这些范畴的整体构成只具有一种暂时的价值,它们只是在某种具体环境下对某种特定社会集团来说才是有价值的,当通过根据上述整体构成而行动的人的行动,或由于外界影响,宇宙变了,环境改变了时,精神范畴就不再是有效的,就丧失了其合理性,就应该改变了”[3](p.52)。

社会总体性结构改变了,构序社会现实的世界观与功能改变了;那么,与世界观同构的作品有意义结构的统一性也应发生改变。从中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出,结构社会秩序的世界观和社会现实之间与作品有意义结构统一性与丰富的作品世界之间所具有的相似的功能。“的确,仅仅在原则上肯定拉辛、帕斯卡是不够的。应该走得更远,去具体研究这种丰富性,将文学作品肯定为一种牺牲,无疑是它所表现的秩序所必需,并且是在承认其价值时,对那些仍然是一种牺牲和局限的东西加以阐明。归根到底,这才是作品中与批判精神必要有关的东西,又正是通过这种东西,这种作品才能指出了将超越它今天所捍卫的秩序的可能性的希望。”[3](p.57)因此,戈德曼并不否认作品丰富世界中蕴含多义性的可能,正是这种多义性与丰富性是作品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和永恒的批判性光芒的奥妙所在。这种丰富性使作品不断地超越自身、超越时代。“批判功能对我来说显现为所有重要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通过这种因素,文学作品不仅指出一个特定社会阶级现时的愿望,而且也指出有朝一日超越这些愿望走向更加广阔和更加人道的秩序的希望。”[3](p.57)也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戈德曼特别强调在考查作品能否形成有意义结构的同时,更加关注作家对作品世界丰富性与独创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3][法]吕西安·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4][法]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5][奥]彼埃尔·V·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