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散文范文精选

摘要： 沈从文的作品被大家熟知，是因为他的小说，但我认为更能体现他的才能的是他的散文。沈从文的散文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自立于中国现代散文之林。他的散文创作丰富，量非常大，《湘行散记》《湘西》是沈从文艺术生涯鼎盛期的作品，自然天成，形成独有的风情、风味、风格。沈从文的散文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湘西塑造了沈从文，沈从文再现了湘西。

关键词：沈从文；散文；《湘行散记》；《湘西》

许多读者认识了解沈从文以及他的作品都是从《边城》开始的。翠翠纯洁、美好的形象以及湘特的地域文化，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并以此为开始，深入了解，逐渐喜欢上了沈从文以及他的作品。我也喜欢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他所描绘的神秘的湘西，深深的吸引着我。作家的创作风格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和性情分不开的，而一个人的性情，或者说性格的形成与他所生长的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好事人，若从一二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一个名为‘镇m’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三五千人口。”沈从文就是生活在这个名为“镇m”的地方。

一、独特的写作题材

由于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的影响，沈从文的创作素材有异于其他作家。他的散文扎根于湘西这块偏远、落后、不为人知的神秘的地方。“他把地方风情写得很迷人，是评论家和读者一直在争辩他的乡土文学作品有多少真实性”。沈从文4岁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认字，入学之前已经认识了很多字。在私塾和小学读书时，老师所教的东西，远远不能满足他的兴趣，于是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校门外广阔无边的社会生活。而这段生活经历无疑形成了他一生的性格与感情基础，并为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沈从文对周围世界的异常敏感又天性好奇。他观察宇宙万物细致入微，他的术天才一部分来源于此。”那熙熙攘攘的大街小巷，叮当作响的铁匠铺，挂满各种颜色布匹的染房，屠户的肉案桌，扎冥器的铺子，还有那长满花木的青山，游鱼嬉戏的小河，果实累累的树木……都令他神往。

（一）湘西的自然风景。

在作家的笔下，故乡的山，仪态万千，清奇秀美。故乡的水，波光潋滟，清澈见底。白河是“夹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青翠，岩石黛黑。水深而清，鱼大如人。”辰河“沿河两岸连山皆深碧一色，山头常戴了点白雪，河水则清明如玉。”作家观察入微，不同的景色，描写绝不雷同。景色在作家描写下，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逼真秀美，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并对湘西充满了向往之情。在湘西的自然风景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两岸高处去水三十丈的吊脚楼了。在这里，我把吊脚楼也归入到自然风景中，因为吊脚楼在时代的长河中，早已与山、与水融为了一体，成为了湘西最具特色、最具代表的风景。沿河两岸的吊脚楼，在河水的映衬下，显现出古老、纯朴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二）湘西的民族风俗。

摘要：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算得上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大师，他的文学创作主要取材于两个方面，一是湘西生活，一是都市生活。对比是其文学作品中较为常见的艺术手法，本文就是来探讨沈从文散文中的对比艺术。

关键词：沈从文；散文；对比；艺术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物研究学者，他的一生饱经沧桑，在文学方面的才华对他的人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代表性作品《边城》、《长河》等，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较高。《边城》的创作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京派小说的代表性作品。而他的散文《湘行散记》等颇具艺术特色，采用了多方面的对比的手法，包括人物的对比、场景的对比、古今的对比等，使得散文的创作同样大放异彩。

1. 沈从文及其散文创作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出生于1902年的湖南凤凰县，只有小学学历，却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有影响力的作家。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以及文物研究学者。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丰富的人生经历，加上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使得低学历的他也取得了和当时文学大师平等对话的权利，在胡适的帮助他，他后来顺利成为学校低年级的文学讲师，并与挚爱的妻子张兆和过着幸福的生活。他的代表性作品是他的小说《边城》，《边城》描绘了美好的乡土生活，突出了美好良善的人性，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其散文的创作也是有其艺术特色，呈现出作家内心深处灵心性的美好。这样的一种美好，在中国文学史上像温暖之风，温暖了冰冷的现实社会。

沈从文的散文创作与其小说创作一样，充满了温馨和谐之感，语言质朴真诚，直触人的心灵深处，语言的描写单纯而自然，充满了湘西特色，充满了对湘西乡土地区人们生存状况的哲学思考。代表性散文作品主要收录在他的一些散文集里。散文的创作中采用了大量的对比手法，对比的运用，从正反两面表现出文章的主题，对人物的刻画，以不同身份人之间的语言、思想的刻画来突出主要人物的人性特点，更多的是对于场景的对比，在其散文中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对比，这样的对比使得不同场景的湘西境况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古今的对比也是一大特色。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散文《湘行散记》就能够看到其中的对比艺术手法。

2. 沈从文散文创作中的对比艺术

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沈从文作为“大家”的文学品格逐渐被文艺界承认，他在小说方面所取得的卓尔不群的成就，成为评论界瞩目的焦点。同时，他的散文与其小说一样，是他精心营构的艺术世界，也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

(一)生命与颜色

沈从文是一个对生活与生命作过长期慎重思考与探索的作家。他这种对生命执着的“凝眸”，源于湘西奇特的自然景观及其在曲折的人生经历中的深刻体悟。沈从文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其拷问生命的根本原因。他出生于军人世家，从小就目睹人世间的残酷杀戮；尤其是入伍后，亲眼目击了军阀混战时的草菅人命，朋友的突然死亡更使他体悟到了人类生命的短暂与倏忽；“五四”余波漾及湘西时，沈从文来到北京，窄而霉斋里发霉的生活，四周人情的冷漠，卖文求生的艰辛，这一切使得沈从文一步一步走向生命思索的深处，探究生命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因此，在沈从文的眼中，生命是“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的一种力量，在不断向世界进行自我证明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显示出一种飞旋而高扬的尊严，生命作为至善至美的一种人的本性和一种人生意义的抽象，他的美是纯粹的彻底，若我们仔细地聆听，一定会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受到一种对生命永恒的深情呼唤，而且是通过描绘自然色来呼唤。

浸有情感的色彩才有生命力，就像叶芝在他著名的《诗歌的象征主义》中所说一样，“全部声音，全部颜色，全部形式，或者是因为它们固有的力量，或者是由于源远流长的联想，会唤起一些难以用语言说明然而却又很精确的感情。”，“一种感情在找到它的表现形式――颜色、声音、形状或某种兼而有之之物之前，是并不存在的，或者说它是不可感知的，也是没有生气的。”一种颜色如若没有赋之于情感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沈从文独特的艺术禀赋就表现在他极善于把自己的生命情思、生命感觉和生命思考外化为具有独特情感意味的可感可知的五颜六色之画面。于是，在构思作品时，他总是要根据其内容需要去精心选择调配各种自然界的肤色。色彩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沈从文的生命、生活；他的文学事业的源泉乃至他整个精神世界的意象都源于色彩，色彩也是他散文的灵魂；色彩是沈从文的人格体现；是沈从文人生态度的旨趣。

然而，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自然景物和社会环境都有各种各样的总色调，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家总会将其加以认真地观察、比较、鉴别，赋之于文学创作之中。自然色彩是五彩缤纷的，情感色彩也是丰富多彩的。在沈从文的散文作品中，就很自然地流露出“色彩”这个艺术世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翠绿，是沈从文对生命的礼赞与信仰；饱含浓郁的灰与黑，是沈从文对人生参与社会的忧患与控诉。

(二)灰黑――忧患生命

人具有社会性而对于沈从文个人来说，他所生活的社会又是黑暗与残酷的，因此沈从文对生命关注的焦点是社会人生，即历史与现实矛盾冲突中的人生，尤其是人的生活形态，人际关系，以及与大自然的和谐对应的人的社会，这是他散文创作的主色调，也是他对“命”形态的诠释。这也是他逃脱不掉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忧患意识――的影响所导致的结果，尤其是在他土生土长的封闭落后的湘西，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识就更加强烈了。

摘要：《湘行散记》是沈从文一个重要的散文集，集子中的文章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而其中展现这种魅力的元素便是沈从文在文章中大量的风景描写，而且这种风景的描写融合了沈从文独特的语言风格、丰富的感官契入以及丰厚的诗意的呈现。

关键词：湘行散记；沈式语言；绚丽的感官；丰厚的诗意

中图分类号：I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012-01

《湘行散记》这个散文集出版于1936年，一共收散文十一篇。它是1934年作者回故乡湘西时作的游记，展现了湘西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自发的抗争。语言清丽，描绘出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笔者以风景描写为契入点，分别从语言特色、丰富的感官契入以及丰厚的诗意的呈现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

一、独特的“沈式语言”

首先，写景语言质地简洁而澄明。散文与小说不同，尤其是乡情散文，山水人事皆为实在，皆与作者生命相连，魂魄相依。十六年后，在透骨的相思里翻越烟雨关山再度重逢，“一个生命，两个天地，十六载似水年华，脚一踏上乡土，心中多少感慨！”一颗心澄澈如沅水，自由舒放。加之沈从文秉性醇厚，心根正直，能始终正视国族苦难，能关注广大遮蔽下的种种生命在欢喜和忧愁，笔墨书写均出自心源，出自人的至性常情，所以，磊磊落落，澄澄明明。

其次，景物描写运笔走势轻捷而灵动。沈从文曾苦练过书法，深研过传统绘画，深知运笔走势的精妙所在。所以将其精妙转为文字描写，“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曾深受沈从文影响的贾平凹说过：“语言中多用动词，用常人不用的动词，语言就有了场面感，有了容量和信息，有一种质的感觉。”

第三，描写风景用语典雅与土俗并存，富丽与朴素同在。沈从文曾在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中说道：“兼叙人事的散文……容许你在景物印象、语言对比、观念诠释、人事发展上作各种不太谨严的拼和，涂金绘彩至于奢侈，素朴无华近于贫俭，粗俗中增饰妩媚，庄素中注入了点点幽默。”这是沈从文给青年作家的指点，也是他自身语言表达的写照。他把古典词汇中典雅、高贵、精致、飞扬的一面，经过心灵的筛选和内化、编织和组装，幻化成它独特的现代散文语言。

20世纪30年代批评家对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否定，延续到了50年代。这是由于革命刚取得成功，革命时期的思想得以延续。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评论：沈从文作品产量极多，但有空虚浮泛之病。“空虚浮泛”这一评论，与韩侍桁的观点一脉相承。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文学史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沈从文“文体作家”这一称谓的内在蕴涵有所褒扬。但总体而言，评价是矛盾、抗衡的。林志浩的评价是：沈从文的作品文体繁多，不拘常例，善于组织情节，特别是结尾，常常出现一个突然的转折。可以看到，林志浩对沈从文的文体已经是直接持赞扬。而几乎同时期，夏志清在《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中指出：沈从文1924-1928年间的小说大体上都能够反映出作者对各种错综复杂经验的敏感观察力，但在文体和结构上，他在这一阶段写成的小说，难得有几篇没有毛病的。夏志清的观点又与30年代的评价不谋而合。1990年代之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都给予沈从文“文体作家”的称号以肯定评价。程光炜等称沈从文是少有的‘文体家’。并高度评价沈从文对文本形式有着鲜明的自觉意识，在叙事层面寄寓着审美化冲动。罗振亚指出，沈从文早年获得‘文体作家’的称谓是含贬义的。但沈从文灵活运用各种文体，并且创造性地进行了文体间的融合，应该获得文体家的称号。在罗振亚这里，这一称谓饱含赞扬之意。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下结论，应该正面对待沈从文“文体家”的称谓，他高度赞扬沈从文在小说体式上排除了晦涩和自赏，让得自己的诗体乡土小说生气勃勃，有浓厚的文化积淀、指向。他充分肯定沈从文不十分在意传统的叙事技巧，塑造人物性格和刻意安排故事情节，而把‘造境’作为叙事作品最高的目标。境，是中国美学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般用于非常优秀的诗、画作品，而用这么一个含义深厚的概念来评价沈从文的小说，本身就表明了吴福辉对沈从文作品及其文体的高度认可。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批评家们以思想更多的自由，文艺活动也获得另外一个春天：审美性作为文学评价最高标准。从这一标准而言，沈从文无疑是一位优秀的“文体作家”。沈从文的文体革新确能令读者耳目一新。通过对他的文体仔细分析，可以看到革新后，他的小说、散文都具有新的文体特征。首先，其小说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指出,自己的乡土小说作品都“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的气氛”。沈从文惯于把故事安排在一种使人微感凄凉的情感基调里,如《玩陵的人》，细雨、风灯、哀鸣的小羊等都是他喜欢用的意象,它们构成了沈从文游记散文有的美丽而忧郁的叙事情调，从而表达自己交织着希望与隐忧、热情与悲痛的生命体认。在创作时，沈从文持一种学习的态度，他不是计较一时或一个作品的得失成败，而是准备通过自己的长期努力，“把可用生命使用到这个工作上来，尽可能使作品在量的积累中得到不断的改进和提高。”除了在小说中灵活运用了日记体、书信体、传奇体等，使得其体式丰富之外，沈从文的小说作品突破了当时主流的现实主义手法，没有在强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典型形象，而只勾画出环境与人物的轮廓。当时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然而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却让自己的主角身处“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的理想社会，宗族关系极其单一。他让主人公们远离封建礼教管束，在自然中自由成长，集健康、美丽、天真活泼、勤劳乖巧等优点于一身。正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中，少女们真淳的人性得以生成。除了不遗余力地营构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更着力于展示其“自然”，充分表达出对天人合一式理想生命形式的渴求———“生命谐合于自然，形成自然一部分”，这也从根本上摒弃了传统小说中以父子之道、家庭伦理等为中心的创作原则，生发出全新的自然世界。这给深受封建礼教迫害的中国读者呈现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其次，沈从文突破了传统游记散文的表现手法,创造了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于一体的大容量、全景式的叙述体式。在《新废邮存底》中他曾这样阐释自己的想法是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的方法,把游记、散文和小说揉为一体,把人和故事置于西南特有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环境的背景中,从而通过散文作品来呈现湘西风情。他不仅是以“抒情幻想”的方式创作，他更力求全景式地描写出湘西生活,不仅写山画水,而且兼人情、物理、风俗、历史于作品中。如《湘西•凤凰》,他兼写了凤凰的风景、民俗、历史。既有刘俊卿、田三这样的游侠,又有被晒死的蛊婆，更有那纯净美丽的少女,从而深刻地揭示出由于特殊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湘西人特殊生存方式,谱写出一幅厚实的湘西生活画卷。沈从文用写人叙事的小说笔法写游记散文,刻画人物形象,讲述故事。

“奇”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的特点,他借用小说笔法在散文中描写人物的“奇”。如在他笔下,湘西最后一个游侠英雄田三:“号称湘西一霸,待人却廉谦如一小学教员”;曾因一言拂逆而杀人,面对醉汉的当众辱骂却又毫不怪罪;见先生长者必侧身让路,见人相争吵必主动劝解,但为友报仇却又不惜步行七百里,英雄一世却死于不测等。作者抓住人物富于个性色彩的行为方式和非同寻常的轶闻趣事,塑造出高简峻奇的人物形象。沈从文根据湘西社会人事的特殊需要,创造性地揉小说故事与游记散文于一体,有其特殊的意义。接受美学阵营的两名主帅H.R.姚斯和W.伊泽尔认为，美学研究应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反应、阅读过程和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创作与接受，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就具体的创作活动而言，就要求作者应重视读者。基于民族复兴这样远大而神圣的创作理想，沈从文对民众读者承担起沉重而严肃的历史使命感。他时刻瞩目读者大众的期待视野和需求变化，但又不趋炎附势、更不逢迎世俗。他的创作不仅仅关注着读者对象的数量，更关注自己作品的艺术水平、社会功能和历史价值。他期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振奋读者的精神，进而实现自己重塑民族品格的文学理想。尽管他的创作缺乏“血与火斗争”在那个时代显得不合时宜，也未能在当时产生风靡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是他遵循文艺创作规律，对读者负责，重视作品的社会功能，坚持艺术创新的指导思想确能让他自豪:“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

作者：王清敏

摘 要： 晚明时期南曲隆盛，作家辈出，吴江派以独具特色的散曲创作和具有开创性的散曲理论，在晚明曲学领域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以吴江派为切入口，选取几位代表作家作品详论，重点剖析其南散曲创作风格、形成原因及发展趋势，以期透过吴江派散曲作品重新勾勒散曲发展轨迹，准确认识并定位南散曲的价值。

关键词： 吴江派 南散曲 创作风貌

吴江派是崛起于晚明的一个标志性流派，在戏曲史上影响深广。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这样一个特点鲜明又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学流派并未给予全面深入的研究，他们往往将研究视点集中在吴江派显见的戏曲理论和文人传奇上，而对于同样重要的散曲却疏于问津，系统探讨多年仍付阙如。即使涉及散曲也往往是浮光掠影，流于表面，不得窥其“全豹”。事实上，吴江派散曲旁辟新境，蔚为大观，走出了一条脱离戏曲的独立之路。

任中敏《散曲概论》云：“起嘉隆间以迄明末，将近百年，主持词余坛坫者，文章必推梁氏为极轨，韵律必推沈氏为极轨，此为昆腔以后之两大派。一时词林，虽济济多士，要不出两派之彀中也。”①换句话说，梁沈两派分霸当时散曲曲坛，二人代表晚明散曲的主流。梁辰鱼因率先以昆腔作曲而开启了曲文学的崭新时代，但梁氏领导的昆曲派所作散曲都烙上了晚明社会奢华放浪的时代印记，香闺脂粉气浓厚，辞藻雕琢满眼，自此香奁一体笼罩曲坛，散曲当行本色之风丧失殆尽。在此情形下，吴江派为拯救散曲于末路，强调音律，倡导本色，一洗梁氏脂粉味。

综观吴江派散曲，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吴江派是针对戏曲而言的，在散曲方面并不能成为一派。李昌集在《中国古代散曲史》中言：“沈的声律之学影响颇巨，然其‘豪锋殊拙’的‘本色’作风，却并没有构成一派，吴越诸曲家，恪守音律上一遵沈门之训，而在‘文学’上，则并未死守师门。”②可知吴江派曲家之散曲总体上与沈大相一致，具体却各有特色。下面结合各曲家的地位、散曲数量、优劣等因素选取几位代表作家作品详论，展现吴江派散曲的总貌，其余则不赘述。

沈散曲今之所见，十之八九为恋情相思题材，可见自梁氏开启晚明“南词”一脉萎靡香艳之风后，晚明曲坛散曲诸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沈难以超越其范围。故沈散曲与梁辰鱼等人描写闺怨的散曲一样，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只是在语言表面形式上稍有不同。虽然沈一心想要革除梁氏“雕缋堆砌”之病，己作也以本色为出发点，但其实沈曲与本色是“貌合神离”。试举一例：

[八声甘州]因缘薄冷，叹鸳鸯被卷，枉怨银筝。秦楼月影，蝴蝶梦中孤令。曾六汗衫余馥在，漫哭香囊雨泪盈。柳眉，蹙双峰为才子留情。

[前腔]春宵多月亭，记曲江池上，丽日初晴。蓝桥仙路，裴航巧遇云英。万华堂畔言盟誓，玉镜台前作证成。他负心，几曾教鱼雁传情。

摘 要：沈从文创作《湘行散记》正是实践“俗气”的散文理念。他关注底层人民的生存境况，洞察到一部分人纷纷陷入精神的迷惘和困顿之中。对普通人民与“自然融合”的朴素人生观和文化价值认同客观对待，充分呈现了其利弊兼有的复杂性。“俗气”更有对国家明天的焦虑。至于如何建构那个明天，并没有给出具体可行的方案，但这恰恰体现了沈从文在面对中国社会现实时的严肃性。

关键词：俗气 沈从文 自然融合 出路

人们谈起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总是赞不绝口，称其和《边城》《从文自传》共同“标志着沈从文创作的完全成熟”[1]（P193），和《从文自传》《湘西》共同“构成了沈从文散文艺术殿堂的支柱”[1]（P196），并且《湘行散记》研究的视域往往被限定在其对湘西这一特定地域自然生命和历史文化景观的建构上，目的在于彰显湘西的地域性、文化性。[11]但事实上并不仅仅如此，《湘行散记》创作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1934至1935年，体现了沈从文对彼时“当下中国”的现实关切，“湘行”其实是一组系列镜头，如实地记录并反映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真实生活情景，这是一个开放的地理空间，并非是为了对应都市社会而重塑的想象空间，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追求也相去甚远。1935年3月沈从文在《水星》杂志上发表《风雅与俗气》一文，明确表示反对那些“与当前实际社会拖开一点”的“风雅”的幽默小品文，赞同“在卫道致用方面”有所建树的“与实际问题接近”的“俗气”的文章。[1]（P35-36）我们认为沈从文创作《湘行散记》实践了“俗气”的散文理念，并有意识地与当时流行的“雅致”的小品文以及带有战斗性质的杂文分道扬镳，从而确立一种新的散文范式，在1930年代独树一帜。为此，本文将重点讨论《湘行散记》的“俗气”是如何体现的，何以形成“俗气”局面，这样的“俗气”出路在何方？

一、“俗气”如何体现：“我认识他们的哀乐”

沈从文在《湘行散记》里关注的中国社会现实最直接地体现为底层人民的生存境况。这沉默的大多数，皆在自己的有限生命里为“求生”这一最自然不过的需求努力挣扎。这些人的生活轨迹是一个封闭的圆，百年前或百年后乃至四五千年前，如此一成不变，却又如此剑拔弩张，永远处在不停地为生存而战斗的环形跑道中，始终走在生老病死的路上。《桃源与沅州》记载了桃源县的“后江”住着不计其数的，这些妇女不囿于年龄长幼的伦理道德秩序，为生存认真经营这份工作。她们竞相学习烧鸦片烟、唱流行小曲、唱军歌党歌来服务军政各界、烟贩、木商、船主、出差的过路人等。她们不把病放在心上，一旦严重了，就打针勉强维持;实在病入膏肓了，便叫人将其隔离直至生命终结。水手更是处于赤贫的尴尬局面。《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和《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有着一连串触目心惊的数字：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仅仅为了多得一分钱便与其他水手展开对骂，条件谈判好后便赶忙弓着腰拉绳，然后坐在石头上神气地一五一十地数钱。沈从文乘坐的辰河上的小船，其中舵手每年二百四十吊钱，一个月有两块三角钱;拦头的上行一次两块六角钱，下行免费;小水手十个铜子一天。为了这份微薄的收入，水手必须得“从天明起始到天黑为止，做他应分做的事情。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在能用气力时，这些人就毫不吝惜气力打发了每个日子，人老了，或大六月发痧下痢，躺在空船里或太阳下死掉 了，一生也就算完事了。这条河中至少有十万个这样过日子的人。”（《辰河小船上的水手》）这些人占据了中国的大部分空间，并不思索“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2]（P99）的抽象问题，但对于寒暑和四时的交替，都本能地严肃处置，绝不推脱。

《湘行散记》里洞察的不仅是生活的艰辛，还有一部分人随着生活处境的每况愈下，纷纷陷入精神的迷惘和困顿之中。人们生活的处境以浦市为例，这个至少供养了当地人三十多年的昔日繁盛的地方如今“早已破败不堪”，经济陷入枯竭中，“除了有一只船载运了方柱形毛铁，一只船载辰溪烟煤，正在那里发签起货外，其它船只似乎已停泊了多日，无货可载。”（《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面对如此不景气的地方经济，人们便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于是“跛脚青年人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回到家乡，以“什长”“伤兵”的名义做生意―――“有人可以赚钱，有人可以犯法，政府也设局收税，也制定法律禁止，又可以杀头，又可以发财那种从各方面说来都似乎极有出息的生意。”毫无疑问，这个生意便是贩卖鸦片。滕回生堂这个沈从文曾经很满意的桥头，是“一个社会的雏形”，如今“这桥上一共有十家烟馆，十家烟馆里还有三家可以买黄吗啡。此外又还有五家卖烟具的杂货铺。”（《滕回生堂的今昔》）沈从文后来回忆此次“湘行”目睹的现状时如是说：“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键，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3]（P211）由此可见，湘西虽只是中国的狭小一隅，但它的处境是整个中国“合谋”的结果，而其实“人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处境。”[4]（P3）在经济瓦解、政治堕落，有些人通过、僭越法律的途径横征暴敛时，必然会看到更多的人为此行为买单，受其迫害。我们看到了沈从文的“老伴”赵开明和女儿在店铺里度量带子，安于现状，靠鸦片烟打发日子;那个爱洗鼻子的朋友印瞎子想从事他先前否定的文学职业，写点小说，可事实是他“六年来除了举起烟枪对准火口，小楷字也不写一张了”。（《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更有一些人心灵受到腐蚀，陷入“精神上的营养不良”，在长沙有五个青年皆想做“诗人”，“一面正被‘杀人屠户’提倡的读经打拳政策所困惑，不知如何是好。一面且受几年来国内各种大报小报文坛消息所欺骗，都成了颓废不振猥琐庸俗的人物。”（《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二、“俗气”的形成：“固执的单调，单调的延长”

和《湘行书简》这个属于私人空间的有直接抒情对象（即张兆和）的“底稿”相比，《湘行散记》中直白的情绪隐匿了，取而代之的是经验化的面向公共社会领域的冷静客观的抒写。无论是湘西社会千年不变的“常”，还是一直“下沉”的“变”，沈从文并没有以“常”为价值判断来审视“变”。他能够“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就“中国人目前大多数人的挣扎”，能够“客观一点开看看。”[5]（P45）所以其实沈从文在体认中国当前状况时，立足于“人”自身，探究造成此局面的形而上层面的因素。

[摘要]　沈从文是中国现当代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语言独特。在质朴含蓄中表达对自然人性的向往和尊重，借抽象的抒情使小说带有感悟式的哲理，用诗化、散文化的叙述语言成就了小说语言形式的唯美，而象征手法的创新运用又让读者领会永恒的无限的人生意义。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语言；独特，艺术美

语言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对于优秀的作家，读者往往可以从他们的语言特色上分辨出其创作的独特性。只有语言艺术出色，作品才能体现出它的文学艺术价值。沈从文崇尚一种恬淡、含蓄的语言美，这是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一直的美学追求。他倾向于表现纯朴、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并用最符合人性的自然方式表达美的意境和人生，创作手法独到，极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方式，这在其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中表现突出。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在现代文坛独树一帜，质朴而又含蓄，采用抽象抒情的方式，用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融写实、象征于一体，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显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一、用质朴含蓄的语言唯美地表现人性的自然之美

沈从文小说质朴含蓄的语言是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的体现，又成就了沈从文的健康、高雅、优美的艺术追求。可以说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无处不在地实践着他的艺术美学追求。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说风格，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最美的东西，让最简单的技巧焕发恒久的生命力。

读沈从文的小说，无时无处不让人感觉到他炉火纯青的炼字本领，无论是小说中的背景环境还是人物形象，他都能用最简练的字词语句进行勾勒。这种炼字的能力即使是在繁华极盛的现代文坛上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背景环境的描述极尽精炼是他小说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是他文学艺术美学追求的体现。沈从文的对小说中的背景环境的描述是十分简明的，他通常在描述事件之前用不加任何雕饰的语句先将环境构建清楚，既体现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世界，也表现沈从文自然清新质朴含蓄的美学追求。他的短篇小说《柏子》这样写道：“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一句话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奠定了全文自然质朴的基调。类似的环境描写沈从文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优美的风景、质朴的心灵、凄美的命运、高贵的人性在这个环境中交融并得到升华，用简单明了的语句表现这样的意境，实现了对质朴的美的含蓄传达。

沈从文无论对人物的整体形象塑造还是对人物语言的描摹都是惜墨如金，在精炼的笔触中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这种简朴刻画人物整体形象的语言，通常是用直接叙述的语气、清新质朴的简洁语言塑造人物形象。《龙朱》中这样描写龙朱这个人物：“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几个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就出来了。在人物语言中，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通常仅限一行，但往往是个性化的、人性化的、意在言外的。沈从文对人物语言精练的处理，对于读者了解人物性格，理解人物话语之外的意义有益。这样唯美含蓄的人物对话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连人物的名字也极尽简略之能。通常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连个名字也没有，“妇人”“男子”“兵”“女孩”“绅士太太”，要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他不给人物取名字。即使取名字也都是质朴的不能再质朴的“三三”“翠翠”之类的名字。

内容摘要：沈从文的创作受到了屠格涅夫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来探讨二者在创作手法上的异同之处。

关键词：沈从文 屠格涅夫 创作手法

沈从文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用屠格涅夫写《猎人笔记》的方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由此可见，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不论在题材上，还是在对大自然的描绘上都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一.《猎人笔记》和《湘行散记》在创作艺术上的相同之处

1.对大自然的眷恋

在屠格涅夫笔下，俄罗斯的自然风景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俄罗斯那广阔的平原、富饶的田野、茂密繁盛的橡树林，色彩斑斓的花鸟，这一切都被描绘的栩栩如生。如《幽会》“到处洒满阳光，透过那些欢腾嬉闹的树叶，看得见浅蓝色的天空，它仿佛在闪闪发亮”这足可以表现出少女此时的心境。等到那个薄情郎无情的抛下她而离去的时候，林中的景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那阳光“似乎也变淡了，变冷了”。可见屠格涅夫在描绘自然时并不是冷漠的、纯客观的，而是融入了主观的情感，赋予了自然灵性与浓浓的情感色彩，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沈从文的小说叙事常常是半叙景物，半叙人事，让它从两相对照中形成一种特别空气，必然容易产生动人效果。这种叙述手法显然是受到屠格涅夫的影响，《湘行散记》犹如一段段柔美的音乐，构成一曲完整的湘西之歌“石壁半腰约百米高的石缝中，有古代巢居着的遗迹，石罅隙间横横的悬撑起无数巨大横梁，暗红色长方形大木柜尚依然好好地搁在木梁上，全船坐满了青年桨手。头腰各缠红布，鼓声起处，船便如一只没羽箭，在平静无波的长谭中来去如飞”。这里所描绘的湘西自然地理风光与古代文化遗迹与悠久的民俗融合在一起，愈增添了一种宁静平和的氛围，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现实的真切感。

2.对本土文化的挚爱与忧思

[摘要]印象主义批评是“一种以传达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直觉感受和主观印象为主的批评方法”，“思维方式的直觉感悟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文学大师沈从文的印象批评，以其丰沛的审美韵味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具一格，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审美自觉与成熟。沈从文的印象批评多来自他感悟作品时所获得的真切感受与印象，他的审美印象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直观，并且精当地采用了多种表述审美印象的方式，这是既到位又内行的批评，明显带有原创性。

[关键词]沈从文；印象批评；直觉感悟；功利；审美表达

沈从文是一个文学大师，也是一个成就卓著的文学批评大师。他的印象批评以其丰沛的审美韵味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具一格，与李健吾堪称中国现代印象主义批评的双璧，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审美自觉与成熟，极大地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本文将具体剖析沈从文印象批评的基本特色，旨在考察其批评的借鉴意义。

一

印象批评，也叫印象主义批评。在西方，作为一种自觉的批评类型，印象主义文学批评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主要盛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诸国。印象批评也是中国古代常见的批评方法，它的起源更早，至少在钟嵘《诗品》时期就已经很成熟了。他的《诗品》提出“直寻说”，认为在直观感悟中，审美主体与物直接对话而不需经过逻辑推理。《诗品》品诗论诗，多采用形象化的诗意语言来描绘它所体悟到的批评对象的独特风格，它运用的就是直觉思维。钟嵘开创了以品论诗的方法，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品评批评”的批评模式。“中国传统的‘品评’批评与西方的印象主义批评都不屑于对批评对象作精密的分析和逻辑的论证，而注重向读者传达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悟和审美印象，并强调批评自身的艺术性和创造性。”

印象主义批评是“一种以传达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直觉感受和主观印象为主的批评方法”，“思维方式的直觉感悟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可见，印象主义批评把握对象的思维方式是直觉感悟，而其结果则呈现为主观印象。这是因为艺术直觉总是伴随着具体的感性形象，与事物的直接映象与表象联系在一起，艺术直觉天然地具有印象性的特点。印象主义批评家的评论所依据的主要是审美直觉思维，他们凭着敏锐的艺术直觉去体验作品，在印象与顿悟中对批评对象的精神内涵作启悟式的把握。在我们看来，直觉思维与文学批评的印象主义色彩水融、形影相随。简言之，直觉思维是印象主义批评的主要思维方式，而文学批评中直觉思维的运用必然会使其具有直观、印象式特征。

印象主义批评是唯美主义批评的余波，两者都强调批评本身的主观性、创造性，致力于捕捉刹那间的美，在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看来，“最高层次的批评并不把艺术看做表现的，而是看做纯粹印象的”。所以，醉心于感官美的“批评家的唯一目的就是记录他个人的印象”。沈从文文学批评在强调主观印象、直觉而少作理性的判断等方面与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批评是相通的，因而他有所保留地认可王尔德的观点：“叙述美而不真之事物，乃艺术之正务。”沈从文倡导批评家必须从自己真实的直观感受与鉴赏印象出发，他希望，“过一时批评家中会有几个人，忘了自己是‘导师’，却愿意作读者的‘朋友’，能用一种缜密、诚实而又谦虚的态度，先求了解作品，认识作品，再把自己读过某一本书某一个作品以后的印象或感想，来同读者谈谈的。”在沈从文看来，欣赏是批评的第一步，批评家不应太在乎作者的自评，他们的直觉感受与主观印象才是批评的主要依据。因而，沈从文赞肯周作人关于批评是“印象的鉴赏，不是法理的判决，是诗人的而非学者的批评”的观点。

沈从文文学批评以真切的文学体验为根基，精当地运用了审美直觉思维，善于对评论对象作印象式抒情欣赏，在描述他的主观印象的同时，传达他的直觉感受。沈从文在《论落华生》一文的开头便宣称自己的批评方法是“近于抽象而缺少具体引证的，是印象的复述”。这表明，沈从文的批评主要依赖于其审美印象和感受。紧接着，沈从文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描绘他对落华生作品的审美印象：“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另外的周作人，徐志摩，冯文炳诸人当另论)。”在这里，沈从文通过对落华生散文异国风物的题材、诗的意境的瞬间感受，陈述着他的直觉印象：落华生散文的和谐美。这整体印象是沈从文直觉到落华生散文的“美与光”、“色香”等感性刺激的结果。它是沈从文对落华生散文美质的一种艺术发现。他的这种印象式的直观批评透过落华生散文缥缈、斑驳的异域色彩抓住其和谐美的精神实质。沈从文在创作与批评中追求着和谐，强调中和之美。在落华生的散文中，他感悟到了和谐美，而在朱湘的诗中他同样发现了和谐美：“使诗的风度，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皱，更见出寂静，是朱湘的诗歌。”沈从文以形象的比喻手法来传达他对朱湘诗的整体审美感受，从而他的这一抒情式的欣赏具有鲜明的直观印象式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