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行散记》的“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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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沈从文创作《湘行散记》正是实践“俗气”的散文理念。他关注底层人民的生存境况，洞察到一部分人纷纷陷入精神的迷惘和困顿之中。对普通人民与“自然融合”的朴素人生观和文化价值认同客观对待，充分呈现了其利弊兼有的复杂性。“俗气”更有对国家明天的焦虑。至于如何建构那个明天，并没有给出具体可行的方案，但这恰恰体现了沈从文在面对中国社会现实时的严肃性。

关键词：俗气 沈从文 自然融合 出路

人们谈起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总是赞不绝口，称其和《边城》《从文自传》共同“标志着沈从文创作的完全成熟”[1]（P193），和《从文自传》《湘西》共同“构成了沈从文散文艺术殿堂的支柱”[1]（P196），并且《湘行散记》研究的视域往往被限定在其对湘西这一特定地域自然生命和历史文化景观的建构上，目的在于彰显湘西的地域性、文化性。[11]但事实上并不仅仅如此，《湘行散记》创作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1934至1935年，体现了沈从文对彼时“当下中国”的现实关切，“湘行”其实是一组系列镜头，如实地记录并反映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真实生活情景，这是一个开放的地理空间，并非是为了对应都市社会而重塑的想象空间，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追求也相去甚远。1935年3月沈从文在《水星》杂志上发表《风雅与俗气》一文，明确表示反对那些“与当前实际社会拖开一点”的“风雅”的幽默小品文，赞同“在卫道致用方面”有所建树的“与实际问题接近”的“俗气”的文章。[1]（P35-36）我们认为沈从文创作《湘行散记》实践了“俗气”的散文理念，并有意识地与当时流行的“雅致”的小品文以及带有战斗性质的杂文分道扬镳，从而确立一种新的散文范式，在1930年代独树一帜。为此，本文将重点讨论《湘行散记》的“俗气”是如何体现的，何以形成“俗气”局面，这样的“俗气”出路在何方？

一、“俗气”如何体现：“我认识他们的哀乐”

沈从文在《湘行散记》里关注的中国社会现实最直接地体现为底层人民的生存境况。这沉默的大多数，皆在自己的有限生命里为“求生”这一最自然不过的需求努力挣扎。这些人的生活轨迹是一个封闭的圆，百年前或百年后乃至四五千年前，如此一成不变，却又如此剑拔弩张，永远处在不停地为生存而战斗的环形跑道中，始终走在生老病死的路上。《桃源与沅州》记载了桃源县的“后江”住着不计其数的，这些妇女不囿于年龄长幼的伦理道德秩序，为生存认真经营这份工作。她们竞相学习烧鸦片烟、唱流行小曲、唱军歌党歌来服务军政各界、烟贩、木商、船主、出差的过路人等。她们不把病放在心上，一旦严重了，就打针勉强维持;实在病入膏肓了，便叫人将其隔离直至生命终结。水手更是处于赤贫的尴尬局面。《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和《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有着一连串触目心惊的数字：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仅仅为了多得一分钱便与其他水手展开对骂，条件谈判好后便赶忙弓着腰拉绳，然后坐在石头上神气地一五一十地数钱。沈从文乘坐的辰河上的小船，其中舵手每年二百四十吊钱，一个月有两块三角钱;拦头的上行一次两块六角钱，下行免费;小水手十个铜子一天。为了这份微薄的收入，水手必须得“从天明起始到天黑为止，做他应分做的事情。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在能用气力时，这些人就毫不吝惜气力打发了每个日子，人老了，或大六月发痧下痢，躺在空船里或太阳下死掉 了，一生也就算完事了。这条河中至少有十万个这样过日子的人。”（《辰河小船上的水手》）这些人占据了中国的大部分空间，并不思索“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2]（P99）的抽象问题，但对于寒暑和四时的交替，都本能地严肃处置，绝不推脱。

《湘行散记》里洞察的不仅是生活的艰辛，还有一部分人随着生活处境的每况愈下，纷纷陷入精神的迷惘和困顿之中。人们生活的处境以浦市为例，这个至少供养了当地人三十多年的昔日繁盛的地方如今“早已破败不堪”，经济陷入枯竭中，“除了有一只船载运了方柱形毛铁，一只船载辰溪烟煤，正在那里发签起货外，其它船只似乎已停泊了多日，无货可载。”（《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面对如此不景气的地方经济，人们便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于是“跛脚青年人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回到家乡，以“什长”“伤兵”的名义做生意―――“有人可以赚钱，有人可以犯法，政府也设局收税，也制定法律禁止，又可以杀头，又可以发财那种从各方面说来都似乎极有出息的生意。”毫无疑问，这个生意便是贩卖鸦片。滕回生堂这个沈从文曾经很满意的桥头，是“一个社会的雏形”，如今“这桥上一共有十家烟馆，十家烟馆里还有三家可以买黄吗啡。此外又还有五家卖烟具的杂货铺。”（《滕回生堂的今昔》）沈从文后来回忆此次“湘行”目睹的现状时如是说：“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键，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3]（P211）由此可见，湘西虽只是中国的狭小一隅，但它的处境是整个中国“合谋”的结果，而其实“人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处境。”[4]（P3）在经济瓦解、政治堕落，有些人通过、僭越法律的途径横征暴敛时，必然会看到更多的人为此行为买单，受其迫害。我们看到了沈从文的“老伴”赵开明和女儿在店铺里度量带子，安于现状，靠鸦片烟打发日子;那个爱洗鼻子的朋友印瞎子想从事他先前否定的文学职业，写点小说，可事实是他“六年来除了举起烟枪对准火口，小楷字也不写一张了”。（《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更有一些人心灵受到腐蚀，陷入“精神上的营养不良”，在长沙有五个青年皆想做“诗人”，“一面正被‘杀人屠户’提倡的读经打拳政策所困惑，不知如何是好。一面且受几年来国内各种大报小报文坛消息所欺骗，都成了颓废不振猥琐庸俗的人物。”（《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二、“俗气”的形成：“固执的单调，单调的延长”

和《湘行书简》这个属于私人空间的有直接抒情对象（即张兆和）的“底稿”相比，《湘行散记》中直白的情绪隐匿了，取而代之的是经验化的面向公共社会领域的冷静客观的抒写。无论是湘西社会千年不变的“常”，还是一直“下沉”的“变”，沈从文并没有以“常”为价值判断来审视“变”。他能够“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就“中国人目前大多数人的挣扎”，能够“客观一点开看看。”[5]（P45）所以其实沈从文在体认中国当前状况时，立足于“人”自身，探究造成此局面的形而上层面的因素。

以湘西为例，当时中国“真正的多数人”的生存现状与人们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密切关联。人们虽然生活在这用文字写成的官方直线型历史之外，健康和财富皆得不到保障，然而他们秉持着与“自然融合”的朴素人生观，自给自足，乐天知命地存在于既有人伦秩序中，趋向于对传统价值的肯定。皮匠街的水手被问“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这上算吗？”时，给出的洒脱回答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本人正在沅州”“离桃源远过六七里，桃源那一个他管不着”（《桃源与沅州》）的潜在回答，认同了以平等、独立的行为方式维系男女双方的关系，这样“并不引起人对于生命的痛苦与悦乐，也不表现出人生的绝望和希望，它有的只是一种境界。”[6]（P88）这实际上“同‘自然’融合，很从容地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箱子岩》）小水手刚到船上时除了学习划船本领外，还要“学习挨打挨骂，尽各种古怪稀奇字眼儿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地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它来辱骂旁人。”（《桃源与沅州》）这种水手之间即便父子弄船也不例外的互骂，长大后不做思考就将这一处置方式施与旁人，实际上是对从祖先以来的一种惯例的传承与接受，并将其视为典范。“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在叙述和代表着我们的认同，并借助公共习语和我们掌握的手段来再生这些代表。”[7]（P29）水手之间的粗犷的语言正代表了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的理念，并将之传承给后辈。

然而，在时代和战争的侵袭下，人们所受的物质折磨和精神麻木又不得不让沈从文质疑这些人坚守的价值立场。在《湘行散记》中到处回旋着回忆的音调：“十三年前我同他在一只装军服的船上”“原来我离开这地方已十六年。十六年的日子实在过得太快了点”“十五年以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辰河上行，停船在箱子岩脚下”“十七年前的七月里，我带着‘投笔从戎’的味儿”“民国二十二年旧历十二月十九，我同那座大桥分别时将近十八年”。作者采取了今昔对比的模式，旨在体会这些人“现在”的生存状况。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如今开着杰云旅馆，爱玩字画，实际上也是个不懂艺术鉴赏的准绅士;浦市地方的胖子屠户如今骨瘦如柴，就货物的轻重分量与买家争持不下;“老伴”如今成了鳏夫，已认不出我的模样，印瞎子和许多其他青年如今选择“投戎从笔”。还有一批人趁着国家危难之时，大发横财，如跛脚青年从事非法生意，做“什长”;保林二哥成了王村禁烟局长，在乡下又买了七十亩田，做了员外。总之这些与自然协调的人，对“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便也没有担负，责任和担当意识。那些见利忘义的商人群体，自己眼前找到了出路，但却没有思考国家的明天和希望。他们没有对国家的“明天”产生惶恐，没有意识到国内还有其他一些人，与他们不一样，自觉承担着“救国”的使命，试图改变历史，创造历史，对自然决不妥协。“有一类回忆过程，人们大多将它们同个人，即同了断自己个人历史的自我联系起来，这类回忆过程也在文化层面上发生。”[7]（P28）因此沈从文发出长长叹息的回忆其实是在重新考量这些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确立，他们只是将自己的生存本能地消融在自然的秩序中，而不自省这种与自然共生的观念在当时是否正确，是否要暂且抛却了断这种既定秩序。

因此，沈从文在此次“湘行”中，理性地剖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价值因素，对其客观对待，充分呈现了其利弊兼有的复杂性。他并不是文化复古主义者，更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他刻画了这种文化价值认同在普通人面对国家、社会、战争、自我这些层面时显示的具体成效是重叠交叉的。大多数人在它的召唤下将每一个日子“也无风雨也无晴”地打发下去的同时，却也无意识中给整个民族带来了更大的潜在破坏与创伤。

三、“俗气”的出路：“对于那个明日必需如何安排？”

与当时贴近现实的“俗气”的杂文创作相比，《湘行散记》作为一种散文范式，它的“俗气”不仅体现在对国家现存状况的描摹与追溯上，更有对国家明天的焦虑。“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那些在现实笼罩下的身体健康的青年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苦闷，对于明天覆灭的忧虑，会迫使他们在无路可走时在灭亡和生存之间做出选择，乃至愿意接受一个幻想的指导，可是另一方面“这些人平时也看报看杂志，因此到时他们也会自杀，以为一切毫无希望，用颓废身心的狂嫖滥赌而自杀！”（《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意识到明天的危险，那么如何建构那个明天，“为后来者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8]（P81）沈从文思索了两个可能的方式：一是像虎雏：这样血气方刚的少年，或许可以成为民族生命力强劲的支柱，但虎雏的表现却让这一念想有所动摇。作者劝告虎雏：“应把生命押在将来对外战争上，不宜于仅为小小事情轻生决斗。”“想要他明白私斗一则不算脚色，二则妨碍事业。”（《虎雏再遇记》）然而虎雏在认真聆听了教诲后，却仍然按捺不住性子趁天黑时把与他有过节的军人狠狠打了一顿，把军人的嘴巴打歪，并差点把他胳膊弄断。这样过早把自己强劲的生命力用在对待身边的事情上是不是太冲动？在这样的“小事”上消耗太多精力，万一失手，民族未来的大事如何去效力？二是自然恢复。国家目前的状况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可以按照治疗疾病的方法来拯救。“生硬性痈疽的人，照旧式治疗方法，可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尽它溃烂，到溃烂净尽时，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箱子岩》）如此一来，让民族继续往堕落糜烂深处下陷，直至衰败到承受的最高点后再来治理，这种“以毒攻毒”的办法也许行得通，但风险太大。难度就在于只能实验一次，成功则令人欣慰，一旦失败则国家直接灭亡，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念想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因此沈从文并没有给出具体可行的方案：“希望到这个地面上，还有一群精悍结实的青年，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这责任应当归谁？一时自然不会得到任何结论。”“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过去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数未来的生存方式？等待回答，没有回答。”[9]（P298）对于国家明日的出路，无论是具体可行的方案规划，还是抽象的理念设想，沈从文都没有给出合理的构想，但这其实恰恰体现了沈从文在面对中国社会现实时的严肃性，对国家、政治、战争、社会、民族这类宏大的语词的尊重与责任意识。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诚实而细心，且奇特的能辨别人生理解人心，更知道庄严和粗俗的细微分量界限，不至于错用或滥用。” [10]（P286）

注释：

[1]糜华菱：《沈从文年表简编》，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第193-196页。

[2]沈从文：《风雅与俗气》，《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6页。

[3]沈从文：《一点回忆一点感想》，《沈从文文集》（第十卷・散文、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4]王寅丽译，[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5]沈从文：《给某作家》，《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6]沈从文：《绿魇》，《沈从文文集》（第十卷・散文、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88页。

[7]季斌，王立君，白锡乙耄[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8页。

[8][10]沈从文：《云南看云》，《沈从文文集》（第十卷・散文、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81-286页。

[9]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沈从文文集》（第十卷・散文、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页。

[11]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凌云岚：《“去乡”与“返乡”――沈从文地域文化观的建构》，湘潭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赵顺宏：《<湘行散记>的审美意蕴》，求索，2003年，第4期;张军：《爱与美的人生――沈从文<湘行散记>散论》，社会科学家，2002年，第1期;姚矗骸堵<湘行散记>中的风景描写》，文学评论丛刊，2011年，第2期等。

（张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