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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两个二语习得流派，前者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把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过程。这两种理论流派相辅相成。反映了当下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一、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的意义

(一)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企业的自身形象和信誉对于的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企业一项无形资产，更能够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企业家们通过社会责任会计对公司的工作成果进行评估,教育公司中的管理人员,让他们能从社会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做能够提升企业的信誉，提高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从而得到全社会的青睐。《财富》杂志曾经评选过最受敬佩的公司，评选的指标有创新能力、管理质量、金融信誉、社区和环境责任感等9项。虽然说这些指标并不是十分的全面，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自身形象和信誉的重要性。在这项评选活动中，榜上有名的前10家公司有8家都排在世界企业50强之内。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社会责任会计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可以免费的为企业进行形象上的宣传。通过社会责任财务报告，企业可以很好的向社会公众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

(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建立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为了社会效益的实现,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刻不容缓。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责任会计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也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相应的保障。

(三)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运用其行政力量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考核，这就要求我国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会计。要想让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准确、全面的评价企业的业绩和企业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同时让政府部门能够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所披露的信息制定国家的经济政策和配置社会资源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积极构建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求企业要对股东负责,还要求企业对员工、客户、顾客、供应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群体负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认可,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希望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中能够包括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况，从而形成社会各界人人关心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推进和谐社会的加速发展。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西方的许多发达国家中，社会责任会计的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但是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则起步比较晚，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方面还比较落后，存在着以下主要的问题：

(一)披露内容不全面根据一些调查，我们不难发现有关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还不是十分充分。在我国的所有企业中，能够披露与自身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少之又少，即使有些企业进行披露，披露的也仅仅是企业已经履行的社会责任，对于一些负面信息则避而不谈。在近年的信息披露中，与社区有关的信息披露是最多的，而关于产品和职工方面的信息披露则一直较少。在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表中有关社会责任的披露也只有员工的数目和构成等相关情况，几乎不存在对于其他有关员工的详细披露。这样做会大大降低社会对企业所有涉及领域的了解程度，忽视企业的某些缺点和不足，使得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大打折扣。

(二)信息披露形式不规范且缺乏法律保障在我国企业中，信息披露的形式很少用数据来表现，大多数都是用文字来描述的，也没有统一的格式来进行信息披露，使得企业所披露的信息失去了一定意义上的可比性。除此之外，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还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正是因为如此，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许多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还有太多的漏洞，对于自己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所逃避。虽然我国某些部门对此问题起到了一定的重视，并且也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我国自2003年实行《企业会计准则》，此后又陆续了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并于2006年了与国际准则趋同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修订了《公司法》、《刑法》等相关法规，出台了一些关于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和《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但有关社会责任报告的规范仍然不够充分，企业的信息披露大多是采取自愿的模式，所以相互之间可比性欠缺的问题依然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此外，除了企业自身对社会责任不予披露外，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和企业的内部审计也都没有对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相关内容给予足够的重视，再加上企业不具有独立报告意识，也不单独编制社会责任会计报表，因此，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监管将无法开展。

摘要: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不自觉地放弃对理论的追求、关怀和探索。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使社会学形成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前提;理论自觉;反思社会学

Abstract:Theoryisveryimportantfortheresearchofsociology.Butsomesociolo2gyresearchpayslessattentiontotheoryandsimplytreatssociologyasanempiricalsci2ence.Theresearcherssubconsciouslygiveuppursuingtheory,caringfortheory,orex2ploringtheory.Sociologyresearchersmustinsistonconsciousattentiontotheory,andconstructsociologyasascienceofself-criticizing,self-reflectingandcontinuouslyin2novating.

Keywords:sociology;theorypremise;theoryconsciousness;reflexivesociology

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谈理论对社会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理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任何一门学科在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时首先明确的都是要建构学科理论。社会学也不例外,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家,都在围绕建构社会学理论开展学理思考和实践研究。尤其是孔德、斯宾塞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引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里的课程,相应地进行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理论是什么呢?从我们直观的第一印象来理解,理论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词语相对应。这些词语只是说明了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按照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助于指导我们去“观世界”,并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图景”。理论具有三种特质:一是历史的兼容性,强调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二是时代的容涵性,强调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即理论来源于现实;三是巨大的逻辑展开性,强调理论具有一种逻辑之美[1]。英克尔斯曾谈到社会学研究的三条途径,即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下的社会学家说了些什么)和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的是什么)。无论是哲学对理论特质的概括还是英克尔斯对社会学研究途径的概括,都强调了历史、当下和逻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明了建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历史代表了“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重要性,当下代表了面向现实、思考现实的重要性,逻辑强调了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按照历史、当下和逻辑三方面来建构的理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给理论的定义是“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①;结构功能主义除帕森斯之外的另一个大师级人物默顿(RobertK.Merton)指出“社会学理论是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2];科技哲学家罗纳德(Rich2ardRudner)曾经把理论定义为:“一套系统地相互联系的、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的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陈述”②;社会学家纽曼(W.LawrenceNeuman)也给出了对“社会理论”的定义:“社会理论是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概念所构成的体系。理论是思考社会世界的简单方法。人们经常创立关于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新理论”[3]。风笑天从社会调查研究的角度指出,“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4]。从以上对理论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了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及由概念组成的命题,理论的特点是可以用经验事实来验证。我们也看到了理论形成的两种过程,一种是理论建构,另一种是理论检验。对照华莱士的“科学环”,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科学环”的左半圆,其过程是:观察(具体的个别的资料)经验概括(共性归纳)理论;而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检验过程是“科学环”的右半圆,其过程是:理论提出假设观察经验概括假设检验证实或证伪假设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理论建构的过程在以田野调查为特征的实地研究中使用较多,理论检验则在社会统计调查中使用较多。社会学理论是直面经验事实的,这是社会学这门脱胎于哲学的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所在。

一、交往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一）人与人和谐

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组成部分。被工具化了的科学技术、金钱、地位成为了人们交往活动的目的。这种观念使人们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充斥着人们对于现实的选择，双方互相怀疑，不信任，自我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被过度放大，以互相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被以追求金钱和权力的行为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和目的逐渐产生了质的变化，这对于社会的整合、人格问题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诱惑和欲望的出现势必导致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发生，从而诱发一系列不安定因素。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发现自己的自由和解放已经被束缚和压抑所代替。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改善这种状况，社会将朝向糟糕的方向发展，商品经济的市场化将使资本和商品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生活世界也将被科学的物化模式渗透，成为支配生活世界的重要力量。交往的主体是人，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和谐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交往理论的研究能够有效帮助人们正确审视人际关系，端正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和谐，从微观层面上看则是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构建人与人之间和睦与和谐为核心的理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相通之处，提倡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能够用真诚的“对话”方式来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争端和冲突，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并就意见达成共识，从而在实现自我的同时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在交往过程中，当人们就社会、主客观世界中的问题和事物进行沟通和协商的同时，需要始终遵循言语的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要求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不应该将对方当作工具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要在满足各方要求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自由基础之上实现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交流和沟通是实现彼此关系和谐的关键。在交流之前个体本身必须具有自由，强迫、禁锢和单方面的控制个体将破坏人类正常的交往。这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在构建人际交往方面规范了基本准则和行为指南，也为保障人权方面作出了重要的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互动和社会化能够加大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整合和人格的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加强培养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使人们能够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得到全面的发展。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与社会方面的和谐体现在社会分工方面社会能够公正公平的分配是人与社会和谐的前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享有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并且也能够给每个个体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意识、个性的机遇和平台。每个人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能力，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从事自己理想的工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齐头并进的基础之上，使二者之间能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从而达到统一，是一种双赢的发展模式。在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方面应遵循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使得公众能够在公共领域发表意见，形成一个社会共同监督场所，使公众的意见能得以有序、自由地表达。因此，应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交往主体的沟通和相互之间的理解提供相等的条件和必要的物质保证。使所有人都能够享有自由、平等地参与对话中权利和进入相应的表达场所的资格。惟有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制度，才能够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群众的利益，从而扩大人民群众对政治的参与度和热情度，才能有效减少矛盾和冲突，使得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和谐。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难就是人类的需求和自然供给之间的矛盾。纵观历史，人与自然的和谐曾多次被破坏，主要原因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严重失衡。在当今的世界上，由于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枯竭和人口数量的激增，人类亟待解决来自自然和社会发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通过全人类的相互交往加强合作，一面关注人类，一面关注自然，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兼顾自然的平衡发展，从而共度难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协调发展。

（四）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和谐

20世纪50年代,法国文学社会学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提出了“文学辩证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创立了“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研究流派。他深受卢卡契早期著作的影响并以其门徒自居,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中新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引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科学原理赋予了纯思辨性的“卢卡契式的”范畴以一种更重实证的新倾向。戈德曼由此成功地为他提出的范畴铸成了一个系统辩证的模式,从而具体地阐述了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的探讨来揭示其所指向的社会实践意义。

一、探索文本的意义结构

詹姆逊曾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而言,“形式本身实际上只是内容在上层领域内的实现。……形式是内容本身深层逻辑最后的清晰表述。”[2](p.278)它也是某种深层的相应的社会和历史结构的标记。因此,从形式中探索这种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就是批评的任务。在戈德曼那儿需要解决的就是在伟大的作品中找出与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与集体主体世界观同构的意义结构,从而使这些深层结构和世界观得到彰显。

何谓“有意义结构”?“发生学意义上的结构过程来源这样的事实,即诸个体———以及他们所组成的各种社会集团(诸个体构成的集团,其中,诸个体发现他们或在某些时候或多或少重要的方面,或在相似的环境内处于相互的关联之中)———寻求统一一致的方式,处理那些有关他们与周围环境间关系的问题聚合体。或者换种方式说,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行为(实践),在他们自己与这些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平衡。”[1](p.61)因此,结构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一定是为了解决问题,实现目的,完成功能而存在。这样的结构才是有意义的结构。“结构本质上是由完成某一特定环境之某种功能的必然性所决定的。……结构通过其意义特性而存在,而这意义特性又来源于它要满足某一功能的不可逆转的倾向。功能只能通过结构来实现,而结构在它们恰当地完成了某一功能的意义上,又是有意义的。”[1](pp.12-1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有意义结构之中并不存在永久性的东西,随着旧有功能的丧失和新功能的出现而不断地解构和重新结构。

为什么要把文学作品作为有意义的结构来看待?此问题涉及到戈德曼研究人文科学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即人类的行为总是具有意义结构的假设。这一假设的立足点就来自于主体与客体、价值和事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戈德曼一再强调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不能把一切人文现象当作独立于主体的纯客观现象来看待。“所有社会现实都是为物质事实与智识的事实同时构成的,而这些事实也结构了研究者的意识,并且自然地暗示了各种价值判断。”[1](p.63)所以,一切历史社会事实必须与主体相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受制于特定时期内的一整套精神结构,精神结构中不同因素的有机联系建构了人类的行为。我们由此可以认为,精神结构建构了一切人文现象,当然也包括文化的创造。这些精神结构是有意义的结构,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为了回应环境所提出的问题而形成的。因此,“伟大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这种内在结构,应当归因于这些事实:在一致性的高级层次上,它们对人类面临的一系列为人类相互间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所提出的基本问题表现了各种全面的态度(即世界观)。”[1](p.83)“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在概念层次、言语或感觉意象层次上表现了一种世界观,它就具有了哲学、文学或艺术的效用。”[1](p.85)

接下来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每一种具体分析中,如何阐明人们所要研究的事实的具体意义结构。戈德曼为此提出了两个互补的认识过程:理解和解释过程。“理解和解释不是两种不同的智力方法,而是一种同样的、一种指示不同坐标的方法。理解就是在确定的情况下阐明这样或那样的文学作品中的被研究客体内在的有意义结构。解释只不过是将作为构成和功能因素的结构归入研究者的结构中,并非以细致地,但却在足以使被研究的作品起源,清晰地出现的程度上发掘出直接的总体。然而这仍需要将总体结构作为研究对象,使解释变成理解,使解释式研究不得不与一种更加浩瀚的新结构相协调。”[3](p.72)当然,这种认识过程并不是简单直线式的前进过程,而只有通过整体和部分之间持久循环的成功接近,它才能向前跨进。在《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比如,理解《思想录》中的一篇箴言,就是对这篇箴言内在一致的结构的说明;但为了能够解释这个结构,就必须与《思想录》全文进行比较,解释了部分的结构,也就对《思想录》内在一致性的结构进行了理解。而《思想录》又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结构比较中得到解释,即在17世纪下半叶起过重要作用的冉森主义世界观。解释了《思想录》的整体结构,也就对冉森主义世界观(特别是极端派的冉森主义世界观)作了理解。尔后依次将冉森教派放入穿袍贵族结构中,将穿袍贵族纳入整个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社会,最后将法国社会纳入发展至今的西方世界不断地进行理解和解释。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思想录》的意义结构便被充分地揭示出来。

二、作为社会斗争的文化实践

文化创造的主体被戈德曼规定为是一种超个人的主体———集体主体,而不是个体。戈德曼将文化创造的主体奠基于集体主体,从而也就将文化实践引入到社会实践的领域。集体主体也是有意义的结构,它是诸多个体在社会分工的过程中按照特定意义关系聚合起来的整体。在社会形成的角度上我们不可能说孤立的个体是有意义的,因为离开了整体个体既无意义也无功能。一切个体的意义与功能都必定是在集体主体的整体之内而言的。“一切历史的行动,从打猎、捕鱼到审美的和文化的创造,唯有当它们与集体主体相联系之时,它们才能被科学地研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才能诉诸于理性。”[1](p.45)在各种群体之中,“还有些对于精神和艺术生活与创作最为重要的群体:即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各个社会阶级;直到今天经济基础对于人的思想意识生活一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过并不是所有以共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群体都构成社会阶级。这种经济利益必须以全面变革社会结构为目标;这种经济利益还必须通过对现代人的优点、缺点的全面评价,通过一种理想,关于未来的人类、人与人、人与世界应当具有的关系的理想,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这样表现出来。”[4](pp.20-21)

作者：王嘉顺 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研究中的演绎逻辑类型及其特点

在前文已经提到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检验就是借助于演绎的逻辑，才能够从抽象的理论中得到相对具体的假设，进而通过对假设的检验来实现对理论的检验，但是在降低理论抽象层次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够严格遵循一定的演绎逻辑规则就有可能出现研究假设与理论不处在同一逻辑体系下的情况，如果是那样，就不能真正验证所需检验的理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介绍演绎的两种类型，一个是逻辑演绎，另一个是经验演绎，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些自身的先天不足。对于逻辑演绎来说，这种方法主要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而运用最好的就是数学。数学可以用非常抽象的语言将处在不同抽象层次的公理、概念、定理联结在一起居于同一逻辑体系之下。数学主要是根据一些已知的公理为基础，然后根据一定的演绎规则推理出需要的定理。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也借鉴了这种方法，他们也大致应用这种定理化方式来演绎理论假设，所不同的是他们演绎的基础不是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是一些暂时假定成立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可能是通过归纳逻辑得到的，也可能是经过前一阶段的检验而获得暂时的稳定性，但是不论何种，都存在各自逻辑方法上的缺陷带来的理论有效性的质疑，因此在应用这些理论来演绎出更低抽象层次的假设时就有可能使研究假设带上理论本身固有的某些缺陷。此外，社会学中的理论都包含必要的概念，而有一些流传甚广的理论中的概念没有被清晰定义过，并且社会科学内部并没有对所有的概念及其测量方法达成一致的认识。但是逻辑演绎的一个优点就是它能从原先那些无法被验证的公设①中推演出研究命题，并且保证这些研究命题和推演出它们的公设处在同一个抽象层次。而对于经验演绎来说，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毕竟不如数学的研究对象那样单纯，社会学不太可能根据逻辑演绎方法推演出如数学那样抽象的命题或者研究假设。所以实际上，社会学的研究者为了能够得到可以被直接观察、直接检验的研究假设往往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将理论抽象层次更加降低。在得到研究假设之后，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将假设中的概念与其变量联系起来，在经验层次上得出更加具体的假设也即工作假设。在得到工作假设这一过程中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操作化，即给概念下操作性的定义，正是通过这一步骤，研究者可以收集到能够反映概念内涵的资料。可以看出经验演绎可以克服逻辑演绎的不足。经验演绎能够将抽象的理论及概念降低抽象层次使之转化成可以被观察到的指标，从而使理论在经验材料中得到检验。并且由于有了具体的指标，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的指标收集所需的资料，从而避免收集资料上的盲从性。但是与逻辑演绎所擅长的相反，经验演绎的缺陷就在于理论中的概念及其变量、指标是处于不同的抽象层次上的。

社会学研究中的演绎逻辑使用通过简单的分析

我们可以在理论检验的初步阶段应用逻辑演绎的方法从既有的理论中推演出理论假设，应用这样的推演方法可以保证研究假设和推演出它们的理论处在同一个抽象层次，从而使理论和收集的资料保持一致的逻辑关系；而在检验的后一个阶段，研究者可以应用经验演绎的方法，在得到具体的研究假设之后，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将假设中的概念及其变量联系起来，以使理论得到具体的验证。但是还应该看到即使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后，虽然可以解决部分方法上的不足，但是还有些缺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概念的内涵检定及其变量、指标的确定。某个概念究竟具有哪些维度，不同的维度究竟需要哪些变量、指标来代替是一个理论素养和经验积累的问题。社会学研究中有时需要对某些概念进行测量，而选取概念的哪些维度则要视研究者的需要而定。当然每个概念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时是不同的研究者对其认识不同，而对于一些相对比较经典的概念，就算研究者之间已经形成比较接近的认识，但是对于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不清楚，仍然会造成对概念的内涵检定及其变量、指标的确定的不清楚的问题。

本文作者：陈家起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的社会燃烧理论解释大型体育赛事风险与燃烧现象相比，亦具有突发性、积累性及发生条件的难以替代性等特点。因此，社会燃烧理论亦适用于分析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问题。借鉴社会燃烧理论，将大型体育赛事组织运营过程的各类风险与燃烧现象进行合理的类比，将赛事风险形成与发生视作一种燃烧现象。3．2．1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的“燃烧物质”—内外矛盾社会燃烧理论中的“燃烧物质”都可幻化为“矛盾”，矛盾的出现与激化是燃烧不可或缺的条件。如上述表2所示的大型体育赛事风险诱因的集合体就构成了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的隐性“燃烧物质”。按照社会燃烧理论的解释，大型体育赛事风险诱因的集合体同样可以理解为一个矛盾体。组织层面的风险诱因是纯粹的“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体现;个人层面的风险诱因是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体现;而社会层面的风险诱因体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综合矛盾。因此，可以说:大型体育赛事组织运行内外矛盾的变化，即与赛事相关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协调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是引发大型体育赛事风险形成的根本动因，是赛事组织运行不稳定的“燃烧物质”。一般而言，“燃烧物质”的多寡和风险程度成正比，燃烧物质越多，风险规模与程度可能就越大。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的“助燃剂”—舆论导向、赛事风险预警系统的不完善(1)舆论导向。媒体在报道中的恶意炒作、过分的夸大，使得大型体育赛事风险事件更易引起社会反响，产生“放大”或“辐射”效应。“小道消息”的误传、别有用心人的煽动、敌对势力的恶意攻击等，亦会引起事态的扩大、风险的蔓延。再如一些赛事管理者非理性的推断、片面利益的刻意追逐、社会心理的随意放大等等，都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赛事风险预警系统的不完善。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预警系统应该是一个包括信息监测、预警分析、预控对策和应急救援等方面的综合系统。在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预警管理过程中，准确的赛事相关信息监测、正确的预警分析是减少与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还尚未建立起完善、系统的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预警系统，进而导致风险的频繁出现。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的“点火温度”—突发事件(1)社会突发事件。如台风、地震、SARS及H1N1流感等引发的突发性社会风险事件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种风险一般来说涉及面广、影响大，作为社会大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赛事亦很难幸免。这类风险一旦发生将会导致体育赛事的中断、推延甚至取消的风险。(2)赛事组织突发事件。如食物中毒、火灾、赛事治安、因场馆器械等引发的运动员意外伤亡等事件，这些都可能成为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的“导火索”引发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的发生。

大型体育赛事风险形成机理任何风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本研究从社会燃烧理论视角构建了大型体育赛事风险形成的动态风险模型(如图示1所示)。借鉴社会燃烧理论，探讨大型体育赛事风险事件的生成机理，旨在从源头上认清大型体育赛事风险事件发生的一般规律，进而才能做到对风险事件进行有的放矢，高效及时地实施风险管理。大型体育赛事系统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自身的复杂性、风险决策行为及其管理机制等决定了它的高风险性。大型体育赛事风险具有突发性，但其产生却不是偶然的，不管天灾还是人祸都有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大型体育赛事风险形成的机理主要是赛事组织运行失衡导致矛盾冲突。大型体育赛事组织运行过程中的稳定是一种相对稳定，是动态条件下的稳定，由于各种因素不平衡发展，总会潜藏着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就会引发赛事风险的发生。当可能引发赛事外部干扰和内部矛盾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充分平衡和完全和谐时，整个赛事运行处于“理论意义上绝对稳定的极限状态”。这时只要发生任何背离上述两大关系的平衡，都会给赛事组织运营稳定状态以不同程度的“负贡献”，形成赛事风险的“燃烧物质”。赛事组织管理者如果没有及时去化解这些影响赛事正常运行的不稳定与不安全因素，或者无力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不稳定与不安全因素，从而使得不稳定与不安全因素从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迅速累积、凝聚起来时，赛事不稳定与不安全因素就会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内，形成一定规模。此时，在某一“突发导火索”的激励下，迅速逼近赛事组织运营系统所能够承受的最大临界阈值。这样在自然触发因子、社会触发因子或自然触发因子与社会触发因子的综合作用下，即在“导火索”的“点燃”之下，形成一系列危害赛事稳定运行的焦点问题，这些焦点问题不断地发生涨落与突变。当涨落或突变超过了赛事组织运营系统的临界阈值时，就会导致赛事组织系统运行崩溃———赛事危机事件的爆发，然后重新形成新的不稳定的赛事组织运行系统;如果涨落或突变没有超过赛事组织运行系统的临界阈值，预警系统可以通过一定的调控手段，以保证原来赛事组织运行系统的正常运行。社会燃烧理论把社会系统的无序、失稳、失衡、动乱与暴乱，同自然界的燃烧现象进行类比。根据社会燃烧理论，大型体育赛事风险事件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赛事组织运营系统结构由相对稳定、均衡的状态逐渐走向无序、失衡乃至崩溃状态，从初始状态量变到质变，最终爆发突发性风险事件的过程。大型体育赛事风险事件发生的条件就是“燃烧物质”、“助燃剂”与“点火温度”三者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的耦合:“燃烧物质”是燃烧发生的基本条件;“助燃剂”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对燃烧过程进行加速;“点火温度”除了直接使燃烧物质发生燃烧外，还具有激活助燃剂的助燃功能，而且加速了着火温度阈值的突破过程。

启示根据对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生成机理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对赛事风险事件发生临界阈值即赛事风险的可接受水平的识别与判定在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预防与管理之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赛事组织管理者总是期望赛事组织运行能够免受各种风险的影响，都希望“零风险”的出现，但实际上，任何赛事的举办都必须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有效的风险管理并不能够完全消除所有的风险，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既然任何赛事组织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那么这就意味着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消减风险的必要。因此，赛事组织管理者需要在风险决策之前对赛事风险事件发生临界阈值进行判定，确认哪些是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哪些是不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而赛事风险事件的临界阈值的确定是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预警系统进行预警工作的标准，这就要求风险预警系统在进行风险确定、分析与评估的过程中，根据赛事组织的可承受能力确定赛事组织可接受的风险阈值，当赛事组织面对的风险低于可接受的风险阈值，那么管理者就可以不采取专门的风险控制措施，如果风险超过了可接受的风险阈值，赛事管理者就必须进行风险规划，实施风险控制行动，力争将风险降至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以下。

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的形成与发展实际上就是赛事组织结构由相对稳定、均衡的状态逐渐走向无序、失衡乃至崩溃状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赛事组织、参与各方以及社会自然界之间相互形成的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燃烧物质”。这些矛盾和冲突在舆论媒体的错误引导、赛事风险预警系统的不完善的“助燃”作用下，达到一定质与量的规模。大型体育赛事风险事件的发生标志赛事组织运行紊乱无序的开始以及进一步的显性化、公开化，其进一步的发展就有可能成为危机事件产生的“点火温度”。因此，在体育赛事风险管理中，务必要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制度建设等长效机制构建中，尽可能消除“燃烧物质”的产生，消减“助燃剂”的存在，并且不断完善“消防机制”。

一、当代论证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20世纪50年代，经由图尔敏、佩雷尔曼等理论先驱的工作，形式逻辑论证理论受到反思与批判，亚氏论辩术和修辞学研究传统重新得到复兴。同时，得益于当代西方哲学语用学转向的影响，论证中的言语行为、语用功能等要素得到关注，从而使得论证研究中的语用和实践维度得以彰显。由此，当代论证理论才逐渐发展和兴盛起来，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语用学转向:从对论证中命题结构的“形式化分析”，转向对论证行为和活动做“语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论对象的界定上，当代论证研究完成了一个从“静态化、抽象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到重回实践情境中对论证做“动态性、言语行为式和活动性”解读的概念变革。与前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主要以论证性语篇或文本为对象，发展其解释、分析和评估的理论。而与后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则关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论证行为，探讨论证实践展开的特定条件、形式和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当代论证研究突破了既往仅对论证做“规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论局限，进而开启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视角。概览当代论证研究中的诸种系统化理论，都是力图先对论证的形态、模式、结构、程序等进行客观地认识和描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论证分析方法和评估规范。与此相应，论证活动中不同的语用要素得到了系统关注(如语用功能、言语行为、言语互动等)，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论侧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论证的解释、建构、批评与改进;论证主体的参与意图、认知状态和行为方式;论证展开的程序、阶段与调控规则等)。

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个体社会心理现象指受他人和群体制约的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人际知觉、人际吸引、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顺从等。群体社会心理现象指群体本身特有的心理特征，如群体凝聚力、社会心理气氛、群体决策等。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提要]网络走向社会已有11年的历程，对网络的概念进行历史性梳理，揭示出不同概念所折射的历史阶段的特点，抽象网络的本质，即网络对于人类的文化社会意义。由此出发，形成一个理解网络与传播、与传统媒体以及网络的自身发展方向等等的新框架。笔者认为网络的本质就是“虚拟世界”，而不是“传播介质”。

[关键词]网络第四媒体/媒介网络媒体第二媒介时代“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