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精选

近些年来，海内外的社会史研究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寻求着某种突破。有如下研究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一、社会史与全球史

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对全球化历史溯源，我们看到15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球上东西方以及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逐步打破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世界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考。德国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他认为：首先我们在社会史研究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其次，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第三，关于“西方与其他”的专题。于尔根·科卡强调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1]

美国学者彭慕兰探讨全球史（世界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他提出可以把社会史分成日常生活史（劳动、饮食、育儿、恋爱、退职、残疾等）、大规模社会组织史（如国家社会关系、阶级构成、种族关系）、社会运动史（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历史）三个部分，“世界史应当从具有浓厚社会史成分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计划中、从宏大的社会史思维中吸收很多东西。”[2]268综合社会史研究成果建立与世界史的联系，对于彭慕兰提出的理论至关重要。

就中国史而言，明代社会的重大变迁出现在16世纪也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中外贸易开展，中国大量商品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息息相关。明朝不断尝试赋役征收折银，从宪宗成化时代开始[3]到神宗万历实行一条鞭法制度化，明朝赋役征收折银化的过程与风俗变化的阶段符合。资料与研究表明，成化时期是明朝社会风尚趋变的时期，中经正德嘉靖之际的变化提速，至万历时期风尚奢华蔚为大观。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影响重大，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使得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显著。[4]明代社会风俗的明显变化与日常生活中白银的流通和使用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然而白银在明清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与作用究竟怎样，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他认为：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5]

由上可见，我们在继承传统学术遗产的同时，结合“全球化”的概念，强化世界史意识，对于明清社会变迁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

[摘要]唯物史观的价值论旨趣就是实践地批判、改造现实世界中阻碍人桎梏人的一切经济政治文化关系，进而在实践进程中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现实的人就是处在日常生活过程中的人。人们只有通过日常生活才能生存、才能从事其他一切活动。日常生活世界不仅是人们进行一切物质文化活动的基础性领域，也是一切哲学的真正发源地。然而，迄今为止的一个时期以来，在唯物史观的研究中，日渐形成了一种游离于日常生活世界之外的方法论倾向，仿佛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与唯物史观无关的纯粹的形而下世界。在此语境下，唯物史观的研究在偏离自身价值论立场的路向上渐行渐远，沦为一种毫无现实问题意识、丧失时代实践意义的纯概念游戏。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唯物史观的研究转向日常生活世界自有其必然性根据。首先，唯物史观的实践指归与人文关怀，决定了唯物史观的研究不能离开日常生活世界。其次，当下的唯物史观研究欲走出观念论窘境与形而上学窠臼，必须面对并探究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的结构性转型及其内在矛盾。再次，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变迁中凸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唯物史观的观察、审视、研究、批判等科学性关照。这些构成了唯物史观日常生活转向的辩证法依据与价值论逻辑。

[关键词]唯物史观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变迁　日常生活转向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5－0024－07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根源于人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人的全部活动及其内在关系。从现实性上看，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日常生活的劳作、交往、繁衍、生存而从事其他活动，人们日常生活中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实际过程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基础性内容。唯物史观之真理性与价值性，不在于它的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因为它以历史哲学的方式表达了生活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逻辑。如何对待、研究和彻底地发挥唯物史观?是根据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改造世界、打破枷锁、争取自由解放的实践来诠释、坚持和发挥唯物史观，还是根据主观诠释学、纯粹文献学、文本文字考据学在所谓纯哲学的抽象思辨中诠释、坚持唯物史观，这是当代中国唯物史观研究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两种不同的哲学立场、分析框架和理论思路。近百年中国人研究、掌握、坚持、运用唯物史观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表明，坚持与发挥唯物史观，文献学考据、文字学辨析与纠错、解释学的爬梳等方式固然都有其意义，但从根本上说。唯物史观之真理性与价值功能不是靠纯概念的演绎、翻新、诠释乃至过度诠释而凸显的，而是在人们追求解放、发展、自由、幸福的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中呈现并展开的。这是唯物史观日常生活转向的本体论根据。

一

日常生活世界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的本质、结构、历史过程、现实境遇，进而研究生活世界变迁逻辑之重要基地。是否立足日常生活领域，研究现实的人、他们的活动及其生活条件，以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唯物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哲学考察历史生活的根本分野。

唯物史观立足以日常生活为现实基础的人的社会存在关系、社会存在的物质结构、社会结构发展变迁的基本规律，在考察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精神文化结构及其内在逻辑张力关系中研究人的生存际遇、现实困境、价值理念、精神状况、自由、解放、发展和幸福等物质文化诉求及其现实路径和实践方式。这就内在地要求唯物史观必须面向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领域，研究日常生活世界的主客体关系、日常生活结构和日常生活变迁的内在逻辑。

唯物史观向日常生活转向，并不是要唯物史观淡出非日常生活世界，而是意味着唯物史观在研究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同时，要拓展和深化到与非日常生活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日常生活领域。现实生活世界是由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相互交织构成的有机系统。日常生活世界是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非日常生活世界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延伸与发展。正如不研究非日常生活世界就不可能洞察日常生活世界一样，不研究日常生活世界的问题及其解决，要解决非日常生活世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是不可能的。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张力关系，构成了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转向日常生活世界的逻辑必然。

摘要：历史教科书是历史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课改以来，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取得累累硕果，主要有对课改新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对港澳台及国外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等方面。但是，在对国外历史教科书研究方面还存在研究国家范围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新课改；历史教科书；研究综述

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标志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迄今为止，十年过去了，我们在历史课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作为历史课程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教科书改革，其成果也非常显著，这是值得肯定的。在历史教育领域中，我国各界人士对于历史教科书的观点更是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新课改以来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总结和反思，更是具有现实意义。

一、对论文成果的综述

（一）对课改新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介绍

自国家实行一标多本以来，研究的论文相当多，特别是2001年课程改革实施以来，这方面的成果更加丰硕，现将课改以来对新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简单介绍如下：在关于教科书编制理论方面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多从教科书的编制理论、历史观、编制原则等方面来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提出各自的观点。其中，研究历史教科书逻辑关系的有黄牧航的《论中学历史教材的逻辑结构》（《历史教学》，2003年6期）一文，文章强调“任何一个学科的中学教材都必然包含三种逻辑：学科体系逻辑、学生学习心理逻辑和教材编写逻辑，历史教材也不例外。” [1]在关于历史教科书内容体系的研究方面，学者多从教科书的整体内容或对某一具体的内容来对我国课改新教科书进行研究。其中，对某一具体内容进行分析的文章，则多是从反映某一具体意识的内容出发进行论述，比如教科书的内容反映了或缺乏了女性角色意识、环境意识、爱国意识等等，如宋纹的《“大‘少数民族主义’”》（《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11期）。在对于历史教科书使用的研究方面，学者多从新课改的教育理念出发，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材观，树立新的教材观，改变传统的“教教材”的教材使用方式，树立新的“用教材教”的方式。比如说，张洁在《历史教学》（2005年9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新课改下历史教科书使用问题》的文章，文章指出：“在新课标的指导下，我们教师应该科学地看待新教材，创造性地使用新教材，不唯书，不唯上，积极地开发和利用有效的教学资源，转变师生的教与学的方式，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和发展。” [2]在国内对于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比较的研究方面，学者多对不同历史教科书的某一结构进行比较，或者对不同历史教科书的某一内容进行比较，更有甚者，则对不同历史教科书的整体进行比较。比如，硕士学位论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戴昌保）则是从教科书的结构、内容、活动课的设计等等方面来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实验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进行整体的比较研究。在对于历史教科书结构的研究方面，有的学者研究教科书的某一结构，也有的学者则对于教科书的整体结构作系统的研究。其中，在对历史教科书的整体结构进行研究方面，学者多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把教科书的结构分为课文系统和课文辅助系统，然后对这些结构进行功能分析。比如说，硕士学位论文《中学历史教科书课文辅助系统研究》（钟杰，2006年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就是以系统论为支撑，并把中学历史教科书课文辅助系统分为导学系统、图料系统和巩固系统，并对这三大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文章对具体的例子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用性极强的设计案例。但是，有的学者不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研究历史教科书的整体的结构的。比如说，硕士学位论文《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设计理念与组织结构初探》（张耀辉，2011年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则是从新课改背景下历史教科书的功能定位出发，深入分析为了达成历史教育教学功能和价值最优化的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教科书结构。这些研究无疑对现阶段新课改中的处于一线的历史教师的教学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二）对港、澳、台和国外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介绍

在当前研究历史教科书的热潮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中外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特点有所了解，而且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教科书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解决措施，从而推动我国历史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学者除了对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还对国外的教科书进行研究，在对国外的历史教科书研究的论文中，研究英国、美国、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比较多。在对英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如《史料在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应用初探——以HODDER教育版、牛津版和剑桥版为例》（2011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在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美国高中历史教科书结构研究——以McGraw-Hill版和Prentice Hall版为例》（2010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学生版以及教师版的结构均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分析其结构特点及启示，打破了以往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研究中未见对教师版研究的局面。还有的论文主要研究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史料运用情况，如《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史料运用研究——以为例》（2011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还有一些论文主要进行中美两国历史教科书的比较，其中，有的论文偏重教科书内容的比较，如《中美两国历史教科书比较——以“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章节为例》（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也有的论文偏重对中美历史教科书对课程目标的体现的比较研究，如《中美两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课程目标中的体现比较——以两国的独立解放战争为例》（2011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在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从笔者目前找到的论文资料来看，笔者发现这些文章多是从日本历史教科书擅改历史史实和由此体现军国主义思想的残留等等这些问题出发，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影响的，如《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根源探析》（2008年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还有在《日本教科书审定历史观浅析》（2008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中也有就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分析，然后批判了该教科书的指导思想自由主义史观。另外，有的学者对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包括对教科书的结构、内容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研究，来为更加能体现新课程理念的学本化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提出具有启发性的建议、意见，这方面的文章有很多。其中，《当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研究》（2004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主要运用系统论的原理对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结构变化做了纵、横向的比较研究，并探讨了其变化的原因和提出了作者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设计的一些构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涉及到新加坡历史教科书的有李晓康所写的《新加坡历史教育与政治发展》（《公共管理研究》第9卷）的文章，文章“通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加坡历史教育课程的发展，以及在80年代以后政府编撰的初中新加坡历史教科书的演变，探讨历史教育与新加坡人的国家身份认同变化的关系” [3]，从而“探讨历史教育作为当地国民教育计划核心部分对新加坡政府维持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3]在这篇文章中所涉及到的新加坡历史教科书部分也只是讲到教科书的内容根据不同时期政治的需要而侧重点不同，而没有涉及教科书的结构问题。从国内对港、澳、台和国外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情况来看，对历史教科书结构的研究多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把历史教科书的结构分为课文系统及课文辅助系统来分析的。

中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需要如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目录等专门领域的学术训练与修养，这些专业性极强的训练非一日之功，并不是一般利用历史文献的学者所都具备的。正是基于这些学术训练，历史文献研究与整理工作为历史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最可靠的基础。按照正常的知识分类和学科构架，历史文献学以及从事相关的整理与研究者理应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事实上中国历史文献学长期以来处在中国历史研究学科中的边缘，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常常被视为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历史学研究方法、视点与对象发生很大转变，信息技术（IT）高度发达与全球化进展迅速的今天，我们在学科分类与学术研究领域中被边缘化的感觉也许比以前更为强烈。

这种现状能否改变？我个人的回答比较悲观。因为在崇拜GDP和货币数量，重视感官享受与现实利益，忽视文化发展和人的精神品位的当下，过去长期被视为传统“显学”的历史学科早已风光不再，单凭历史文献学自身的努力不可能改变被边缘化的局面，而且现代学术的发展已经开拓了相当多的学术领域和门类，这一趋势并没有衰减，在学术领域不断拓展和扩张、知识分类处于漂移的状态下，传统学科的裂变、领地被蚕食、在知识结构中位置重组、甚至被边缘化也毫不足奇。即便没有发生学术研究领域的重大变化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也不意味着中国历史文献学今后不需自身的努力和改进，就可以维持现在的状态和规模。以下，对一个每天都与历史文献打交道，但基本是历史文献学门外汉的我，想借张舜徽先生曾经强调的“读无字书”为题，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从历史文献学的外侧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将来进行思考，下面的粗浅想法一部分超出了自己的学术训练，一部分是外行的隔靴搔痒，诸多不妥和错舛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有字书：“汉字帝国主义”

在讨论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论著中，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历史文献学处理的对象是王朝时期的文字记录，即自有甲骨文以来的各种材料记录的文字资料。这里所说的王朝，其下限虽为清朝，但除少数文献以外，清末以来的文字资料大多通俗易懂，通常在历史文献学研究整理的视线之外。

中国在约3500年间积累起来的文字资料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数量庞大。但几千年积累的总量实际上不如20世纪的后50年，甚至不如21世纪最初的10年之多。能留下的王朝时代的文字资料主要是各个时代的精英制作、整理的。留存至今的文字资料又多是经过人为筛选与处理，以及战火、自然灾害、风雨岁月淘汰过的。在人为的筛选过程中，文字资料基本纳入了经史子集这一传统分类框架中，经典受到特别关注。这些文字资料的内容当然包罗万象，但我们可以视其为社会精英的文化成果。

迄今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主要建立在由各个时代的精英俯视社会群氓以及仰视远古圣贤姿势下制作出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与文献整理中，汉字、古代汉语资料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元朝、清朝，我们也基本忽视了处于王朝和政权中枢位置的皇帝、大臣们的蒙古和满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在地理上位居边陲、历史上与中原王朝一直有极为复杂的战和、经济交易、文化交流关系的边疆地区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研究整理似与中国历史文献学无缘，主要被归类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另外，汉译佛教在整个宗教史、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我们研究、整理的仍然是汉字资料，挑战梵文（Sanskrit）转换成古汉语过程的高难度研究或为仅见。在考虑过去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特征时，也许可以说，“汉字帝国主义”这一隐形的庞然大物实际上画地为牢，影响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整理的展开。

二、“六经皆史”与“日常性”结构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期这数十年，随着电讯技术、信息处理与传递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地区，普通的个人已不再受“君子德风，小民德草”这类身份与社会功能的认识局限而被忽视，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

摘 要 不断探索符合形势的教学形式，是每个时代的教学要求。高校思政课中，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教学形式，现在也面临着不断改革的问题。现探索在课程讲述的基础上，尝试以打造地方特色主义的历史品牌、开展以学生为主动性的历史社会实践、重塑内外兼修的参观教育、把握好重大节日以及培养学生的良好阅读习惯等教学形式，来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的公共课教育内容，以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 教学形式 改革

Abstract To explore with the situation of the teaching form is required for each time.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rriculum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eaching form， now also have to face the issue of reform. We explore the forms of teaching in the basic courses about， trying to build the local historical brand， carry out take the student as the history of social practice initiative， visit education remodeling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a good grasp of the major festival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good habit of reading and other forms of teaching，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content China public course in modern histor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Keywords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eaching mode； reform

高校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教学形式，现今大多局限课堂讲授与简单的社会实践，辅之以参观历史博物馆、历史纪念地等途径。单一的教学形式，教学效果差，无法引起学生对历史教育的兴趣，从而导致更多的忽视历史、不懂历史的青年学生出现，这不利于我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利于实现中国梦。改革思政课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教学形式，能在很大程度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特别是对大是大非的问题，有正确的立场定位。

1 打造地方特色主义的历史品牌

随着互联网信息日渐发展，人们似乎以及习惯快速地接纳信息。速度上砹耍人们接触的面广了，但深度却远远落后了，甚至连内容的真伪都无法分辨。这给高校带来很大的挑战。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把学习的范围缩小，以此来吸引和提高大学生关注历史的兴趣。在已有的教学里，便有这样的教学形式。广东西部湛江市集合本地的几大传统特色文化，以本地的特色命名为――“湛江红土文化”。同时，当地一所高校成立了专门的学习队伍――“历史知识服务队”。每年特意为宣传当地的“红土文化”而举行节日庆典，以鲜活的形式展现本地的历史文化。这个节日和文化，在当地有较高的名气，同时，在大学校园里，也加深了学生对该城市的历史文化了解。有些学生受此影响，自发在大学内成立调研小组回家乡，也为自己的家乡特色文化贡献力量。建议各地高校可以效仿，总结本地或者本省的特色文化，形成系统的文化内容，成立宣传节日。招聘大学生志愿者，让更多学生参与到此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还可以举行相关历史文化比赛，以此提高历史教育的效果，培养学生的正确历史观和爱国爱乡情操。

一、亚洲音乐的史料及其性质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摘 要： 日本是我国的近邻，自古以来，中日两国文化就有着密切交流，灿烂的中国文化曾经在日本历史进程和日本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探讨日本文化可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理解，也可以通过研究日本文化发掘中国文化的历史痕迹，据此探索和评价中国文化。此外，近代以来，日本继承传统文化和积极摄取外来文化，促进了近代社会的迅速发展，从文化方面探讨这些问题，也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启示。本文结合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谈谈对日本文化研究的理解及现今日本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关键词： 日本文化 民俗学 历史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法

日本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日本民族文化，一般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和规律都可以运用于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但日本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因此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要研究日本文化整个体系和其中的各个文化要素。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的代代相习的社会世相。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集中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及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征，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原动力。中日两国有着相邻的地域关系和相似的人文传统，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而且中日两国文化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从现存的很多文化表象来看，日本和中国的民俗文化有很多共同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揭示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日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1.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民俗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广泛，今天在有些国家已经延伸到全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民俗学既是一门现在之学，又是一门历史之学。它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过程的考察。19世纪，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在日本，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日本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形成的。

1.1柳田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界习惯于把柳田国男提倡、指导和实践的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柳田民俗学的基本立场是阐明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文化变迁。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即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是通过对从全国各地采集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日本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正如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所评价的那样：“柳田国男把民俗学置于历史科学之中，一贯采用了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他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和《国史与民俗学》等主要民俗学论著中，贯穿着他对民俗学与史学关系的思考和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把民俗学放在历史科学范畴中，用历史研究方法采集、整理、分类和研究民俗学。柳田国男指出，民俗学是在历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和独立的学科。并且民俗学是为了弥补史学中存在的缺陷，解决历史学无法处理的问题而产生的学科。

一、亚洲音乐的史料及其性质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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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洲音乐的史料及其性质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近日购读《王向远著作集》10卷本（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10），颇有感触。45岁的王向远教授是搞文学研究出身的人，但他的文学研究却能打通古今，兼顾中外，跨越文学与非文学学科，显示出一种“大文学”的开阔视野。收在著作集第一卷中的处女作《东方文学史通论》，就已形成了“文化学的文学观”，从而“获得了一个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见陶德臻教授初版序）。收在第二卷的《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史》，不仅首次呈现了中国的东方文学学术史的历程，也体现了将东方学、东方文学、比较文学、翻译文学、学术史学等多学科相交叉的研究方法。收在第三卷的《日本文学汉译史》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交叉的角度展开研究，开辟了“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作为我国第一部国别的“翻译文学史”著作，为“翻译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中国文学史”开了先路。收在第四卷的《中国题材文学史》，第一次为日本文学中的“中国题材”写出了一部厚厚的史书，而这些“中国题材”涉及到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文艺等多方面，远远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实际上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呈现了历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收在第五卷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是作者十几年前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年林非先生称它“确乎是一篇相当优秀和成熟的博士学位论著”，王富仁先生也认为该书是“近年来博士学位论文中少数几篇最突出的学位论文中的一篇”。获得如此评价的原因之一恐怕也是本书所具有的开阔学术视野与跨文化眼光。收在第六卷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作为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学术史书，显示了作者对四五百部相关著作与上万篇相关论文的如数家珍的熟稔程度，作者曾响亮提出：在中文系，“‘学术史’的课程与教学，应该与‘文学史’同等重要；对学者和学术论著的研究，应该与作家作品研究同等重要”。在这样的教育学、文学史学与学术史学相交叉的宽阔视阈中，以作家作品讲读为内容的传统的中文系课程体系可望得到极大地补充与更新。收在第七卷的《比较文学学科论》，表明作者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控制，构筑带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努力；坚实的中西理论与中外文学史、学术史的修养，使作者很大程度地实现了这一目标。收在第八卷的《翻译文学研究》中的《翻译文学导论》一书，是我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翻译文学原理类著作，作者提出应以“翻译文学理论”来补充修正传统的“文学概论”体系的缺憾，显示了他的“翻译文学理论”的建构也具备了“文艺学”和“文学理论”的大视野。而收在本卷的另一部书《中国文学翻译九大论争》，则首次将文学翻译的论争史纳入了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论争史的大语境中。

《王向远著作集》所显示的广阔的学术视野不仅体现在上述东方文学、日本文学、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文学等学术领域的开拓与建构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作者进一步将研究范围从文学进一步扩大到历史学、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第九卷《日本侵华史研究》收录了《“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和《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两部著作，单行本出版时曾在全国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很大反响，原因之一是作者以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角度切入了日本侵华史研究，发现并开拓了一般历史学者所忽略的领域，从而填补了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空白。而第十卷所收录的《日本右翼历史观批判研究》，则进一步由历史学领域延伸到了当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了。

十卷本的《王向远著作集》显示出作者在文学学科内不断寻求范畴的突破和视野的扩大，他对长期被忽视的东方文学、翻译文学的研究，对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弘扬，对文学学术史的撰写及其在学科教育中的作用的强调，都突破了以往文学研究的狭隘性，显示了“大文学”的视野，从而写出了一部部填补空白的创新性的著作。而对日本侵华史及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开拓，更体现了作者突破学科壁垒，以学术研究贴近和解决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主张。而这一切，对当今的文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都具有相当的启发性。